悦读是一种趣味

    回来的时候想了个句子,叫“半世飘零一襟风月”但还没有下句,谁知道,请告诉我。
    闲话少说,明天报纸出《悦读》第一期了,写了个前言,放上来。叫做,悦读是一种趣味:
     因为版面等原因,很久没有做“悦读”了,期间有不少朋友询问,其实,作为“悦读”本身来说,并不是定期的专题,有则出,无则不出。
    其间,我参加过多次青岛文化圈子的聚会,谈及时下阅读状态,朋友们无不说,大学期间是培养阅读兴趣的最好时机,等毕业后尘世碌碌,想读书作文,恐怕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教思想政治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趁着大学多读书,否则,大学没有能力读完的书,恐怕这一辈子你也别想读完了。当时觉得,可能这只是老师故作惊人之语,没有想到毕业后的种种经历却为他言中,不由感慨良多。所以时下长于上网游戏及逛街的同学不妨拿些时间来读些书吧,免得到时后悔。
     有人说,理工科的学生不需要读多少书,其实大错。读书原非工具,并没有谁需要读,谁不需要读这一说,读书只是一种趣味而已。恰恰有时相反,许多理工科的学生读书远远的超过文科,文章写的也比文科学生好,所以,专业不是借口,找借口麻烦找点别的吧。
     时间和心情也不是借口,舒芜先生在《文革中读列宁》中回忆,他在文革之中,无事可做,“以待罪之身,只能小心翼翼地埋头读书”,如是说来,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文革还有其风雅的一面,还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以及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再笔》也是在此间完成。丰子恺更是在凌晨秘密写作,书中没有时代的疯狂喧嚣,反而崇尚自然、温和含蓄记录下内心真实的声音。
     阅读是最不受制约的活动,具象的头颅和隐形的思想,是其庇护之所,由于它的存在,头脑受到尊重,智慧也不再多余和卑微。
     于是,鉴于目前出版物的生硬和面目可憎,在主编先生的支持之下,每月用一个版面的时间,推出阅读专刊,因为力求文字的生动以及有所思考,故名之为“悦读”。诸君如有文章,尽可砸来,编者当一一回复,发表其次,交流第一。
     是为前言。]]>

原本我以为这期南周做的是巴金的专题

    看南周张英的博客,说是这个周四也就是今天,值得期待,于是今天早上采访回来就去买了一份,一看不是,还是做飞天更多一些,巴金只是3个版。
    擅长出特刊的南周都没有为敢说真话的巴金来出一个特刊的话,那么巴金是很难享受到特刊或者是号外的待遇了,最多的是《成都晚报》,他们出了100个版,这是因为巴金生在成都,因为这个这份报纸也值得尊敬了。
    目前我说知道的只有如下报纸为巴金出了专版《成都晚报》、《晶报》、《新京报》、《南方周末》……
    其实按照巴金的级别以及影响,南周一样的报纸,如果出一个完整的纪念特刊,就如同朱鎔基离任时候的特刊以及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所做的特刊一样,是十分有意义并且也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同时我想发行、广告等也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害怕有关部门为巴金的纪念定了调子,这是很头疼的事情。
    要是巴金的专题做的话怎么做呢?生平、当事人的回忆还有纪念文章以及作品评论?有些俗了。找些新的角度吧,比如新生活这一次做就打算做巴金和青岛的相关故事,其实这虽然有点牵强,但还算本地化一点,但要策划专期的话可以找我啊,我保证做的漂亮。可惜我们报纸不做,甚至连相关文字都没有,前几天领导说了,咱们又不是文化类报纸,是不是有些无奈?
    昨天晚上在宿舍看香港《文汇报》,内地很少见这样的报纸了,很有意思,同样是中文,无论是版式还是内容上出来竟然不是一个效果,甚至封面都是一个大的广告,可能内地报纸如果谁家的封面是如此大的广告的话,可能会被骂死的,穷疯了,而在香港的很多报纸都是这样。还有他们的图片拍的也很到位,没有特意的追求什么,很有冲击力。
    关于离开还是留守以及鸡肋还是肥肉一直是一个话题,现在以及在机会到来之前我不想思考,做好当下的,坦然一些,这很重要,同时我不说话,当然也很讨厌别人说话。

后来见到记者张英的原文,附下
陈丹晨谈巴金:一个真实的巴金
 
本报记者   张英
 
陈丹晨,曾任《中国文学》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总编辑,巴金研究专家,主要著作《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出版以后,在文坛引起极大反响。
在不同的时期内,陈丹晨曾经与巴金有过两次长时间的谈话。第一次是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金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陈丹晨和巴老女儿李小林朝夕相伴,相处18天。另一次是在1993年,病中的巴金赴杭州养病,陈丹晨陪在他身边达12天。
李小林称陈丹晨是“爸爸的小朋友”,认为他是近年与巴金相处时间、交谈时间最长的人。难能可贵的是,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和作为巴金研究专家,在与巴金进行谈话时,陈丹晨使用了录音机和笔记本,忠实记录了一个真实的巴金。
“当时我怕他身体不好,每天只聊一个小时左右,是很随便地谈天。这些内容我都整理出来了,有的已经写进我的书里,有的东西还不适宜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丹晨回忆说。
 
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意
 
记者:一个真实的巴金是什么样的?我们想了解巴老真实的一面,这对了解巴老是很有好处的,会使许多误解得不到澄清。
陈丹晨:对,现在对巴老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总的说来,还是很含糊的。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没有经历文革、49年以后不在大陆生活的人,他们没有这种经验和体会。八、九十年代我去海外,碰到一些海外华人,他们问:共产党在文革中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你们为什么没有怨言?或者说为什么那么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像一些元帅比如陈毅等,在国民党前不愧为英雄,但在毛泽东面前却为什么不反抗,总是不断检讨自己?
我们的知识分子,早期有像鲁迅那样在刺刀下写作的人,现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反抗?这些问题离开了具体的环境就无法解答。巴老的问题也是一样,也有历史环境的因素,一些不懂这个因素的人就不理解。
另外一个是巴老自己的原因,他晚年的思想很多已经体现在《随想录》中。很多人没有看或者没有仔细看这本书。一些人稀里糊涂地去参加研讨会,没有看原著,也能讲上半个小时。他不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写一部文革通史或者理论著作,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文学家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提出并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如反思文学、自我拷问等。如果一个作家能做好其中一件事已经不简单。
像自我拷问,比如余秋雨,如果他是个普通人,这个问题就不值得谈。很多人都曾指出,忏悔不是共产党要求写自我检讨,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忏悔出自自我内心的需要,是在道德层面上的。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以前写了不好的文章,内心也会感到需要忏悔,但是他不说出来也可以,没有人强迫他,活着说美人会注意;但是余秋雨不同,他名声太大,算是个历史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点一滴都会受到关注。
现在没有几个人在做真正的忏悔。我们说日本人赖账、不承认历史,但中国人自己有做过多少事?现在都不谈了。
记者:很多人对他的作品评价不高,解放以后,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聊过关于创作的问题吗?
陈丹晨:有。他在杭州谈到:解放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但是没写出来。巴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除了写作,不会做别的。他不写就心里不踏实,因为老开会,写不出东西来。有的作家开会开入迷了也有,他们就再也写不出来了。也有的本身就没有什么成就,混混而已。
巴金对写作是很痴情的。年轻时可以一个跑到一家偏僻的旅店就着煤油灯用毛笔写作,可以不要稿费,完全是旧式文人的痴情。他的14卷文集12卷写于49年以前。49年以后则进入创作的停滞期,只有一些散文和应景性文字,像纪念国庆节之类的,有几年甚至是空白的。其实他在解放前就有了构思,想写从家里出来后进入社会这一段,但是他后来被划为右派,更加无从下手,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构思。因此他说:50年代以来我一直想写,但是不敢写,不知道怎么写。
记者:是写出来发表不了呢?还是怕发表后受批判?
陈丹晨:两个都有。如果放开地写,就可能发表不了或者受批判。巴老在1949年以后一直受批评,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当时丁玲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北京文学青年的座谈会上就说:巴金的书看似革命,其实是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你们还是应该看新文艺。后来上面针对他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无政府主义。
1946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见到巴金时说:我知道,你曾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我年轻时也相信过。后来有人就说,毛主席曾关心过你这个问题,你现在要不要批判无政府主义?也是因为巴老的影响太大,他的作品在解放后还很受欢迎,于是人们就特别注意他。用过去的话说是给他的作品消毒,用正面的话说,是怎样引导青年正确地阅读他的作品,就这么一个问题。解放后他的书除了《家》《春》《秋》外基本上都没有出版。
丁玲和其他几个人安排他到农村改造。冯雪峰为完成任务写了一篇文章,对他既有肯定又有批判。这时情况还好。到了1958年姚文元等几个在《文学青年》等一些青年刊物上围攻他,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这还不是周扬等主流攻击他,而是姚文元等左派容不下他。周扬来因为他的影响大,还是希望能团结他的。1958年以后整个政府走上了极端的道路,直到1962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然后样板戏之类的出来了,一直到文革。在这种环境下,巴金没敢写什么东西。
记者:在文革结束后巴金、曹禺都想写小说,但为什么都没写?
陈丹晨:文革以后,很多老作家受了很多苦,但是没写出什么东西来。原因很多,一个是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如以前;另一个是老作家不像年轻时那么敢闯,很多禁区不敢进去。也有的写了,像艾芜写了一个长篇,沙汀有一些中篇,但影响不如年轻时候。
巴金曾想以萧姗为题材写一部小说,题目叫《一双美丽的眼睛》。但据他自己说,开头了几千字,不满意,撕了。80年代又想写,但他说:不着急,慢慢写,现在写了,又发表不了。他是想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全都写出来。60年代他到成都住了三年,成都市长提供很好的环境,他写了很多抗美援朝的小说。他在那时也一直想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他有这个想法,想跟他订合同。他说,等我写好了再给你,定了合同,我怕没办法兑现。后来这就成了一个没有实现的夙愿。
巴金虽然没有写出小说,但有《随想录》,也有点安慰。他对读者的冲击有两次,一次是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一次是八十年代的《随想录》,都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很大影响。但一个问题是,《随想录》是在香港陆续把表的,真正造成影响是在86年全部写完以后。他的意义在于促使了全民族的反思。
在创作上巴金对自己不满意,说自己没什么成功的辉煌。在校对全集时说:我觉得可以砍掉一半,一半还可以,一半是不怎样的。1993年他曾对我说:我有感情要泻,有话要说,但是生活不能自理,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很苦恼。
在给一个小学生的回信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我今年87岁,今天我回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上成功,我就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走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
 
不想当官却当了官
 
记者:说说巴老复出参加那次文代会的情况吧。
陈丹晨:1978年文联恢复活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控诉四人帮,并决定恢复文联、作协和《文艺报》。1979年文学艺术界代表召开文代会,同时各界代表也召开会议。
1984年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巴老没参加,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是由我起草的。1978年那次会议没有引起很大影响,我也不太了解,不敢乱说。1979年的会议是在1978年的基础上召开的,谈了很多创作问题,巴老提出了“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在那次讲话中,关于宪法、创作等问题都谈到了,但是大家都很赞同巴老的意见,因此他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引起麻烦的是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文坛上第一次反自由化,批《苦恋》。但这个苗头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赵丹去世前在医院里讲了一段话,其中有两句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巴老就这句话进行发挥,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说:我埋在心里很久的话,赵丹把它说出来了,我很同意。当时很多报纸批判赵丹的话是反党言论。不久另一个著名演员金山去世,他在临死前表达了对党的忠诚。两人的追悼会规模由此又有很多差异。巴老对这次风波发表了一些言论。
记者:很多人对他当官有看法,他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陈丹晨:我个人认为,当官对他没什么好处。他不愿意也不需要这个政治身份。他健康状态不好,在100岁时还让他做主席,老百姓自然有议论,这是很正常的。
巴老在当作协主席时对我说:“我不想当主席,我当个会员就可以。”巴老不愿做官,一个原因是他对写作的那种旧式文人的痴迷,另一个是他年轻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对其有过研究,这在他心里是扎了根的,但他同时又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不至于让他的无政府主义超越道德法律。他的小说中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自我约束是很严格的。
巴老在上海文联时在给别人的信里也说,上海的事我完全不管了,又只有几个头头来坐坐,只有开会的时候叫他去一下。1983年他当了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他的腿摔伤了,就没去过北京。他当了政协主席就一直没有去北京开过会。
1984年春天去了东京,日本的井上靖来了三次请他。那年秋天在香港的时候,巴老对我说,明年去一次北京,去与叶圣陶等北京的老朋友告别。之后他就再也没去过北京。后来政协有一次开会,巴老不愿去,那次会议就在上海开了,他倒也不好说什么。
记者:为建“文革”博物馆,巴老上书胡耀邦的事您了解吗?
陈丹晨:不,那次巴老是为了文学馆的事 ,文学馆与文革博物馆不是同时提出的。1978年巴老在香港《大公报》上陆续发表《随想录》,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修建文学馆的事。他一方面有感于文革对作家的破害,许多珍贵的书籍、文稿、手迹都遗失了;另一方面是1979年他曾到法国、日本,看见两国对汉文化的保护非常得力,深为震撼;尤其是在日本,他看到一座非政府出资修建的近代文学馆,很是羡慕。
回国后巴老就觉得中国也应该有一座文学馆,当时他并不要求依赖政府,而由作家自己出资修建。这种思想后来就写到了文章里。这个建议由作协的孔罗深传达给茅盾等作家,受到海内外作家的热烈回应。但是修建文学馆需要有房子,而当时房子都是公家的,就这事1983年他跟胡乔木接触过。1981年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并请他吃饭,可能巴老也当面向胡耀邦反映过文学馆的事。但是说他为两馆上书胡耀邦,我没有印象。
记者:巴老建设“文革”博物馆是基于什么想法?在什么时候下提出来的?
陈丹晨:建设“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要比建设现代文学馆的建议晚得多,大概是在写《随想录》第四卷的时候。这也涉及到他对文革的态度。巴老一直坚持反思文革,抓住不放文革不放,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痛定思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步一步地认识文革的。最早他认识到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迫害;随后他又认识到文革决不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比如他问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做什么?最后他由反思文革再到反思自己。解放初的时候,巴老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参观了奥茨威集中营纪念馆和别的一些地方,这次参观给他很大的震撼。德国人把集中营改为纪念馆以警戒后人,说明他们对历史采取一种正视的态度,那么他就问,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正视我们的历史,以免重蹈历史的悲剧?
同样的思想他后来写过几篇文章,一篇是1996年的《纪念》,提出为什么现在没人来记念文革?文革博物馆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忌讳,也没有很大反响。有人在文章中略微提一笔,表示赞同。专门的文章是没有的。官方也没有任何的回应。有人说,文革博物馆应该是文学馆的一部分,搞好文学馆就可以了。巴老自己也没有像筹建文学馆那样马上付诸行动,只是在文章中提到好几次。
但是有些人反对这么做。1980年代初有文件提到要少写文革,少写阴暗面,多写光明面,1949年以来歌德——也就是歌功颂德——与暴露的论争再一次热起来。
《新民晚报》的记者受巴老的启发,开了一个专栏,叫《文革轶事》,目的是为了教育一些文革盲。巴老应邀请写了一篇300字的短文《没有神》。文章发表后,这个专栏就被上面停办。这事也说明当时有些人不愿意讲文革。巴老自己也有亲身体会。1981年还是1982 年他的一篇关于鲁迅精神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这份报纸是我们这边政治机构办的,把巴老文章中关于文革的话全部删掉。巴老很愤怒,质责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一个老作家。后来事情反映到上面,他们向巴老道了歉,说,你们要改巴老的文章,也应该先和他打个招呼。最后就这么和稀泥过去了。巴老坚持讲文革招到左派的不满。
1986年年底,在中央党校会议上,上海和北京的宣传部门领导先是不点名、是点名地批评巴老,这种事在整个80年代就没有停过。80年代是非常不平静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充满了斗争。有些人不理解巴老为什么老提到文革,也有些人觉得他讲得不深。巴老提出了讲真话的观点,他以此为题的文章就有7篇,有一个集子就叫《真话集》。在一封信里他说:我这几年浪费了很多时间,我感到很痛心,但值得安慰的是,我提出了讲真话。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南方有个林先生说巴老的这个命题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水平,但是巴老为这个命题却遭受了各种打击。直到1991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讲真话》,说,讲真话也要看是谁的真话,、哪个阶级的真话,我们要将的是真理,而不是真话。这篇文章完全是屁话。在造假成风的今天,讲真话不仅仅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修养,也是一个国民性问题。巴老不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解析了精神文化某一方面,一个普遍的国民心理问题。
记者:文艺界应该“无为而治”是胡耀邦的观点吗?
陈丹晨:是陈毅在1962年在广州提出的。1958年搞大跃进,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62年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经济和文化艺术都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作报告。陈毅的报告中提到要尊重知识分子,评判了一些干部什么都不懂还什么都要管,还不如让知识分子自己去搞,无为而治。
这个报告在1979年 的《文艺报》上首次全文发表,成为批判四人帮的武器。巴老很赞成这个文章,当时赵丹等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深感文学艺术被管得太严。胡乔木却提倡有为而治。
巴老和胡乔木关系很好,但是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例如这个无为而治,他们当面争执过,写信也讨论过。胡乔木甚至连评判带劝要他放弃这个观点,但巴老说,就让我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观点吧。胡乔木很不高兴,这个小插曲影响到政协的选举。因为是上面的事,具体的细节我也不了解。
过去作协的党总书记冯牧是当时的《文艺报》主编,不让我发表一篇关于巴老的文章,他也承认,我的文章只是介绍性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胡乔木刚找过他们谈话,说如果要推荐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们宁可推荐艾青、沈从文,也不推荐巴老。冯牧还说,有些话不能对我讲。
我觉得当时情况好像很严重,但胡乔木具体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冯牧还说,在选举政协副主席时,胡乔木也反对巴老,尤其反对他以文艺界人士当选,理由可能还是上面那些,也就是跟党的意见不一致。后来胡耀邦任总书记,比较支持巴老,在双方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他提出听听上海市委的意见。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还是在政治上肯定了巴老。这样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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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杂书过眼录

    晚饭的时候回来,见门外地摊上有陈白尘《五十年集》,旧书,但品相尚可,4元买了下来,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当时印数9600。陈白尘,(1908年3月-1994年5月)原名陈增鸿、陈征鸿。江苏淮阴人,剧作家,1937年后相继参加组织上海影人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等戏剧团体,并在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大学等校执教。1947年任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编导主任,建国后历任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长,文化部剧本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协秘书长、书记处书记。1957年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0年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1981年后出版《陈白尘剧作选》,散文集《五十年集》以及回忆录《云梦断忆》、《寂寞的童年》等。他还曾经在曲阜呆过,祥见李钧先生的文章。
    昨天买了过期的《凤凰周刊》,里面是《官方民间沟通程序化,大陆智囊的民间生态》、《谁能监督省委书记》、《清华大学教师造假风波》、《大陆高校学者腐败常规化》等我所关注的内容,并且下期报纸我可能做非法学术期刊的专题,希望在阅读中能够有用。无论怎么说《凤凰周刊》上还能看到一些大陆媒体所不能看到的文字,可以做开阔眼界只用,至于人文关怀,就不如《南方人物周刊了》。
    买最新一期《福布斯》,这本杂志看的不如中文版的《财富》多,在内陆,看港版杂志太难了,其中本期《福布斯》上做了专题是“2005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其中有青岛,作为“流动的枢纽”来说。看得出来其写作者的视角独特,我们内地的记者写多了的就是青岛的三架马车——海尔、海信以及青啤,忽视的是作为这个岛城在运输中的地位。以及青岛市在2005年上半年中,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5%,高于全市平均涨幅18.3%。其实在青岛还可以做的一个题目就是“民营青岛”,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题。
    两天前收到《soho小报》,这是常规性收到的杂志,办的确实不错,不知道帮王音先生订阅的收到没有。这几天常规性的购买报刊还有《齐鲁周刊》、《半岛新生活》,其实这两分杂志是做研究只用,看看其风格如何,走向如何。报纸不少,大多一翻就扔,仔细看了《曲阜师大报》,师弟师妹们的文字,仔细的读了一遍,全然没有当年的感觉,只是老五的文章多了起来,一直没有好意思问的是,那些编的故事到底是他写的还是他老婆写的。
    又及,见一图片,喜欢,贴上,最是花中偏爱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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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

    还有,沉迷网上总是什么事情也作不成,文字写不成,而看也看不成,互联网给人的惰性竟增加至此。 不过,互联网给人所带来的却又有言路的自由,遥想当日,安平先生可能建以网站或者只是做以论坛就可以提供一个言论的平台了,如同今日之天涯“关天茶社”。
    但可能就是当年有互联网的存在,储安平还是要办杂志的,这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情节,他们总是想用自己的言论来左右或者影响政府。在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内,《观察》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言论的平台,成为知识分子交流的刊物,颇受欢迎,但因抨击guomindang政府而遭到查封。当世之时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如此,以王世杰为核心的《现代评论》、以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以胡适为核心的《独立评论》、以储安平为核心的《观察》和以雷震为核心的《自由中国》也同样如此。
    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不畏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办这样一个刊物,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他提出四点精神:客观、理性、公平、自由。坚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大脑去想、用自己的笔杆去写。《观察》周刊坚持主见、客观报道、抨击时政,销量达到过十万份,这在金融大崩溃的年代简直算得上奇迹。
    而《观察》创办人储安平虽是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但因为生平文字甚少,且档案尚未公开,因此即便想给他作传的人很多,却无处着笔。解放后在那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身为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语出惊人:“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结果,1966年后,储安平便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至今也没回来。甚至老奸巨滑的康生都皱眉问道:“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从此关于他的研究成为一个迷,甚至包括生死,由于档案的未公开,一直到现在,储安平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甚至都存在争论。
    学者谢泳以研究西南联大和《观察》成名,谢泳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由点到面,从一个人到一本杂志,从一本杂志到一所大学再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但其对于《观察》的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单独结集出版,今天终于以这种形式面世,我们不妨看作是谢泳对于《观察》以及储安平研究的一个小结。谢泳行文平实,用资料说话少个人意气,但这本书里还是能感受到其努力隐藏的深刻的痛楚。我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

说说新创刊的《新鲁商》

    这本杂志从传说到现在出现已经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了,由原《齐鲁周刊》人马编,原周刊执行主编李强任主编、张炎炎、解学庆为首席编辑、李璐为首席记者。
    前段时间有《齐鲁周刊》分裂后的某人告诉我说这本杂志不出了,因为投资方对内容不看好,但现在又出现了,如此看来,如果这种传说是确切的话,那么这本杂志是经过妥协的结果,比如用“月度人物”来取代了专题“鲁商断代史”,而概念版是以鲁商断代史作为封面的。个人认为作为杂志是以专题形式出现比较好,而专题最好是头条,而试刊号封面的处理完全不如用“鲁商断代史”的好,因为周厚健的种种,其他财经媒体以及网络上到处都是,除非有什么事件发生,否则无法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并且选用的稿子还不是自己记者的一手稿件,那么作为读者与其花16块钱买本杂志倒不如去直接买本迟宇宙的《海信史》。虽然专题“鲁商断代史”的写作不是完全让人满意,但毕竟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至少能激起我的欲望。
    似乎专栏应该往后放吧,这样更合乎人的阅读习惯一些。别的先不说了。
    不过作为一本财经杂志《新鲁商》对于其目标读者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山东企业家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可能没有时间来阅读报刊,但杂志正式适合忙人的阅读物,只是不知道他们能否得到满足。虽然《新鲁商》的特约主笔队伍是如此的强大,但终究没有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