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的大明朝

去十三陵。导游说,来的不是时候,若再晚几天,四处桃花,煞是好看。在皇陵中遍植桃树,我得到的答案竟是为了“辟邪”。

一边信奉风水,一边远避鬼神,这种矛盾就如同那个叫做大明的王朝。似乎这个王朝一开始就有些精神分裂,并自始至终。比如这个王朝号称得国之正,却在帝位传承到第二代的时候就出了毛病,燕王朱棣夺了侄子的天下,在一个以忠孝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之下,就造成了以后神经分裂的病因。当然,我不知道日后,中国人的精神分裂、言不由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再比如,好象是那个崇祯说过,国家养士三百年。明朝确实是养士,在明代,科举制度得到了更加的完善,但是,这个注重知识分子和文臣的朝代,却发明了一种叫做“廷杖”的刑罚。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如果不是“诛十族都不怕”的方孝孺一般的骨头,还想和皇帝扭扭捏捏的讨价还价,是要被打屁股的,朝堂之上,同事眼下,被皇帝当众打屁股,那是一种莫大的羞辱。所以,这种养士和羞辱之间,精神分裂也来了,最后竟然是个太监殉了崇祯。

在文官制度的大明朝,种种迹象在表明了它本身的矛盾和精神分裂。所以,这个朝代出现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各种理由来解释。万历五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吕调阳、张四维入阁,这本身是万历小皇帝的张老师所期盼的,但很幸的是,这个时候,张老师的爸爸死了。按当时的有关文件规定,张老师要辞职回家“守制”。但万历皇帝的张老师却没有这么做,他“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分钱的工资,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如此看来,张老师确实精神可嘉,公而忘私。但是万历却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首辅张居正开始了他的“救时”。十年砍柴也开始了他的写作。在《晚明七十年》中,这个叫做张居正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学生万历皇帝的支持下,加强对官吏的考核,结果还是没有挽救这个朝代。这不是说他不努力,也不是说没有官员想励精图治,但到头来,文官集团以自保为重、以私利为要,正气正风荡然无存,国家危殆无人关心。大明朝就如一部无人驾驭的马车,一步步滑向悬崖,终至灭亡,它在七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帝国覆亡的全部过程。张居正也在自己死后七个月被自己的学生万历皇帝抄家。张居正的上台与死后的遭遇,正好说明了现实政治里面的通权达变,是如何在一个僵化的框架里挣扎的过程。在生前,借助幼君的力量行使改革的权力,他这个改革的合法性除了来源自传统的君权外,就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支持。

《晚明七十年》这本书从万历首辅张居正上台写起,描绘了明朝“从中兴到覆亡”的一个曲线。明朝,到了万历这个时代,已经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雨,到了烂熟的程度。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痼疾,都一起来缠着这个巨人。是向生还是向死,是补天还是凿船,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取向:张居正是有所为,万历是无所作为,魏忠贤是恣意妄为,到了崇祯又想有所为,但这么一圈下来,已经晚了。晚明的内忧外患在崇祯年间一起迸发,“溃烂莫可救”。而所有的轮回就集中在这七十年中,所以这七十年一直是史家所关注的重点,即使黄仁宇先生也在这七十年中做了一个切面,写了《万历十五年》。

梁文道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中说,这本书十年砍柴是“心有所指,别有怀抱”。国人读史一般读的都是权谋数术,希望对自己有用。更别说史家,他们都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要不,司马光也不会去费那么多心力编撰《资治通鉴》了。十年砍柴在他的故事中将四个人的命运一一讲完,然后对明亡做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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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三十万字的边上

早上的时候,有些狼狈。醒来的时候已近7点,匆匆的跑向班车点。春天来了,总是不觉得有些倦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倦意是来自于哪里,晚上的时候又一次的把“与君别意谁短长”做了QQ签名,我不知道一个人一份工作做了5年有没有疲倦,而这还不算上学时候兼职的三年。最近确实有点忙碌,每天要整理很多的东西,要听很多的录音,其实我喜欢这种忙碌的生活。

晚上大约统计了一下,《中国传媒三十年》已经到了30万字的样子,虽然这只是一个雏形,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加进去,也虽然这样的一个雏形我应该在春节的时候拿出来,但还是被拖到了现在。这让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勤快的人。虽然每天晚上我基本都会在办公室带到十一点左右,但中间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并且近来乱七八糟的事情总是不能预期的出现。我宿舍里到现在还没有上网,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在那里呆多久。抗战时候,有人要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时代进步了吗?不过我想现在我应该加快进度,而不给自己找任何的接口。

还有,这本书中我打算做三十个传媒人的专访,我想,在这本书中每年都要有一个年度的传媒人物和传媒事件。不是有人说了吗,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我想,一个记者的历程,更是一个时代的历程,因为他们在写着历史的初稿,那些在时代船头的瞭望者值得我们关注。当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的经费来支撑我这本书的调研和写作,我更没有张志安兄那样的声名和影响力,但还是要做下去。所以,我很希望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朋友们的提醒和帮助,最近我将断续的贴出一些书的内容来,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这本书的写作,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知识的一种系统的补充,我不是新闻的科班出身,虽然与新闻断续的发生关系已经有了八年多的时间,也虽然对于媒体的关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但还是存在不少的盲点,所以,在此种意义上,这倒是像自己的阅读笔记,是个人的一种读书笔记形式的解读。最初的时候,我打算把这种解读直接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后来发现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自己接触到的材料和个人的记忆都是片段性的,这严重影响了别人的阅读,我想让读者有种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界的总体的感觉。而我也相信这种努力是正确的。

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在新闻的一线,其实他们更有发言权。学界往往和现实有着巨大的脱节,学者们往往在自说自话,所以实践者往往对他们有各种看法。我们也是如此,上学的时候就对学者教授们的一些所谓学术论文不屑,很不幸的是自己也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行列。不过,我想尽力的让我的解读变的别人能够接受,也不枉那些变身纸张的树木。为此,我想我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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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个招聘启事

某高校报招聘记者编辑一枚,要求应届硕士。
最好是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浙大、南开等N流名校学生。要求男性,应届毕业。 有新闻从业经历优先。
年龄不限,最好比我小点,我79年出生。

待遇: 事业单位编制 。其他的都差不多吧。撑不死,也饿不死。

本招聘启事,真实有效。非常靠谱,绝非忽悠。
愿意来的找我报名,最起码发份个人简历吧,附上点作品。
只会写会议新闻、领导讲话的就免了,您还是考公务员吧,可能那里更适合您。

注:1、并不非要这些学校啊,任何学校都有生产出垃圾的可能。我这里这么规定,是看人家大象报业集团是这么说滴,都是事业单位,所以也这么说料,不要完全当真。
       2、当然,如果非常非常出色的本科生好像也并不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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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的青年精英 (转)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主流,还有非主流。80年代的中国,业已存在着民间的“两报一刊”了,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广州的《现代人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非常活跃。

当然活跃于80年代的绝不仅仅是这几份报刊,那时候中国传媒中的变革先锋大家公认的仍然要算是《中国青年报》。整个80年代,《中国青年报》在思想解放大潮中都显得很活跃,以至于后来世人在评价80年代的具有新闻改革的前卫意识时,每每离不开《中国青年报》。

但是《中国青年报》以整体的实力让全中国都为之震动的事件,要数对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后来有业界分析家认为,那是中国传媒整体改革的一个先声。

如今回忆起来,1987年的初夏来得有点早,有人说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在作怪。这一年人心乱乱的,先是某某地被人描绘得活灵活现地发现了UFO(不明飞行物);继而又有传闻神农架再次发现了野人;到了5月份,北京已经奇热,并且整个北方都非常干燥,东北的一些地方已经一整个冬天没有下过一场雪了。突然有一天,中央电视台报道大兴安岭森林发生了火灾。开初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有哪一年,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不发生一点森林火灾呢?前一年,苏联的贝加尔湖地区还发生过一场森林大火呢。还有林业专家称,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连续半个多月天天报火灾,而且天天报救灾,救火英雄人物是层出不穷,可那火势却也一天比一天大,毫无受到控制之势。直到有一天,中央电视台在字眼上发生了变化,称这场火灾由“火灾”、“大火灾”发展到现在要使用上“特大火灾”一词。这顿时引起了一些新闻嗅觉格外敏感的北京新闻媒体的警觉。这些媒体中,最先行动起来的就有一个是坐落在北京东四十条附近至今仍然让许多北京人都找不着门的《中国青年报》。

当火灾发生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们正在唐山开记者会议,听到火灾已经演变成特大火灾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三位记者和一位实习生,星夜兼程,赶往火灾现场。最难得的是,四位记者从采访开始,就准备跳出“水火英雄”的报道老套,要去“逼近最真实最重要的信息源头”。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便成就了1987年最有分量的三篇有关人与自然的三篇新闻大特写——《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

这次报道可以被称之为为国内媒体创造了一种全景式报道的范例。用后来国内有关新闻理论总结中的套话说,这场特大火灾,是可歌可泣的,这不是说水火英雄不值得报道,而是说,相对于国家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探索悲剧的原因比创造喜剧更值得记者去拼命。这是社会责任感使然。报道是从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三个方面展开的,在火光的映照下,透出了官僚主义的嘴脸,人类认识自己和认识自然的艰难。所以这是一组不可多得的具有强烈穿透力的报道。

这肯定不是国内新闻媒体率先开了新闻干预生活的先河,但却肯定是开了以大特写的方式干预生活的先河。
虽然是被外界称为“80年代的三大咏叹调”对社会震动极大,但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奠基之作却还可以历数得更早。1985年4月,《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议,一位编辑和一位记者探索了报道突破的可能性。后来他们确定报道的方向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问题”。这期间,他们通信十多次,最后在12月诞生了中国新闻界第一个大特写报道之果,这就是《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共八篇,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完成了报道海外学子在国外生活学习情况的《第五代》和对38名中国第一批MBA毕业生全覆盖式采访报道。

作为这类报道的始作俑者,便是张建伟,当时尚未达而立之年,却已经是中国最年轻的高级记者了,由于他的带领,《中国青年报》成长起一批卓有成就的擅长于大特写报道的记者。张建伟后来在回忆这个探索过程时用了这样的总结,第一,我们捕捉新闻的眼光,能不能从仅仅盯住或好或坏的两极典型变为对生活的全方位扫描(探索的答案是肯定的,此后,《中国青年报》甚至中国新闻界的报道观念大为改观,对生活进行全方位扫描的系列专题报道不断涌现,以至于对传统的典型报道有矫枉过正之势);第二,新闻报道能否突破以微观始、以微观终的采访写作方式,从而强化宏观新闻意识,使个别化的微观信息在宏观背景下变得更为重要起来(而这一探索,也为后来的大量出现的宏观性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到了90年代,宏观报道的滥殇又是另一种矫枉了);第三,思想理论在报道中的作用和直接参与报道的可能性,尤其是报道所担负的启蒙作用,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念进行启蒙,是80年代新闻工作者乐此不疲的努力方向。

从此大特写便成了中国媒体中最走红的体裁,一直90年代初期。

80年代后期,许多文化人在探讨何以曾经走红中国,引领一代风气的文学杂志逐步走向式微,何以曾经干预生活而弄得洛阳纸贵的报告文学逐渐变得无人问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莫不就是因为新闻大特写冲击的结果而这个对干预生活显得更少文学(虚构)成因,而显得更为直接更为真实的大特写从此便为社会所接受所认同。

从此,新闻大特写一发不可收。后来,国内新闻界《中国青年报》是大特写的诞生地,当然《中国青年报》不这样叫它,而更乐意把它叫做“深度报道”。《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张建伟评价这种“深度报道”是《中国青年报》在80年代复刊以来最辉煌的成就之一。的确,这种由《中国青年报》率先采用的新的报道形式,为《中国青年报》最终赢得了头彩。

其实外界倒很少使用这个名称,人们还是乐意于把这样的报道统称为“大特写”。其中在这概念下的体裁倒是多种多样,有专题报道、系列报道、长篇通讯、分析性报道、研究性报道,甚至与日常新闻组合起来的捆绑式报道。所以用大特写这样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反而更有益于发挥。虽然有模糊的边界,但核心却是确定的——都有一个使命,即顽强地在五个W中探询WHY的真相。

是的,记者的使命,便是永无止歇地探寻“WHY”的真相。80年代,在中国记者群中总是保持着一股浓厚的探索兴趣,正是这种新闻探索本身,使得《中国青年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了一代中国名记成长的摇篮。比如说张建伟,后来就成了一位记者型作家,在90年代写出了《中国院士》,后来他又以极大的兴趣钻进了清朝戊戌变法的故纸堆,写出了长篇历史报告《世纪晚钟: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而参与了《第三次解放——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考察报告》的青年记者卢跃刚,更是成为90年代一位颇有名气的直面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家,90年代,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自救时代》仍然是把自己关注的视角投向社会最底层,描写了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无数下岗工人的生活遭遇;至于在80年代便已经非常有名的《中国青年报》驻山西站记者麦天枢,后来则变成了一位文化学者和电视策划人,他的电视片《中国农民》,有一种深深的黄土文化的厚重感;而在1998年因写出《交锋》而名噪一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彼时亦是《中国青年报》旗下的一员。

十年之后,许多年轻的一代但凡看到新闻探索性的东西,还不免要问一句,老师你是《中国青年报》出来的吗?在他们的印象中,这种写法,应该属《中国青年报》的独有风格。

1988年到1989年,整个中国新闻界几乎是新闻大特写独领着风骚。不仅各家报纸在以大幅版面在炮制着一篇又一篇大特写,甚至连电视媒体也加入了大特写的行列。其实今天看过来,中央电视台在90年代推出的《东方时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延伸。

南方也加入了这种大特写的热闹。1988年,《羊城晚报》一篇《十万人才下海南》可以说是南方的典范之作。作者是广州军区的军旅作家雷铎。

那时候挟裹着满腔壮志下海南的岂止是十万青年,1988年海南建省,那时候的海口市是一个大车店,屋里屋外挤得都是内地青年。深夜里秀英港外的海滩边还仍然云集着无数向往着看海的内地青年,在月光下拾着贝壳。这块被称为“本世纪中国最后一块飞地”的海南,真是吸引着无数的热血青年,甚至吸引着许多已经在深圳特区安营扎寨的人们,使其血液里又一次躁动着不安。不过,那本身就是一个躁动不已的年代,比如《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的程凯便被大潮裹去海南筹备《海南日报》,他当时办《海南日报》的第一个宏愿,便是想把《海南日报》做成一个报业集团,要走出海南岛,要在大陆收购若干家报纸。

那时候海南真是聚集了一批敢想敢闯的青年人,时为《海南日报》评论部的谢翔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全体都挤在租来的房子里,海口的夜晚闷热得睡不着,大家都在街边或者海滩喝啤酒,谈论的都是要干大事,要到凌晨时分方才散去。

那时候还有一个成都办报青年李亚林也奔去了海南,他投身到一家《海南开发报》的创办之中,这时的李亚林们已经有了经营报纸的理念,不仅仅是办一份报纸,而是要开发出一个网络成员产业,以报纸为中心,鼓动许多企业成为报社的网络成员,交一定数额的钱,然后就成了当然成员,可以在报纸上免费登几次广告,可以享受报社提供内部网络信息的便利。请注意,这是第一个把网络的概念用于传媒上的尝试。其实这个概念放在今天来看也非常时髦。这种经营方式开初曾经非常成功,但在海南的大势每况愈下的情形下,他们未能坚持多久,最后集体撤出了海岛…… 

 海南让青年冲动,海南也让青年人失望。海南是80年代的一种青春冲动下的热闹,这个热闹毕竟太短暂了,如同涨潮之后是退潮一样,退潮的时间同涨潮一样迅不可挡。十年之后,当我再一次来到海口,站在秀英港外的那个海滩上,稀落无人,旧梦浮现,其他人或许会有更动感的回忆——海口沙滩排球赛上拾起一个球的情景,吻一个女孩儿的情景,海边的高负氧离子空气,装在口袋里的罐装啤酒。

旧梦隐去,然而映在我眼前的,却是比十年前浊黄了许多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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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君试问东流水

今年春天,断断续续的遇见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人,都没有时间去理会了,可能以后也是如此。我还有一本书稿没有整理完,还有另一本书稿没有写完,说实话,我忙的要死。有时间我还不如坐上动车回家,为铁路做点贡献。上个周末,从北京回来,我忽然发现回到了大学时期。每天晚上要忙到快1点的时候,不停的写稿子,不停的忙碌,我说不上这种生活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过后有些怀念。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如此。那是一种怎样的时光啊,那时还有广新,出了校门,往东走两三百米,是学校的印刷厂,每个周总有两天会在那里,排版、校对,然后看着一张张报纸出来。那个时候只印几千份,都觉得很快乐。现在的报纸印数都过万了,但可能自己真的老了。老的可以计较自己的得失了,老的需要瞻前顾后了。那个时候李钧先生很宽容我们的放肆,那个时候我甚至连报头都给他改了,这在很多时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写了很多文字,甚至很过分的一些话都写在了上面,毕业的最后一次,我甚至写了“告别校园书”。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那篇稿子能够发出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问李老师。

我所没有想到是,毕业后我还是从一个校园到了另一个校园,还是从一个城市到了另一个城市。然后就日渐慵懒。这次去北京采访,我甚至发现,写下的文字和上学时候没有多大的区别。很多朋友都进步的很快,我发现我几乎没有。如果说上大学时候我还可以拿出自己的稿子和别人吆喝两声的话,现在我是不敢了。

这个周,断续的写了一万多字。完成了2个人采访稿件的整理。我体会到朋友詹敏说的,整理采访录音真是一种折磨。稿子写完了,评判是别人的,努力是自己的。在北京的时候,张志安问我,在为自己的书做调研?我还真想利用在北京的机会拜会一些前辈大佬。只是时间太匆忙,我头天下午得到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便上了前往北京的动车。其实,我倒是很羡慕他,可以为自己的课题做一些调研。可我那本书完全是自己的个人行为。如果哪位有传媒三十年中的故事、案例,或者有哪位亲历者,请与我联系。谢谢。

而现在又似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去留无意?似乎没有人能够如此的潇洒。请君试问东流水,与君别意谁短长。很难说的一些事情。只是记得采访贺玉强的时候,他说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忘了自己的行程,做人要有大的目标,跌到了爬起来,继续朝前走,不要再计较脚底的小石头。在北京的采访,不停的在别人的故事中反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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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东升成为四有新人

也就是在昨天,上午十点左右的某个时刻,伟大的无人驾驶李东升同学,拿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证件——结婚证。我靠,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这个证意味东升同学从此结束无人驾驶时代,走上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康庄大道。

我刚见到新娘的时候,还以为是个德国人呢。原来人家留德两年,刚刚归来哈,人家是不折不扣的青岛银。

至此,据我所知,东升这哥们已经有了四个证(我说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哈,也就是党和政府承认滴)。分别是政府发的结婚证、新闻出版署发的记者证、房产证(这个证是哪里发的?我没房子俺不知道啊),昨天晚上还得知,他还有一驾驶证。看来这哥们一直是持证上岗啊。惭愧惭愧,昨晚才知道,对不起了啊哥哥。如此,东升成了“四有”“新人”。

忽然之间,东升成了新人。忽然之间,光棍阵营的兄弟们又少了一个。忽然之间,又多了个叛徒。找机会要好好批斗批斗他。至于怎么批斗,施以何种刑法,请广大博友,献计献策。有喜糖一颗作为奖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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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高考最后看啥

(发于近日某期《齐鲁周刊》,有删节)
“素质教育?我看他高考最后看啥。”说这话的是我的一位同事,正有一位上高二的女儿。和许多人一样,她对时下正在升温的素质教育持观望态度,不是不相信素质教育,也不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有“素质”的人,但她还是不敢让早早放学的孩子去搞所谓的“素质”。

在她看来,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再改也只是挣扎,虽然孩子的课时量减少了,但作为家长却更忙了,“以前学生在学校里老师教育,现在靠自己了”。最近,从不请家教的她给孩子请了家教,不仅是她请了家教。在她家楼上的一位中学老师干脆把自己办成了辅导班。中学生们在素质教育的大潮中早早放学后都涌入了这位老师的“私塾”。

少拿排名说事
时下的各种新闻报道确实很有意思,甚至我看到一篇新闻说,最近山东为了推进素质教育,从2008年开始,省级教育招生部门不再向任何地方提供学生高考成绩、录取情况等个人信息,以此治理各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倾向,以此引导学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关注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是怎么想的,不排名就能避免追求升学率?事情想的有点太简单了吧。的确,高考分数是个人的隐私,但作为学生来说,他们不知道哪所学校考了多少学生?你觉得可能吗?不公布高考分数怎么进行志愿填报啊,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分数段位置,那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还不乱成一锅粥,那只能增加了学生的落榜率。

不是我给这个政策泼冷水,到高考结束的时候,各个学校还是要进行高考成绩排名的,虽然这个排名可能不被官方承认,可能被称之为“违法”,但民间的排名呢?老百姓之间的排名可能更影响一个学校的发展。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在全省普通高中校长素质教育专题培训会议上的引用了一个老师的帖子。他说,“校长开会时对老师说,不要认为素质教育大会召开了,教育的春天就来了。我们抓的还是高考升学率,没有升学率就别谈素质,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高考不放松。2008年高考只要学生知道分数,我们就能知道,就一定要排出名次来。你们也别想着过双休,周六、周日照常辅导。弦只能比过去紧,不会比过去松。我们的教育还是要穿新鞋,走老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所以不信你等着看,等高考结束,学生的成绩将依旧与老师的业绩挂钩,虽然高考成绩的影响可能在评价教师业绩的时候不再明目张胆,但至少这种影响肯定还将隐形的存在。

中国教育的悖论
于是又有人说了,素质教育不影响高考升学。说是每年的大学招生指标是由国家统一下达的,一个省每年的招生计划是一定的,我省推进素质教育是全省统一行动,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看,不允许任何一所学校加班加点,各地升学格局不会发生变化;同时,从高中教育质量看,把学生的课业负担减下来之后,高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提上来,由此课堂效益、教育质量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
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推行素质教育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升学竞争,升学教育和素质教育应该是统一的,推行素质教育并不会影响高考。
从表面上看,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相对于一个个体呢?无论招生数量如何固定,也无论招生数量怎样提高,只要有高考,就一定有竞争,而在目前的状态下,竞争只能会更加激烈。时下,又到了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你到人才市场问问,哪家好单位要的不是名校?你问问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好找工作吗?据我所知,省内某家媒体已经连续几年非国内几大名校的学生不要,省内仅有山东大学入选。于是,现在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已经不是能不能考上大学的问题,而成了能考上一所什么样大学的问题。即使是在将来,每一位中学生都能考上大学,但大学之间还将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对于他们以后的发展还将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此后只要高考存在,学生之间就不可能没有竞争。所以,时评家童大焕甚至干脆认为,“只要有高考,素质教育就是扯淡”。
于是,现在家教甚至出现了短缺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更进一步增加了教育的成本。
所以,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是:那就是认识和实践常常存在巨大的反差,甚至在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上呈现出普遍的“背道而驰”的奇异景象。虽然作为家长,他们其实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解非常的深刻到位,他们也在还在进入中学之前,让他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但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却开始对孩子和自己不断加压,英语、数学、语文……搞的自己比孩子还要忙,还要紧张,去年我的一位同事甚至差点因为孩子高考辞职在家教育孩子,你说这到底是家长的可悲还是教育本身的可悲?
还是山东省普通高中校长素质教育专题培训会议,齐涛说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引用《齐鲁晚报》的一篇报道说,现在“面对素质教育新政,家长、学生边鼓掌边担忧”,并认为这很客观。“鼓掌就是从民族、孩子的将来着想;担忧什么呢?有个标题写得很有意思‘莫让改革乱了高三生阵脚’,家长担忧高考,担忧学生的管理、课外时间的安排等等,这也合乎常情”。
也还是上文提到的那位校长,他说“现在在别的学校比较齐心、比较整齐,该放假放假、该休息休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确确实实把我们的高考成绩拿上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扬老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育、领导苦抓的‘四苦’精神,把高考搞上去,不管省市县领导怎么讲,我们的高考既定政策不但不会变,原来的奖惩制度坚定不移,还要进一步加大,希望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也不要有什么想法。”

素质教育的水土不服
无论我们怎么对素质教育抱有美好的想象,但我们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还找不出一个能完全取代高考,并明显优于高考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毕竟是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相对比较公正的人才选拔办法。几乎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后,最终出路只有高考,而且高考只有惟一标准。
其实,无论是教育的主管部门还是学校、老师以及家长,没有人不想把孩子培养成具有良好品德、性格和出色的能力的人。但因材施教的教育效果是一时半会儿看不见的,高考能否胜出却是立竿见影的。绝大多数父母不敢让孩子冒高考失利被淘汰的风险,宁愿不断在应试教育上加压,其必然排挤“因材施教”的素质教育的时间和空间。
可能关注教育的人都记得在2004年的南京事件。此前的几年,南京各中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如南师附中为满足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开设了话剧表演、旅游文学等138门校本课程,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他们的学习兴趣空前高涨。金陵中学的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自选题目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专题论文,令答辩组 教师对他们的创新思维潜能刮目相看。但是,全国高考评卷、录取工作结束后,南京教育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铺天盖地的指责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深深“刺痛”了南京的中学教育。
南京高考遭遇滑铁卢,在东北师范大学李晓明看来,这主要原因出“自与素质教育不那么协调的高考内容和一卷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上”。的确,素质教育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显得多少有些水土不服。作为高考,它能做到的只是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并无法考查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态度,更无法体现出学生的学习能力。同时,高考试卷重在考查学生的知识水平,更是难以有效地考查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限于高考批卷的条件,无法一一核实学生在作文中写的是否为真话,也就难以正确考查学生的情感态度,而这些恰好是素质教育所要培养的。
所以,2006年,《人民日报》层引用了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大良的一段话,张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其实是教育思想的区别,而不是教育方法上的不同,不能简单地说“搞面试就是素质教育、搞笔试就是应试教育”,“笔试照样能考出素质来,但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不能过于强调标准答案”。
鉴于此,要解决素质教育的问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改革高考内容和高考制度。 好在新闻中说,受各种原因影响,山东省高考方案2010年后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到那个时候再讨论素质教育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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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职业及其北京

燕地寒,多风沙。在我的感觉中,北京每天都在下土。虽然他们告诉我说,这些年北京的天气好了很多。但我听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新经济导刊》的主笔朋友朱敏告诉我说,天空中飘的不仅仅是尘土,还有化学品的粉尘。

我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距离鸟巢不到300米的位置。昨天下午,采访间隙,和边爷走了一圈,并没有觉出多少益处。鸟巢的四周还在施工,一些民工还在进进出出,拿着手机大声的吆喝。我看见鸟巢的里面散发出暖红色的灯光,看起来多少有些暧昧。我老婆要我拍张鸟巢前的照片放在我家村头。可是,我怀疑这个巨大的鸟笼子是不是以我家后山上的哪个喜鹊窝为原形呢。要是果真如此,那喜鹊还不在照片上拉屎?还不多少连累了我这张不是多么干净的脸?

在外面采访很辛苦,特别是要专访,不能放过每个细节。其实,记者这个职业,我是一直有所梦想的,但这种梦想很多时候也仅仅是梦想而已。特别是在学校里面,象这次出来,就有人觉得很不可思议,这让我很是惭愧。但今年我想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事情。昨天晚上,渔夫和我说他在回济南的火车上,他一次采访了六个院士。这让我叹为观止,惊为天人。我记得上学时候,李钧先生说,记者要有骆驼那样的肚子。我老婆说我,“也知道累了吧”。第一天采访了两个半人,因为最后的一个是在酒桌上采访的,第二天他就要去天津。只好等他回来再多少补充一下。很多东西没有挖掘出来,比如昨天下午,采访一个“种地的”,他一直很低调。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些人在那里种了几万亩橡胶就回国大肆宣传,可他却在那里种植了50完亩。他在南面某国的橡胶园竟然是江泽民进行的剪彩,这个信息我在采访中竟然没有得到。还是一位前辈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才得到这个信息,这也要在明天进行补充采访。

北京这个城市,其实杨树都已经开始垂下了毛毛虫,貌似春天已经来了。但在这个城市的权力和沙尘的飞扬之间,我觉得多少的不适应。其实一个人最初到每个城市都是如此。我看到程益中在一个采访中说,北京的印象,“皇帝、理想主义者、革命家和政客”。北京,大约如此。但接下来,还要在北京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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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京

目前在亚运村宾馆。过几天换地方。大约呆十几天。对不起无人驾驶,我来了,他走了。回青请你们吃饭哈。

明早三个采访。先休息了。北京弟兄们回头见。先感谢一下野狼、孙庆国、嘉林、枕寒、September、郁郁周、博客中国主编王小伟以及北京诸位朋友。先忙工作吧。欢迎联系小村,QQ398752089

初步打算把枕寒刘爷拉到故宫净身。胜利桥报业集团的弟兄们就等着看吧,咱们的刘爷被我净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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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通知

各位常驻北京的弟兄们:

在两会召开之际,为了向本博的广大读者传达首都人民的和谐社会建设成就。展现首都人民特别是广大记者们的热火朝天的工作热情和战斗精神。明天开始,小村与边爷要前往北京,展开长达十几天的采访。请广大驻京弟兄们,特别是刘爷枕寒抓紧攒钱,备战备荒备,做好相关接待工作。初步打算把接待态度不好的孙庆国等相关人员送到故宫去净身。

小村的相关联系方式,请大家使出浑身解数,拿出狗仔队的精神,拼命的请我花天酒地。

xiaocun.net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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