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思维的乐趣最近引用了王江民的一句话作为刊头语,这句话叫做,“10年,我见过太多聪明的人,能说的人,但做成事情的人,就那么几个”。十年之前,我读高中,这近10年的事情,想的太多,做出的事情实在是不多。所以我觉得王江民很睿智。“睿智”,这个词语很有意思,我老婆经常这么评价不懂装懂的我。

其实,在这个十年之后的时刻。我是在考虑一些事情,最近受到很多的刺激,这十年来一事无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让我想,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更何况在这个深夜看到王江民的这句话。晚上的时候和影评人云飞扬一起吃饭。这个师范毕业,做过六年教师的人,竟然在做教师的第六个年头远走广州,继而北上。这是很难得的,更多的人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北上之后,他现在成了知名影评人。为了看《长江七号》,他从日照来到青岛。这应该有了王江民成功的因素。而这是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们所缺少的。

在这一年的开始,我姥爷去世,距离他九十六岁的生日只有三天。这让我很受打击,我甚至不知道回到故乡的时候如何适应。我从三四岁开始就在姥爷家长大,然后就开始读书,离开家乡,四处游荡。仔细算来,我在自己家的时间实在是太短,甚至加起来不到一年。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不能接受姥爷离去的事实。但是,在夜深的时候却时常的想起以前的事情,想起他老人家,想起从小他教我读书,练书法。建国前就入党的姥爷一生经历了这个国家大大小小所有的事件,这让我不时的在想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能做些什么,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我甚至能看到我姥爷的影子。姥爷离去的那天我坐车往家赶,在车上我想,此后故乡了无牵挂。其实,牵挂的还有很多,在姥爷的葬礼上,我忽然发现自己的父母也已经老了。然后我发现,其实自己也不再年少,已经没有了轻狂的资本。

在过去的07年里,还算是安静。但我知道,在这个已经到来的奥运之年,我会更加的安静,更加的悄无声息,象很多朋友那样安心的做事情。我看到朋友张志安每年假期都会去北京采访一些记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今年又在采访国外的驻华记者,继续实践自己“十年寒暑、坚持调研”的计划,找多年在华做报道的资深老外记者,调研访谈他们的深度报道经验、报道框架、新闻价值观等,以撰写出版第三本深度报道的书《中国如何呈现——境外媒体资深记者深度访谈及经典作品》。他的努力让我汗颜。所以,我也要努力。

小年了,外面是次第的鞭炮声。我要回老家了,这两天一直在办公室里整理写作所用到的资料。虽然我知道,这种写作离张志安的水平差距很远,但我想,我会努力。在家的日子,我要仔细的想一些事情。其实,现在,我期盼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

传媒圈的兵荒马乱

谁的江山,马蹄声慌乱。这歌词在周杰伦唱来显得缠绵悱恻。但在这岁末,我却感动另一种滋味。有人说,传媒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记者也越来越红包化,报纸也越来越扯淡化。这显得无比和谐。但是,最近几天,我怎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传媒市场中,官员抓记者,主编辞职,记者被杀,稿子被灭,诸如此类的事件在年前一一出现。

先是我两个朋友的稿子相继被灭,这两个伙计一直在痛苦中。有一个竟然很有戏剧性,前些日,跟某官员共餐,言及最近忙碌诸事。该朋友很无奈,说进京灭了一稿子。仔细询问,作者竟是我一朋友。该官员也是一文人,在其位又不得不谋其政,在生活面前,挂冠而去怎么也是一种想象而已。另一个是一朋友前几天来山东采访一村官相互残杀之新闻,未几,也遭遇灭稿。身为记者不禁扼腕。而更有意思的是,另一哥们,在西部某直辖市一报馆深度报道部供职。一月写的稿子全被主编大人拿去换了广告费,到头来却说这伙计没完成工作量,一月之中未发一文。这真成了天下奇谈。新闻操作者要市场化,市场化的媒体却如此。怪不得有媒体,被称为“敲诈与勒索X报”。

前段时间,县尊抓记者。有人说,这一事件不能以县官的撤诉“一撤了之”,但现在不但没有出现县官的消息,却传来了《法人》主编辞职的消息。这不禁让人唏嘘。《南方都市报》载,1月25日,《法人》主编王丰斌已正式从该杂志辞职。此前,王已向杂志主办方《法制日报》提出辞呈。据了解,王在1月24日晚设宴向诸位同事告别,表达其去意已决。 据悉,新任总编已上任。1月4日,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警方赴京拘传就《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后经媒体报道后,拘传撤销。1月9日,王以杂志总编名义发表声明,声明对媒体同行的报道关心表示感谢,并说“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诽谤立案,新闻记者遭遇警察拘传,这不仅是新闻媒体的悲哀,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主编的声明竟然成了过错,据南都记者本报记者了解,那篇声明是王去职的直接导火索。

今天早上,又传来《中国经营报》记者被杀的消息。1月28日,供职于《中国经营报》的女记者武真(1984年生)在北京被杀身亡。本报记者从武真同事处确认了这一消息。昨日,武的同事已在报社挂出她的遗像,“大家都很悲痛”;武的亲人也已从山东老家赶到北京。目前,警方已经开始介入调查。据了解,武真在1月28日出版的《中国经营报》发表了四篇报道,它们分别是武单独署名的《跨国公司:转让定价之高难度动作》、《新税制引发海外机构存废之争》、《高科技企业:想办法获得高科认证》及一篇与同事合作的《星级酒店的奥运盘口》。

武供职的中国经营报社创立于1985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经济类报纸。据悉,武是2007年下半年进入该报社,在新闻部任记者,主要跑“税务口”,“写关于财经、产经的新闻多一些”。此前,武在2007年在北京另一家媒体《华夏时报》短暂任职。记者从武的同事处了解到,武真被杀的消息在中国经营报社传开后,有人说,“终于来了”,猜测是不是“得罪了什么邪恶势力?”但另一种说法是,武可能被抢劫的歹徒杀害。目前,除了确认武真死于被杀之外,其他信息尚未得到警方确认。

]]>

圆缘园

连续三天晚上去了圆缘园。这个泉城广场旁边的时尚餐厅,现在仿佛成了夜间青年男女的聚会之地,自然也包括我。每天晚上和朋友们要一壶茶,聊天到半夜,也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更有一天晚上,朋友带了当月所有的杂志,要在那里开一个“选题会”,更是有趣的紧。

其实,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以前在青岛泡吧的时候,去的最多的也是猎人公社和好时光,后来有些时候也去向日葵或者朗园。那些太吵闹的地方实在是待不住。我曾经在很多年前有过在灰姑娘睡着的经历。我在圆缘园说出来的时候,把王晓明吓了一跳。因为前几天夜里他曾经去拍过照片,那几乎是济南第一吵闹的地方了,虽然也有动静之类的分区,但音响还是轰鸣的厉害。能在那里睡觉,能申请吉尼斯记录了。不过现在圆缘园也很有意思,去的除了我这种不喜欢热闹的人,其他几乎是红男绿女。有天晚上回家,我跟我老婆第一句话就说,我发现了个规律,在那里的男士几乎都不抽烟,不喝酒,而女士则很是妖艳,且手执一支初点燃的香烟。真是乱象啊。

乱象。到了年末真有种兵荒马乱的感觉。路上是匆忙的行人,一个城市忽然之间被抽空了,看来我这种进城务工人员还是不少的。能感觉出来的一种忙乱。我开始以为这是我的一种心理感应,但后来才发现,这是真的。都在忙着回家过年呢,可一个年有什么好过的?

每天夜里,从圆缘园打车回家,看街上行人稀少,北风满地,出租车亮着红灯来回穿梭,大脑空空,直想人生如寄。

]]>

良成大婚

昨天晚间,从济南匆匆赶回。参加良成的婚礼。虽然良成叛逃了我的光棍行列,但我还是要祝福他,这伙计终于抱得美人归。当然了,向我这样如此珍贵的单身也会更加的象大熊猫一般的稀少了。

上午,去四方站,接从徐州来的作家叶炜。又一起乘轮渡到开发区迎宾馆。今年就去了2次黄岛,都是朋友的婚礼,上一次是哥们海民的婚礼。去的时候是快船,回来则是轮渡,好看看被称作是浩渺的大海。在还没有过去的07年里,我基本没有去看看大海。

晚上回来,去了趟学苑书店。叶炜要看看青岛的人文书店,第一推荐的自然是学苑了。然后与无人驾驶等朋友们相聚,自是欢喜,不觉已是深夜。据说王音先生的书最近几天就印刷出来了,也是很欣喜的事情。夜里和叶炜住在了一酒店,干脆就没有回家。叶炜这两年成果不少,已经是江苏省最年轻的中国作协会员,看得出来,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

]]>

所谓师道所谓尊严

在济南的这几天,我所看到的杂志,基本都有关于“师道”的专题。中国政法大学杨帆说自己,“这一抓有历史意义”。在我看来,杨帆此次倒是抓出了在“唯学历化”的教学体制和日渐“官僚化”的管理机制下师生关系的尴尬。所以,说是有“历史意义”倒也不为过。

其实,“师道”是两个相互的概念,它是老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这一关系中,师生之间并不是对等的,相对于学生这张白纸来说,老师所承载的道德意义更为多一些。所以,虽然连韩愈都在《师说》中说,“师道之不存久矣”。但在他看来,老师的作用还是“传道、授业,解惑”。在这老师的三个功能中,首先要做到的是“传道”——这是一个有着某种神圣意义上的词语。

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前面有一座牌坊,正对外面刻有两个字“就道”,取“就有道而正焉”之意,而背面的两个字叫做“弘道”。后来我想,这四个字甚至可以被刻在每所大学的校门口,就跟故宫门口华表上的神兽犼一样。

在精英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中,学生首先要学习的是“道”,而这是要高于“术”。当然,这种要求是在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理想化的结果。我从上大学到现在,已经在大学里呆了八九个年头,各色学者教授也算是见了不少,我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多少人能够对于学生的成长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唯学历化”的教学体制和日渐“官僚化”的管理机制中,他们身上有多少学生能够可以效仿的“道”?我很难想象的出来。

在“唯学历化”的教学体制下,教席的获得多半是靠学历。时下,某个学校的某个学科所有教师全部是博士已经不是多么稀奇的事情,但这些博学之士却基本没有什么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出现。而学生特别是本科学生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老师的学历,他们更加需要一种视野和性格的养成——这原本是中学教育所应该承担的任务,很不幸的是在现行的教育机制下被放在了大学来进行。这些“博学之士”我并不否认他们之中却有一心向学者,但是,这样的十不及一,这绝非夸大之辞。还有,那些他们藉以获取高级职称的所谓论文,有多少人是用心写出来的?也难说。这样的人,能够“传道”?恐怕连“授业”、“解惑”也很难达到。

而高校的管理体制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外的那所大学是有行政级别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学问可以作为晋身之阶。当然,我们说了,我们的大学也在开始搞职员制。但不幸的是,我们的高校则不是这样的情形。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级别是与老师的待遇相联系的。你无法想象的是,若干年后,你的同学已经“五子登科”,而你却还在助教或者讲师的位子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年的人生志趣不同?可能吧,但是现在,你可能处处受制于你的同窗好友。所以,在这种体制下面,有些教师不注重教学质量,而眼睛朝上看,似乎是一种必然。因为学生的口碑似乎并不能带来切实的利益,而老师也是人。

所以,杨帆事件的发生,其实是一种必然。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仅仅因为中国政法大学名气大了些而已,还有就是天子脚下无小事。

]]>

不好意思,请再次关注置顶

不好意思,又删除留言了。其实删除的不仅仅是留言,而且把某个IP地址给放在黑名单了。我怎么这么不是善良的人呢?

我说了,这是我的个人写作,不需要有些人来看的。在某报上发了一个豆腐块,惹的有人不高兴了?不高兴就不高兴吧,最好你一直到过年都不高兴呢。如果我对于某些朋友的问候也成了走关系的话。留言的某人,我想,我还是问候你母亲吧。不过可能你看不到这段话了。想想也是,我怎么这么不纯良呢?实在是可恶的要紧。

其实,可恶的人更多。是谁谁知道。滚一边去吧。上次有人在论坛上说我的博客骂人,我不好意思的把置顶的帖子取消了。看来某些人还是要学习的。请再次关注,告你书。谢谢。

]]>

无人驾驶被曝造假

播报一条新闻,岛城知名摄影记者无人驾驶,近日被曝照片造假。下面是转自他博客的一篇日记。我说也是,你怎么能拍出青岛大雾的照片呢?青岛怎么会有雾呢,青岛明明在沙漠里。当然了,还有学者说,是因为无人驾驶的相机镜头进水了。不过不要紧,我已经严重的警告无人驾驶了,我说“你要是再在青岛拍出大雾,我把你丫的扔沙漠喂鲨鱼”。大家自己看无人驾驶的博客吧。

小二的一头雾水 无人驾驶 刚刚看完《我叫刘跃进》的媒体场回来。
片尾字幕上的“摄影机械员:小二”的文字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小二。
这个小二是某半调独食报的大名记,摄影记者。

今天上午有个活让给了手下小弟去干,中午一帮媒体人吃饭时该名记突然想起了俺。
(无论如何被名记挂记我还是激动万分的)
名记说:你们家李东升发的那张大雾的照片肯定是假的!
因为什么?
因为青岛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雾。

欧拉,原来是这样啊。是青岛不应该有那样的大雾,呵呵。
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我原先音乐体育广播网站的所有同事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笑的。
而且会笑掉牙的,怎么说咱媒体中人也算一文化单位的文化人吧,
咋就说出了这么没文化的话嗫?
亲爱的名记,让我告诉你个地址:太平路51号山东国际贸易大厦,到34搂上等吧。
我相信你等不到饿死就会等来那样的大雾的。
那是我原先工作的地方,我和同事们看那样的雾相信比你见过的裸体大嫚的次数要多。

我不想用带有侮辱性质的技不如人等语言形容那位名记,我就叫他一声小二吧。
这个小二是我联想到《我叫刘跃进》的幕后工作人员而用上的。
看看人家,知道一个摄影机械员算不上是什么名角,人家就很低调的叫了小二。
而我们的名记呢?哈哈哈哈,让我先笑上几分钟吧。
所谓少见多怪居然也有这么幽默的时候。
那张大雾的照片我根本就没当个什么好照片,只是应了当时的大雾天气就发了。
而我相信我以前的同事看了也会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经常拍那些大雾。
有心的朋友应该还能对我很久以前就发过的类似的照片有印象的。
可能好些人没见过那种景色就把它当成什么好照片了,我要是说我那都是盲拍的会有人恨我嘛?
我的办公室的窗是不能完全打开的,所以大多数的照片都是把相机伸出窗外盲拍的。
我相信如果不盲拍的话我可以拍的更好一些,不过真的那样的话名记们会不会认为我是外星人呢?

哈哈,越想越想笑呀。
说心里话我真想借记讽刺下某些所谓的名记,但又怪不落忍的。
摄影记者,单凭一个名字也应该有点起码的专业素质了,可是……
无知者无畏,算是再次领教了。
于是,又联想到某报当初想让我跳过去干时某些“好朋友”同行的极力阻扰了。
你说,至于嘛?青岛的媒体里摄影记者的水准真的就这么惭愧嘛?
区区一张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大雾照片居然就让这么多的人耿耿于怀,
更加值得庆祝的是他们同时还记住了他们的对手:李东升。
于报纸而言,小的只是一个小辈新人,没想到扰的前辈们这么坐立不安,
前辈名记们,除了女人、红包……还让我学你们什么好呢?

刚才随手翻了张以前的拍的类似的大雾照片,EXIF信息都在。
由于是盲拍,构图位置不太恰当,稍微剪裁并缩小了。
那些好奇的无知的卑鄙的小二们可以看看文件信息,看看这是不是真的照片。
再让我说什么好呢?
小二们的无知只能让我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清高。
不好意思了,我只好说玩摄影你们太老土了。

]]>

苦海无边,放假是岸

苦海无边,放假是岸。先祝大家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什么叫有意义?问许三多去,你许哥说了,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你许哥还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你看,说的就是不如唱的好听吧?

放假了,下一站济南,自是欣喜。青岛的弟兄们,再见了。在我不在的日子里,你们要好好攒钱,等我回来,请我吃饭,为我洗尘。先谢谢了哈。年前我还会回来的,所以你们攒的钱就不要存在银行了,那样很麻烦的,要是你多取了,是要判刑的。

年前,哥们良成要结婚了,朋友中单身的男人越来越少了。马上就比大熊猫还要珍贵了,说不定哪天要比野生的华南虎还要珍贵。所以,某些同志要坚持,要等到周正龙出现的那一天,镁光灯一闪,伙计,你就要名扬天下了。在良成当不成华南虎或者大熊猫的仪式上,据说青年作家叶炜、某卫视知名记者庞大疯以及其他一干人等也要出场,这让我怀疑,你这是结婚啊,还是学通社聚会啊?

这个假期肯定会安稳的生活。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有些时候想想,真的是要远离网络珍爱生命。在电脑前一天什么都做不成。看些纸质的书其实是更好的事情。这个假期可能做的事情是见一次李强。很久没有见这伙计了,不知道在某商报的他过的咋样,今天他说让我从济南回家的时候顺便去他那里一趟,可车费谁给报销啊?不过我在这个冬天,我怀念野狼了。我忽然想起,那年冬天,北门以及曲阜那场茫茫的大雪。

不多说了,再次祝大家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

把上帝一分为四

中午,在一个叫做“中国新闻人物采访写作”的群里,我说,08年关注一下《齐鲁周刊》吧。《鲁中晨报》的文杰说,“过年了,小村光说过年话”。其实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评论人,虽然我刻意的不去说哪家媒体不好,但是我更会刻意的不去说,哪家媒体不错。那样会让我脸红。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经作为青岛一份时尚杂志的特约策划出现,也虽然我和这份杂志的创办者以及操作者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从来没有缺少对于它的批评。而很多朋友知道,这种批评是善意的。我所期待的一份杂志是,有意义。许三多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而作为一份杂志,它所呈现给读者的,也是能给与读者生活的意义。新闻对于事件的切入,人物对于生命以及人生的思索,财富对于自身的创造,艺术对于美感的追求。当然,也有很多人这样说,但他们忘记了,无论是人物还是财富乃至于时尚,对于一份媒体来说,它都应该是事件,是有新闻意义的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报告或者说是一种投资理财的推介。作为一份媒体来说,它应该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读者的阅读期待的话,善莫大焉。

中午的时候,收到新一期的《齐鲁周刊》以及其他的一些杂志。翻看中,忽然想起周刊总编辑张慧萍女士的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曾在某次改版中说,要“把上帝一分为二”。那是周刊的一次变身。而这次,则“一分为四”,分别是“策划”、“齐鲁投资”、“风尚”、“齐鲁消费”四个板块。让读者显得很清晰。其实,仔细看下面的栏目设置,并没有多少改变,但在排版以及版面设计上要比此前显得更为清晰。可以说,这又是一次成功的转身。以前的《齐鲁周刊》标题是黑体,有些时候甚至用超粗黑。这让人觉得正式,但有些时候也会有些太“重”的感觉。现在全部改用了宋体,显得轻盈,阅读起来不是很重。其次,新出现的杂志版面用了ABCD来划分板块,分类更加的清晰。以前的杂志上面有一条红线,现在取消了,记者的署名栏也取消了。这些变化让人觉得,这是一张“新闻纸”了。

其实,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所更希望的是,这份杂志是一份新闻杂志或者是综合类的杂志。作为一个一创刊就开始关注这份杂志的读者,我很清楚的记得一篇文章,叫做《谁抛弃了济南》,后来据说这篇文章惹的有关方面不是很爽。其实,就是在今天中午,我政府某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起吃饭,还说起他们“灭火”的故事。再后来我知道这篇文章的操刀者是邱长海,现在周刊的总编助理。作为一份杂志,可读性是其立身之道,唯有如此,才能给读者以吸引力。就可读性来说,其实新闻原本就没有地方性和全国性可言。有句很恶心的话,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新闻亦如是。想《南方周末》,一南粤周末报刊,竟能风行全国,其成功何处?我觉得就在对于以自身的文人情怀、书生意气关注个个体命。其实,新闻并不一定只是揭黑才能让读者热血沸腾。

很久没有拿哪家媒体说事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期待山东一份“新闻纸”的出现。现在《齐鲁周刊》多少满足了一下我阅读的期待。08年,继续关注这份杂志。

]]>

大学.com.叶炜

青年作家、知名学者、徐州某师范大学黑板报编辑、自家哥们叶炜同学最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两本书,一本叫做《大学.com.狼》,一本叫做《大学.com.羊》,据说最近还要开这伙计的小说研讨会。这可不得了了,改天要找他签个名了。不过我好像记得,郭敬明的一些书也是长江文艺给出的。叶炜啊,叶炜,你怎么和郭敬明在一个出版社出书了呢?这可叫我怎么说你?不过叶炜的一句话说的很好,叫做“从容不迫。沉潜十年”。现在的人太急功近利了。最近,叶炜同学接受了某报的采访。全文如下:

青年作家叶炜的大学系列长篇小说《大学.com.狼》、《大学.com.羊》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今日开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获得重点推介,还上了该社订单的封面。该书责任编辑透露,上订单封面的书籍全社一共不到10本。 据悉,针对叶炜系列小说的研讨会也将于近期在徐州召开。

叶炜是中国作协会员,现在徐州师范大学工作,其长篇小说《富矿》入选了2007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著有长篇小说《背叛》、学术评论《思想长征》等著作8部,在期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字200余万字。此外,叶炜大学系列长篇小说将陆续推出10本,除已经出版的《大学.com.狼》、《大学.com.羊》外,其他小说也将于年内推出。( 李小委)

二、访谈:
叶炜:有思想、有尊严的写作 记者:为何要创作大学系列小说?
叶炜:创作大学系列小说,源于我对大学的深刻体察,对大学生生存现状的忧虑,对知识分子的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起,文学题材日益丰富,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改革,从公检法到白领外企,从官场高层到市井细民,都成为作家表现的对象。而大学,作为社会文明的领跑旗帜和人类前进发展的引擎,表现的作品却一直不多。其中,较有影响的大学题材作品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围城》(钱钟书)和《未央歌》(鹿桥)等,九十年代初年代出现过马瑞芳的“新儒林系列”,以及近年的《沙床》、《桃李》、《所谓教授》、《桃花》等。

我一直在高校工作,在熟悉生活的基础上,先后创作了大学题材小说《背叛》、《坠落》等五部长篇,先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200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背叛》(13万字,2004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2005年再版,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推介,《城市晚报》等数家报纸连载)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校正与反思。现在又经过近五年大学生活的沉淀,我又有了对大学的再认识与再思考。我希望把真实的大学情况展示出来,现在的大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凌乱不堪,它仍旧是一块相对干净的净土。

记者:为何要做“大学读物”?你为何把大学系列小说定位为大学读物?
叶炜:如果我要说当代大学生整体素质不高,你大概可能不会同意。但当代大学生的素质状况的确让我们不敢恭维,我身在其中,所以了解的比较多。当然我这是就多数而言,不否认有少部分的大学生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大环境不能说很好,为什么文学类的图书卖不动,一方面和书的质量有关,主要的方面还是现在没有多少人还能够静下来读书。包括大学生们,他们也不不读书。他们只知道应付考试,学习课本,有的甚至连课本都不看。我想写一点面向大学生的小说,对他们有所启发,或者说的理直气壮一点,对它们进行启蒙。
我曾经在有关批评余杰的文章中指出:启蒙意识的觉醒是“五四”的产物,是受到西方深刻影响和“启蒙”后的结果。虽然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恰恰是启蒙者被被启蒙者视为“疯子”的时代。现状逼迫我们不得不以通俗的迎合大众的方式去启蒙大众,我很明白这种充满功利心的启蒙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背叛启蒙的行为,但我们没办法。
之所以把小说定位为大学读物,是因为小说毕竟是文学,要利用小说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启蒙,以比较通俗的“读物”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记者:偶像作家郭敬明也在做青春读物?你和他有什么不同?
叶炜:我很少阅读郭敬明他们的作品,只看过少量的文字。他的文字有自己的特点,符合青少年的阅读口味,因此他写的小说很受初高中生的欢迎。他所做的所谓青春读物只是普通“读物”而已,纯粹追求情感上的愉悦,他是为做读物而做读物,读物本身就是他的目的。我之所以提出大学读物这个口号,就是要表达与他们所谓“青春读物”的巨大区别:我是要通过大学读物向大学生们传达我自己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触动他们对大学的思考,对自身境遇的思考。也就是说,做大学读物只是我的一个媒介、桥梁,读物背后的思想才是我的追求。这也是郭敬明的写作只能是面向初高中的文学读者的原因。

记者:做大学读物有何前景?
叶炜:大学读物面向当代大学生,相比较而言,他们的文学素养要比初高中好的多,而且在接受层次上也理性的多,因此他们对作品也挑剔的多。但只要作品写得好,他们也会有阅读的需要。大学生是一个巨大的阅读群体,通过阅读提高自身文学素养,进而来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处事能力,这对于他们是很有好处的。只要唤醒他们阅读诉求,大学读物就会有很好的前景。

记者:前一段时间,围绕着大学语文读本出现了很多争论,你提出大学读物这个概念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叶炜:大学语文读本问题因为许多学者观点不同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但仔细考察这些争议会发现,争议的背后几乎都贯彻着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要改变大学语文读本的一元化格局,建立多元化的阅读。仔细想一想,在没有这么多的大学语文读本之前,大学生的阅读口味其实是很狭窄的,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一种读本,这不能激发多元思维,我认为这也是当代大学生难以产生独立思想的一个直接原因。我创作大学读物,其目的也是建立多元的大学阅读场域。但这和大学语文读本不同,语文读本是经过学者们筛选过滤的,仍然贯彻着别人的意志。我提出的大学读物仅限于小说,而且是我自己创作的小说。我要打造“大学。com。”品牌。因为是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大学语文读本要好读。更为重要的是,我写的是大学生活,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

记者:你的小说偏重于暴露,为什么?
叶炜:鲁迅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曾经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考察鲁迅先生的创作,他的这个创作思想始终贯穿于小说创作。我是很认同鲁迅先生的这个观点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申明我的创作思想,就是要对生活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干预,在自己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力求对读者有所启发,把那些被有意无意遮蔽起来的“常识”重新变为人人知晓的道理。我在大学时代出版的作品集《五月的爱情》序言中说过:“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企图用自己手中的笔建立人类历史原始博物馆,就像我所敬重的沈从文先生所说的要在山上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我一直都信奉荀子的人性善的学说,因此想尽量多说“历史的好处”。但是当我从史料中看到诸如焚书坑儒和文革这样的人类恶性之后,看到现实中的种种丑恶之后,我彻底失望了。我不能欺骗自己的眼睛,不能一厢情愿地“多说历史的好处”了。因此在我的小说中出现了不同于“正史”的东西。但我还是相信,人类是善良的,这也许在现在还不是一种奢望吧。” 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作品为历史为生活说了那么多的好话,我想不需要我再来继续“粉饰”了。因此,我选择了批判和所谓的“暴露”。

记者:据我所知,你的学术写作也很有特点,你去年出版的《思想长征》受到读者欢迎。正如这本书的名字所昭示的那样,这是一本很有思想的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作家中,能写小说的有不少,能搞研究的也有不少,但既能够写小说,又能够搞学术研究的很少,你是否认同作家学者化?你今后打算这两个方面怎么发展?是有所侧重还是均衡发展?
叶炜:因为在高校,我走学者化作家的发展道路不可避免,这是我自身的特点和喜好对生存环境做出的必然反应。我喜欢写作,也喜欢搞学术研究,尤其是对现当代的思想史和文学史特别有兴趣。这也是我选择边写作边读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原因所在。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搞研究,我都提倡有思想的写作,有尊严的写作。所谓有思想有尊严,就是不受制于任何人,读者也好,编辑也罢,都不能束缚我的写作。我把写作分成三种层次,一种是为稿费,一种是为读者,一种是为自己,在经历了前两种写作方式以后,我要尝试着为自己创作了。我认为唯有第三种写作方式才是自由的,才是可以产生大作品的。
所以,我很认同作家学者化,也愿意成为学者型的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广泛意义上的深度,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写作。

记者:作为学者型作家,你对当代小说创作有何看法?
叶炜:当代小说创作参差不齐,但也不是像某些汉学家和作家所说的那样,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你可以对当代小说创作不满意,但你不能一棍子把当代创作全都打死。现在有不少作家的创作都是不错的,像江苏的赵本夫、叶兆言,山东的张炜,北京的徐坤,河北的铁凝(现为中国作协主席)等许多作家差不多都是属于学者型作家,他们写的作品可能不是很多,但都很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他们仍然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至于现在恶炒起来的所谓“80后”的创作,也不能否认他们中间也有写得很好的。但就具体情况而言,当代大多数作家的小说写作整体质量不高,缺乏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那种创作的激情和爆发力。这不仅仅是和作家素质有关的问题,更是和时代环境有关的问题。在小说无法“文学”的年代,创作质量的下滑是可以预见的。 记者:你第一部小说发表于1999年,那年你是22岁,大学三年级时又一次推出两本作品集,应该说起点还是很高的,我注意到你把这期间的创作归于大学时代的写作,什么叫大学时代的写作?你怎么定位你现在出版的大学小说系列?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叶炜:我之所以把那些文字称作大学时代的写作,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大学时所创作所发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小说的取材大都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活的。更为重要的是,我把它们视为我为今后的创作打下的基础。它们是我以后写作所必须作的铺垫,没有它们就没有我现在对语言的熟练掌握和对写作技巧的初步运用。我把自己大学时代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大三以前欲望化写作和这之后的理性化写作,分水岭就是《五月的爱情》。我的第一本书《五月的爱情》出版以后,有人对我的写作提出质疑和批评,这些批评都是善意的,是为了我更好的前进。我很清楚自己的欲望化写作走得太远了。在我主编的与《五月的爱情》同期出版的《走过年轻》(文学作品集)中我曾流露过想跨越“年轻”的愿望,其实那时也就是22岁的年纪,哪能真正“走过”年轻呢?
现在出版的大学小说系列从取材来看,大概也可以归于大学时代的写作,但从写作时间来看,则是一种更加成熟的写作。我把他们称为大学读物,就是要体现出这些作品的思想启蒙性质。我在一点一点的建构大学小说体系,我现在所生产的“一砖一瓦”,都是为了建立将来的小说“大厦”。 记者:今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长篇小说《富矿》是什么题材?主要内容是什么?
叶炜:小说取材于苏北地区矿区和村庄的结合部,时间跨度为建国初期到20世纪末期,主要展现煤矿(现代工业文明)改变村庄(乡村传统文明)的过程和历史趋势,同时也展现乡村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同化和渗透。小说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是一部中国苏北农村(煤矿)变迁史。我试图通过近50年的时间段,把建国后重大历史事件(大跃进运动、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以若干小人物的视角展示,以艺术的方式凸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小说主要塑造了农村姑娘麻姑和笨妮以及煤矿工人的群像,重点塑造了煤矿矿长陈尔多和工人蒋飞通,小说通过对农村姑娘麻姑和煤矿工人蒋飞通爱情和婚姻描写,折射了乡村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交融和反拨。作为互相呼应和补充,小说还塑造了农村姑娘笨妮以及村长喜贵等人物。
小说的场景放在传统保守的苏北鲁南交界地一个落后的小村庄——麻庄,这里煤炭资源丰富,是百年来各种势力争夺开发的矿区。麻庄煤矿在麻庄旁边建立起来以后,南方矿工纷纷到来。随着现代化厂房的建立,乡村文明进程得到改写,农村观念的解放得以加速,乡村农民的精神状态得到改变。从南方来到北方的煤矿工人大多是单身,煤矿在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上不得不向当地政群组织求助,使矿工和当地姑娘发生血亲上的关系,许多矿工(现代)娶到了当地姑娘(传统),从而使工业在改写农村的同时,也受到了乡村的同化。在这种纠缠中互相渗透、发展。小说撷取其中有突出代表性的一对——麻姑和蒋飞通,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城乡文明交错背景下的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焦虑。
小说还尽可能地对两种文明所发生的冲突进行清理和反思,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对比中,揭示了隐藏在生活表层下的丑恶和浑浊。从而让小说的主题得到升华和多样化,增强小说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小说写了苏北乡村的风貌和风俗习惯,充满了诗情画意,以调节小说的情节推进。 记者:可以看出,你的写作主要围绕着两块展开,一个是大学,一个是农村,为什么?
叶炜:原因其实很简单,几乎所有作家的创作资源都来自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我也不例外。我从小生活在乡村,熟悉那里的环境,对中国农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淳朴和不足都了如指掌。况且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就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写农村生活顺手拈来。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对农村的观察大多来自童年的经验,我所熟悉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我所不熟悉的。因此,我把创作视角同时转向了大学校园。
我在山东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又直接在大学工作,现在又继续在另一所大学读在职研究生,熟悉大学里面的环境和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从大学寻求创作素材是不可避免的。其实考察我目前所有的创作就会发现,我的写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是农村题材,另一种就是高校题材。以后还会沿着这两个方向走下去,寻找我自己的“富矿”。 记者:在其他领域有没有什么突破?
叶炜:《富矿》涉及到了煤矿生活,是一种新的写作尝试。另外目前对动物题材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已经创作出了中篇小说《鹿王》,将刊登在2008年第一期的《飞天》杂志上。下一步准备再写一些动物小说。不知为何有时候我忽然会对人类有一种失望感,在某些方面,人类的所作所为的确还不如动物。相对于人类而言,动物往往更可爱,更能表现文学的思想。当然,即便是以动物为写作资源,我也不会为了写动物而写动物,写动物也是为了“观照”人。 记者:我发现除了小说,你还创作的不少的诗歌,你对诗歌怎么看?
叶炜:诗歌是更加纯粹的文学,正如有人把它比作文学的皇冠一样。诗歌所需要的不仅是勤奋,更多的是创作的灵感。没有灵感无法写作诗歌,硬写出来的作品肯定不是好作品。诗歌生存环境要比小说严酷得多,现在没有多少人还会去读诗歌。但诗歌一定会不断继续发展,因为它变得更加纯粹。 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郭敬明加入作协,文学界出现了不少评论。你作为江苏省最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你对作家制度有何看法?
叶炜:呵呵,对于郭敬明入协事件,我持反对态度,为此写了三篇文章,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其实我反对的理由不是郭敬明创作本身,而是他的剽窃和拒不道歉行为。但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作家协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把他们纳入政治管理的需要。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仅为郭敬明们感到悲哀,更为自己感到悲哀。对于中国作家协会,其神圣感越来越低迷。作家制度是贯彻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规则,对此,我无法评价。但我始终认为,作家协会应该为作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才对。 记者:作为70年代后期出生的作家,对“80后”“70后”有何评价?
叶炜: 80后很年轻。正因为他们年轻,才和年轻读者有着天然的接近感。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才更能被年轻的群体所熟悉所接受、喜爱。当然,熟悉、接受、喜爱不能代表作品的水平,年轻除了意味着纯真、梦想以外,还意味着肤浅。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被某些评论家吹捧的80后写作群体,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很少能看到思想性的东西,无论是韩寒,郭敬明,还是比他们稍晚起来的张悦然以及李傻傻,这些被出版商精心包装经过不明就里的媒体吹捧起来的“年轻”作者们,除了赢得了众多眼球以外,几乎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值得回味的好作品。80后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强势力量,看到了出版商的策划和包装的“用心良苦”。可以说80后作者群的崛起背后,是出版商和市场的强大合谋。对他们的炒作,让我们想起了批评界对“70年代写作”的武断命名和对“70后”作家的严重遮蔽。2004年之前,在文坛上经常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70年代人写作了。和对80后的命名类似,“70年代”写作也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所谓评论家通过强势媒体炒作出来的,与80后不同的是,70年代群体主要的推出者是文学杂志,而80后则是出版商和网络(也许正是这个唯一的不同点,让当初70年代人的写作比现在的80后稍微好一点)。
其实,当年的70年代写作群体与今天的80后有着很相似的生长境遇。同样的年轻,同样的富有才气,甚至连崛起的姿态都很相似,都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宏大气象。时隔若干年,等到我们看到80后也遍地花开一地鸡毛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总结一下当年迫不及待对70年代人提前仓促命名的失误。不能否认,70年代人的提前命名,在遮蔽了很多有才华的写作者的同时,也给这个群体中的一些泡沫天才提供了顺利搭车的有利时机。由此我们断言,80后的提前命名也一定同样会淹没一些富有才情的写作者。我敢说,用不了多久,某些不甘寂寞的所谓评论家们,还会迫不及待地去争对90后创作的命名权。
评论界的迫不及待,只能让70后的悲剧一再重演:一方面让一些写作天才过早地迎接了镁光灯的虚幻,从而重演了伤仲永的悲剧,另一方面也造成一大批天才不幸被遮蔽。不过,这也让每个年代后期出生的写作者有了忍耐寂寞的锻炼机会。但我还是觉得,对一个写作群体进行命名,尤其是以年代为他们命名,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最理想的方式是等到这个群体的突出代表或者杰出者都能浮现出来再来命名也不迟。当然我们也可以为被提前命名所遮蔽的作家正名,但对一些泡沫作品的传播却没有机会及时阻止了。我觉得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作家来概括“70后”和“80后”比较合适。 记者:与80后郭敬明、韩寒相比较,你们这一批“70后”作家还没有领军人物,你觉得原因何在?你有没有成为领军人物的想法?
叶炜:原因在于这个群体创作风格多样化。领军人物是个什么概念?谁又能代表谁?如果我能够代表别人,我当然愿意成为一个标杆。其实能否成为领军人物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作品写好。 记者:你的写作信条是什么?
叶炜:从容不迫。沉潜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