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昨天老婆大人来青岛视察，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我开始不参加一切吃饭喝酒泡吧聊天等活动了，有这方面愿望的在最近就不用浪费电话费找我了，不但是领导视察期间，就是以后也不打算过多的参加此类活动，谢谢。

第二，手机出了问题，直接成了座机，如果谁想找我的话就不用发短信了，直接打电话即可。或者发电子邮件，我会当天回复。至于什么时候短信能用，要看我哪天考虑好是CDMA好还是移动联通好，这是个哲学问题，估计不是一两天能考虑好的。

第三，有杂志或者报纸的，新年期间可以做一个策划，叫做XXX（在此欠奉），这个策划要比新年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新年去哪里吃饭，新年穿什么袜子、新年去哪里约会、新年去哪里旅游、新年去哪里滑雪、新年去哪里看电影、新年去哪里做美容、新年去哪里嫖娼……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好的多，你天天做这个难道自己不觉得烦？想要的给我发邮件，但也不是无偿。

第四，从现在起到新年，要写一点计划中的东西，所以不接受一切工作之类的任务，当然，因为本人比较缺钱，如有约稿，稿费多的话可以考虑，要是少就算了，不够忙活，谢谢理解，如有合约在先，宁愿赔钱，祝所有的人快乐。

第五，周末在书城看到《最小说》的正式版，这几个孩子很有创意，值得表扬，但是这本杂志书确实有可以模仿甚至超越的地方，有朋友说出版社现在印刷30万册都供不应求，不知道真假，若是真的，可怜的孩子们天天吃这个长大，真的很难想象。

第六，这两天读《资治通鉴》，发现我的古文竟然一如既往的好，自己称赞一下，看来以后要“书不读秦汉以下”了？但是一开始就觉得司马光在胡说八道，开篇就什么礼什么序的，什么玩意。不过挺佩服司马先生的毅力，这么些文字，还要用这一套灌输进去，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更何况当年还没有稿费。

朋友今年毕业，让我帮投简历，我问了一下人事处，说是今年要三个辅导员，简历收到了2000多份，全部是研究生。

以前总说本科生找工作难，今年轮到了研究生，新闻上说，广东研究生就业率首次低于本科生。要我说，现在研究生就业率低分明是心态问题，你要研究生去应聘一下本科生的岗位试试？问题是他们不屑于这些低层次的岗位，现在研究生的就业目标是高校、公务员等所谓的事业单位，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们的就业出现了危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为了躲避就业纷纷考研，纷纷走上高学历的道路，让研究生这一学术能力考核指标成了就业能力考核的指标，多少人一到大四就开始重新走上了高考的道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你我考研时，辛辛苦苦，为的是用自己的三年青春换个好工作。

研究生要找的工作是什么？大多不想去一线工作岗位，就是进公司也想做管理，要不就进高校做老师，辅导员还要考虑一下，要不就去政府部门，至于本科生正在哄抢的岗位很少有人过问，但那些所谓的好单位难道是为你留的？那些公子哥还要等那些岗位呢，要不他们什么也不会怎么生存，不能给社会造成负担不是？要是社会资源也算综合实力的一种，那人家要比你们这等平头百姓要多了一些资源啊，所以，作为高学历的研究生不能和公子哥们争夺饭碗，怎么也要有点人道主义不是？

高学历崇拜其实是用人单位不理智的一种表现，正是当年的攀比造成了人才的巨大浪费，并且过高的心态让他们在公司中造成了不适应，单位还要给他们许以高位，聘以重金，现在他们经过了这段不适应后开始理智了，专科生能干的活，绝对不找本科生，本科生能干的活绝对不找研究生，当然了研究生能干的肯定不会找博士。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注重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员工个人的发展，我就是让你来做螺丝钉的。

从专科生到本科生，从本科生到研究生，这工作越来越不好找，其实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坏事，让能力回归能力让学术回归学术，不要让这些绝对的等同起来，让有兴趣研究学术的人去考研，不要将好工作与高学历等同起来。

当每个人都有充足的带宽 – 对牛乱弹琴 #

最近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就是，我快要做大爷了。

身边的那些朋友基本都快有孩子了，等他们有了孩子，我就可以跟他们的孩子说，我是你大爷。这话可以说的理直气壮，丝毫不含糊，我就是他们大爷嘛，比他们的爹大一天也是大爷。

虽然野狼他们的孩子还是只能叫我做叔叔，但是毕竟曲明他们的孩子是要叫我大爷的，还有小边，还有……每次我想想这事我就高兴。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竟然提前做了一会大爷，去参加同事婚礼，坐公交车，很挤，中途上来一女人带一孩子，于是让座，没有想到这女人跟她孩子说，谢谢大爷。当时我是无比的后悔啊，我让什么座啊，我有那么老吗？他们都还以为我是大一学生呢，什么时候成了“大爷”。

更令我生气的是，那女人带孩子中途下车，我又坐上了我的座位，临走她还不忘跟她孩子说声，谢谢大爷。谢你大爷。

学术期刊收费发表论文已经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话题，学术期刊的这种行为让学术的公正性和神圣性荡然无存，同时让职称评定等一系列的行为丧失了平等性，于是表面上，学者们纷纷对其口诛笔伐，暗地里依旧交版面费发文章。

但学术期刊也有其自身的难处，如果不版面费，那么杂志社的生存就存在问题，据我所知，一般的学术期刊现在发行都在几千份甚至更少，在没有拨款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要义，所以在先保命的情况下，只能收费。

但是，最近CCTV.com引用了《基督教箴言报》的一个消息，说是

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至少是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不可能出现。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的刊号还是稀有资源，是“特许经营”，虽然目前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传媒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所以，目前媒体依旧是国有的无形资产，虽然现在存在各种合作出版的情况，但事实是，公司和媒体之间的出版合作，一旦发生纠纷，最终倒霉的是公司，原因就在于这种合作本身就处于灰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刊号的拥有方会为保留手中的刊号默许他本身的违规行为。

第二，中国的职称评定制度没有发生改变。依靠论文等对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进行衡量存在不合理性，这是事实。但是，这如同高考一样，在没有新的、更合理的评价方式出现以前，还要采取这种评价方式，至少这还是一种客观的标准，还能多少减少目前职称评定中的人为因素。所以，论文的市场依旧存在。

第三，学术期刊没有市场。在中国的媒体改革中，是不可能所有媒体走市场的，因为有些媒体根本不可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比如学术杂志，一年能看几本学术期刊？但是杂志要生存就必须用钱来支付印刷费、发行费各种费用确实不少。

第四，我以前说过，有些学术文章写的就应该收钱，不收钱对不起天下苍生。在此不再赘述，可以看我以前的博客。

第五，在时下的职称评定中，看的是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学术期刊，而只有国际刊号的杂志在大陆是得不到承认的，这就更不用说《基督教箴言报》中说的互联网出版，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博客还是电子书等新的形式，都不是国家资源评定的结果，而学术期刊是。

所以，在目前的媒体管理制度以及职称评定标准存在的前提下，学术期刊的末日就不可能到来。报道中只是一种学术期刊理想化的状态——用于学术交流——下的理想化的结果。如果学术期刊仅仅是一种学术交流的作用，那么我承认，他很快就会消亡。

报告北京政府，连同某地方政府的几个官员们，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秘密，我一直到现在才知道，北京XX时报的深度报道部记者枕寒连暂住证都没有，所以你们一定要抓住他，这小子包藏祸心呢。

这小子不好好的写体育新闻，去做什么深度，这不是摆明了给大伙找麻烦吗？这样的人应该剔除出人民记者的队伍，“永不叙用”。

所以我一直在留心这小子有什么把柄，现在我经过长达九九八十一天的侦查，运用了高科技的间谍手段并且租用了神州九号卫星，终于知道了枕寒的一个大秘密，那就是这小子一直没有暂住证，在北京城，没暂住证咋行？还有没有规矩，典型的目无王法，快把他抓起来吧，他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还有，据称，枕寒曾经到某地采访某个不作为事件，但是后来政府的官员在私下的饭局中说，该同志在采访中收到了当事人的大笔现金——一大麻袋，都带不回北京了，所以他就找个地方埋了，现在藏宝图在我身上。所以等他采访完回京的时候身上都没有钱了，差一点逃票回去。

不过，不过，不好意思啊，枕寒同志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被警方遣返回临沂了，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我们去把枕寒给弄出来啊~~~~~你们把钱给我就行了，至于物嘛，我喊一二三，一起扔垃圾桶里。

昨天晚上，我上厕所的时候，顺手拿起了一本商业类的杂志，本想仔细利用这段心情不烦躁的时间看看，但是没有看完一篇文章，我嗖的一声扔了出去，拿起了一份旁边的旧报。这份垃圾报陪我度过了这段时光，真是谢谢啊。

当时我觉得，杂志上的文章写的比我拉的屎还要臭——虽然这样说有点俗有点恶心，虽然这份商业类的杂志在国内享有盛名，但确实如此。我看到的那篇文章在我这样的外行那里看来都是不仅胡说八道而且文理不通，看这样的东西简直是受罪，比我读到的学术论文还要折磨我，还在我看来不如看快速阅读的报纸，打打杀杀，声色犬马，一会就过去了，心理至少不觉得那么难受。

想起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有些人说你适合去家周报或者去杂志，不适合去日报，因为日报不适合思考，后来我还真在日报呆过一段时间，做了一名扫街记者，我们自称写的都是“垃圾稿”，所谓狗撕猫咬人上吊，一点与新闻道义有关的东西都没有。

而周报和杂志呢，能够深入，特别是当时的《南方周末》风头正劲，于是觉得却周期长一点的媒体更好，最起码不会让自己废了，时间长了在某一领域不成专家至少还能了解问题的实质，让自己活的明白，至于后来到了高校这是后话。

但是现在，我发现媒体中人不是这么想的，投资商选择杂志是因为杂志的投入要少，不像报纸，几千万唰的就没了，而杂志呢，几百万，说不定能维持一年。至于记者，周期长的媒体，不是那么急于催稿，所以可以偷点懒。但是他们忘记了周期性长的媒体的生命特质，周报或者杂志，其生命力恰好在于他的深度，没有了深度，没有了权威性，就一切玩完。

而报纸是快餐类的产品，他是眼球经济，读者在报摊前5秒钟，两眼把标题一扫，基本确定了自己的这几毛钱给了哪张报纸，这时候他们是不需要深度的，他们需要的是刺激，凶杀色情曝光揭黑，什么刺激眼球上什么，于是这是很适合商人去哦操作的东西。

所以，窃以为，对于媒体来说，应该是专家办刊商人办报，这样才能各得其所，读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傻，其实他们比猴还要精。

很少推荐哪本杂志，说哪篇文章，主要是害怕给大家产生误导。在这个书评要给编辑交钱的时代，看推荐是很可怕事情。

不过今天还是要推荐一下本期的《凤凰周刊》，虽然封面是最突出的是“小姐问题”，这个不构成吸引力，主要是这期有关于前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内容，题目是“杜世成折戟青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查看我的博客访问统计，很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杜世成”，其实我在博客上没有写什么，就有一个被抓的新闻通稿。在这层意义上，如果我是主编，我会把大标题做成“杜世成折戟青岛”，并且本期在青岛多发，作为一份时政杂志，这比“小姐问题”更有吸引力。

这期吸引我的另一个话题是“大陆官方智库崛起”，好像此前他们做过“民间智库”的内容，其实这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看看中国到底有哪些学者。

其实，中国说“人走茶凉”、“墙倒众人推”，每次说起杜世成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原来天天说他多好多好天花乱坠的人怎么就忽然也说起他的坏话呢。难道以前一点察觉都没有？这样的木头人活着还有啥用？我还不知道以前天天给杜写歌功颂德的稿子的记者，是不是后来杜被抓的新闻也是此人所写，也不知道写的时候有何感想。

就这样，还有什么新闻可言，我曾经说过我不相信现在所谓新闻人的操守，他们靠自己的公信力换广告，并逐渐的将自己杀死。

凤凰周刊是本不错的杂志，我有厚厚的一大摞，“为全球华人提供独立评论”是这么说的吧？具体忘记了，没有杂志在身边，反正在大陆看不到这样的时政杂志了。有空的时候看看吧。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话说的有点绝，但是有点道理。

左上的报头是《经济导报》办的《新晨报》，由《他+她周刊》取得统一刊号后转变而来，原来这个刊号是《家庭生活报》，右上是上海《新闻晨报》。

左下方是《北京现代商报》变来的《北京商报》，北京日报社主办，2006年8月改版。右下是由《沂蒙生活报》改版而来的《鲁南商报》，临沂日报社主办。

如果什么时候有位北京商报的读者到了临沂，在报摊上买了一份《鲁南商报》，是不是会有一种迷离的感觉？只觉得时空错乱，不知身在何方？到底是北京还是临沂？是不是在做梦？掐掐大腿，还挺疼。

那么一个上海人到了山东呢？大街上一看，吆，不简单，《新闻晨报》发到山东来了，到手一看原来买了一份文摘报纸《新晨报》，不知道会怎么想。作为一张发行量不小的《新晨报》，不知道有没有攻占上海滩，要是攻占了，你说《新闻晨报》的伙计们会怎么想？

其实，只要新闻不相同就好，这些都是版式类似而已，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刚才特意的问了一下，原来黄金时间是晚上演完新闻联播后的一段时间，但没有人告诉我个准确的数字，有说8点，有说9点的，无论几点了，反正不是11点。

黄金时间，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和金子一样珍贵的时间，但是到底按照什么来评价是否珍贵倒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按照一档电视节目来作为黄金时间的标志倒是一个创举，中央一套简直是功不可没啊。

因为重要所以重视。真理啊，于是，广电总急这次说，黄金时间不能播放非主旋律的电视节目了。主旋律和非主旋律怎么区分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比喜剧电视还是悲剧电视区分起来难度要加大了很多，是不是只有红色的电影才是主旋律的？说不清楚。后来我仔细的看了下，说是卫视，就是上天的电视，当然了这种电视频道一般播出的都是歌舞升平的节目，因为外省人能看到嘛，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很多电视台都会有以批评为主的栏目，但这样的栏目一般都不上星，自己家里看看，收点广告费得了。

按照我同事们告诉我的这个黄金时间，这段时间我肯定不会在电视前面，我可能在电脑前面，只有晚上上床睡觉洗脚的那段时间我才会打开电视，那个时间早的话也是在11点左右，所以我这样的人适合在报社值夜班做编辑。但是我现在想，是不是以后也发布一条规定，晚上黄金时间网络上不能出现非主旋律的内容？这样多好。

其实我觉得，所谓黄金时间的确定根本就是若干年前的标准，现在像我这种苦大仇深的劳苦大众，可能只有到了快11点的时候才能安心的看会电视，这个时候叫做“夜深人静”。

当然了，也有人说，深夜的电视节目才最有影响力，因为按照国人的习惯，在外应酬的人刚刚回家，如果不是喝成我昨天那样，可能会老老实实的看会电视，放松大脑思考人生，至于那八九点的夜晚，说是家庭主妇们的“黄金时间”倒比较合适。

再延伸一点，现在都市报强势，而当年强势的晚报类报纸如果不是改成上午出就成了没人看的弱势媒体了，定位不准确吧，现在哪有功夫去品味那么多版面的闲情逸致？清茶一杯晚报一张的惬意生活除了退休在家的人，谁能做到？所以，晚报不妨学学深夜的电视节目，说不定能拾回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