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的大明朝

去十三陵。导游说,来的不是时候,若再晚几天,四处桃花,煞是好看。在皇陵中遍植桃树,我得到的答案竟是为了“辟邪”。

一边信奉风水,一边远避鬼神,这种矛盾就如同那个叫做大明的王朝。似乎这个王朝一开始就有些精神分裂,并自始至终。比如这个王朝号称得国之正,却在帝位传承到第二代的时候就出了毛病,燕王朱棣夺了侄子的天下,在一个以忠孝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之下,就造成了以后神经分裂的病因。当然,我不知道日后,中国人的精神分裂、言不由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再比如,好象是那个崇祯说过,国家养士三百年。明朝确实是养士,在明代,科举制度得到了更加的完善,但是,这个注重知识分子和文臣的朝代,却发明了一种叫做“廷杖”的刑罚。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如果不是“诛十族都不怕”的方孝孺一般的骨头,还想和皇帝扭扭捏捏的讨价还价,是要被打屁股的,朝堂之上,同事眼下,被皇帝当众打屁股,那是一种莫大的羞辱。所以,这种养士和羞辱之间,精神分裂也来了,最后竟然是个太监殉了崇祯。

在文官制度的大明朝,种种迹象在表明了它本身的矛盾和精神分裂。所以,这个朝代出现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各种理由来解释。万历五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吕调阳、张四维入阁,这本身是万历小皇帝的张老师所期盼的,但很幸的是,这个时候,张老师的爸爸死了。按当时的有关文件规定,张老师要辞职回家“守制”。但万历皇帝的张老师却没有这么做,他“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分钱的工资,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如此看来,张老师确实精神可嘉,公而忘私。但是万历却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首辅张居正开始了他的“救时”。十年砍柴也开始了他的写作。在《晚明七十年》中,这个叫做张居正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学生万历皇帝的支持下,加强对官吏的考核,结果还是没有挽救这个朝代。这不是说他不努力,也不是说没有官员想励精图治,但到头来,文官集团以自保为重、以私利为要,正气正风荡然无存,国家危殆无人关心。大明朝就如一部无人驾驭的马车,一步步滑向悬崖,终至灭亡,它在七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帝国覆亡的全部过程。张居正也在自己死后七个月被自己的学生万历皇帝抄家。张居正的上台与死后的遭遇,正好说明了现实政治里面的通权达变,是如何在一个僵化的框架里挣扎的过程。在生前,借助幼君的力量行使改革的权力,他这个改革的合法性除了来源自传统的君权外,就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支持。

《晚明七十年》这本书从万历首辅张居正上台写起,描绘了明朝“从中兴到覆亡”的一个曲线。明朝,到了万历这个时代,已经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雨,到了烂熟的程度。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痼疾,都一起来缠着这个巨人。是向生还是向死,是补天还是凿船,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取向:张居正是有所为,万历是无所作为,魏忠贤是恣意妄为,到了崇祯又想有所为,但这么一圈下来,已经晚了。晚明的内忧外患在崇祯年间一起迸发,“溃烂莫可救”。而所有的轮回就集中在这七十年中,所以这七十年一直是史家所关注的重点,即使黄仁宇先生也在这七十年中做了一个切面,写了《万历十五年》。

梁文道在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中说,这本书十年砍柴是“心有所指,别有怀抱”。国人读史一般读的都是权谋数术,希望对自己有用。更别说史家,他们都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要不,司马光也不会去费那么多心力编撰《资治通鉴》了。十年砍柴在他的故事中将四个人的命运一一讲完,然后对明亡做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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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个招聘启事

某高校报招聘记者编辑一枚,要求应届硕士。
最好是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浙大、南开等N流名校学生。要求男性,应届毕业。 有新闻从业经历优先。
年龄不限,最好比我小点,我79年出生。

待遇: 事业单位编制 。其他的都差不多吧。撑不死,也饿不死。

本招聘启事,真实有效。非常靠谱,绝非忽悠。
愿意来的找我报名,最起码发份个人简历吧,附上点作品。
只会写会议新闻、领导讲话的就免了,您还是考公务员吧,可能那里更适合您。

注:1、并不非要这些学校啊,任何学校都有生产出垃圾的可能。我这里这么规定,是看人家大象报业集团是这么说滴,都是事业单位,所以也这么说料,不要完全当真。
       2、当然,如果非常非常出色的本科生好像也并不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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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的青年精英 (转)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主流,还有非主流。80年代的中国,业已存在着民间的“两报一刊”了,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广州的《现代人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非常活跃。

当然活跃于80年代的绝不仅仅是这几份报刊,那时候中国传媒中的变革先锋大家公认的仍然要算是《中国青年报》。整个80年代,《中国青年报》在思想解放大潮中都显得很活跃,以至于后来世人在评价80年代的具有新闻改革的前卫意识时,每每离不开《中国青年报》。

但是《中国青年报》以整体的实力让全中国都为之震动的事件,要数对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后来有业界分析家认为,那是中国传媒整体改革的一个先声。

如今回忆起来,1987年的初夏来得有点早,有人说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在作怪。这一年人心乱乱的,先是某某地被人描绘得活灵活现地发现了UFO(不明飞行物);继而又有传闻神农架再次发现了野人;到了5月份,北京已经奇热,并且整个北方都非常干燥,东北的一些地方已经一整个冬天没有下过一场雪了。突然有一天,中央电视台报道大兴安岭森林发生了火灾。开初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有哪一年,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不发生一点森林火灾呢?前一年,苏联的贝加尔湖地区还发生过一场森林大火呢。还有林业专家称,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连续半个多月天天报火灾,而且天天报救灾,救火英雄人物是层出不穷,可那火势却也一天比一天大,毫无受到控制之势。直到有一天,中央电视台在字眼上发生了变化,称这场火灾由“火灾”、“大火灾”发展到现在要使用上“特大火灾”一词。这顿时引起了一些新闻嗅觉格外敏感的北京新闻媒体的警觉。这些媒体中,最先行动起来的就有一个是坐落在北京东四十条附近至今仍然让许多北京人都找不着门的《中国青年报》。

当火灾发生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们正在唐山开记者会议,听到火灾已经演变成特大火灾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三位记者和一位实习生,星夜兼程,赶往火灾现场。最难得的是,四位记者从采访开始,就准备跳出“水火英雄”的报道老套,要去“逼近最真实最重要的信息源头”。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便成就了1987年最有分量的三篇有关人与自然的三篇新闻大特写——《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

这次报道可以被称之为为国内媒体创造了一种全景式报道的范例。用后来国内有关新闻理论总结中的套话说,这场特大火灾,是可歌可泣的,这不是说水火英雄不值得报道,而是说,相对于国家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探索悲剧的原因比创造喜剧更值得记者去拼命。这是社会责任感使然。报道是从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三个方面展开的,在火光的映照下,透出了官僚主义的嘴脸,人类认识自己和认识自然的艰难。所以这是一组不可多得的具有强烈穿透力的报道。

这肯定不是国内新闻媒体率先开了新闻干预生活的先河,但却肯定是开了以大特写的方式干预生活的先河。
虽然是被外界称为“80年代的三大咏叹调”对社会震动极大,但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奠基之作却还可以历数得更早。1985年4月,《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召开记者会议,一位编辑和一位记者探索了报道突破的可能性。后来他们确定报道的方向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问题”。这期间,他们通信十多次,最后在12月诞生了中国新闻界第一个大特写报道之果,这就是《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共八篇,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完成了报道海外学子在国外生活学习情况的《第五代》和对38名中国第一批MBA毕业生全覆盖式采访报道。

作为这类报道的始作俑者,便是张建伟,当时尚未达而立之年,却已经是中国最年轻的高级记者了,由于他的带领,《中国青年报》成长起一批卓有成就的擅长于大特写报道的记者。张建伟后来在回忆这个探索过程时用了这样的总结,第一,我们捕捉新闻的眼光,能不能从仅仅盯住或好或坏的两极典型变为对生活的全方位扫描(探索的答案是肯定的,此后,《中国青年报》甚至中国新闻界的报道观念大为改观,对生活进行全方位扫描的系列专题报道不断涌现,以至于对传统的典型报道有矫枉过正之势);第二,新闻报道能否突破以微观始、以微观终的采访写作方式,从而强化宏观新闻意识,使个别化的微观信息在宏观背景下变得更为重要起来(而这一探索,也为后来的大量出现的宏观性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到了90年代,宏观报道的滥殇又是另一种矫枉了);第三,思想理论在报道中的作用和直接参与报道的可能性,尤其是报道所担负的启蒙作用,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念进行启蒙,是80年代新闻工作者乐此不疲的努力方向。

从此大特写便成了中国媒体中最走红的体裁,一直90年代初期。

80年代后期,许多文化人在探讨何以曾经走红中国,引领一代风气的文学杂志逐步走向式微,何以曾经干预生活而弄得洛阳纸贵的报告文学逐渐变得无人问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莫不就是因为新闻大特写冲击的结果而这个对干预生活显得更少文学(虚构)成因,而显得更为直接更为真实的大特写从此便为社会所接受所认同。

从此,新闻大特写一发不可收。后来,国内新闻界《中国青年报》是大特写的诞生地,当然《中国青年报》不这样叫它,而更乐意把它叫做“深度报道”。《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张建伟评价这种“深度报道”是《中国青年报》在80年代复刊以来最辉煌的成就之一。的确,这种由《中国青年报》率先采用的新的报道形式,为《中国青年报》最终赢得了头彩。

其实外界倒很少使用这个名称,人们还是乐意于把这样的报道统称为“大特写”。其中在这概念下的体裁倒是多种多样,有专题报道、系列报道、长篇通讯、分析性报道、研究性报道,甚至与日常新闻组合起来的捆绑式报道。所以用大特写这样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反而更有益于发挥。虽然有模糊的边界,但核心却是确定的——都有一个使命,即顽强地在五个W中探询WHY的真相。

是的,记者的使命,便是永无止歇地探寻“WHY”的真相。80年代,在中国记者群中总是保持着一股浓厚的探索兴趣,正是这种新闻探索本身,使得《中国青年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了一代中国名记成长的摇篮。比如说张建伟,后来就成了一位记者型作家,在90年代写出了《中国院士》,后来他又以极大的兴趣钻进了清朝戊戌变法的故纸堆,写出了长篇历史报告《世纪晚钟: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而参与了《第三次解放——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考察报告》的青年记者卢跃刚,更是成为90年代一位颇有名气的直面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家,90年代,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自救时代》仍然是把自己关注的视角投向社会最底层,描写了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无数下岗工人的生活遭遇;至于在80年代便已经非常有名的《中国青年报》驻山西站记者麦天枢,后来则变成了一位文化学者和电视策划人,他的电视片《中国农民》,有一种深深的黄土文化的厚重感;而在1998年因写出《交锋》而名噪一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彼时亦是《中国青年报》旗下的一员。

十年之后,许多年轻的一代但凡看到新闻探索性的东西,还不免要问一句,老师你是《中国青年报》出来的吗?在他们的印象中,这种写法,应该属《中国青年报》的独有风格。

1988年到1989年,整个中国新闻界几乎是新闻大特写独领着风骚。不仅各家报纸在以大幅版面在炮制着一篇又一篇大特写,甚至连电视媒体也加入了大特写的行列。其实今天看过来,中央电视台在90年代推出的《东方时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延伸。

南方也加入了这种大特写的热闹。1988年,《羊城晚报》一篇《十万人才下海南》可以说是南方的典范之作。作者是广州军区的军旅作家雷铎。

那时候挟裹着满腔壮志下海南的岂止是十万青年,1988年海南建省,那时候的海口市是一个大车店,屋里屋外挤得都是内地青年。深夜里秀英港外的海滩边还仍然云集着无数向往着看海的内地青年,在月光下拾着贝壳。这块被称为“本世纪中国最后一块飞地”的海南,真是吸引着无数的热血青年,甚至吸引着许多已经在深圳特区安营扎寨的人们,使其血液里又一次躁动着不安。不过,那本身就是一个躁动不已的年代,比如《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的程凯便被大潮裹去海南筹备《海南日报》,他当时办《海南日报》的第一个宏愿,便是想把《海南日报》做成一个报业集团,要走出海南岛,要在大陆收购若干家报纸。

那时候海南真是聚集了一批敢想敢闯的青年人,时为《海南日报》评论部的谢翔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全体都挤在租来的房子里,海口的夜晚闷热得睡不着,大家都在街边或者海滩喝啤酒,谈论的都是要干大事,要到凌晨时分方才散去。

那时候还有一个成都办报青年李亚林也奔去了海南,他投身到一家《海南开发报》的创办之中,这时的李亚林们已经有了经营报纸的理念,不仅仅是办一份报纸,而是要开发出一个网络成员产业,以报纸为中心,鼓动许多企业成为报社的网络成员,交一定数额的钱,然后就成了当然成员,可以在报纸上免费登几次广告,可以享受报社提供内部网络信息的便利。请注意,这是第一个把网络的概念用于传媒上的尝试。其实这个概念放在今天来看也非常时髦。这种经营方式开初曾经非常成功,但在海南的大势每况愈下的情形下,他们未能坚持多久,最后集体撤出了海岛…… 

 海南让青年冲动,海南也让青年人失望。海南是80年代的一种青春冲动下的热闹,这个热闹毕竟太短暂了,如同涨潮之后是退潮一样,退潮的时间同涨潮一样迅不可挡。十年之后,当我再一次来到海口,站在秀英港外的那个海滩上,稀落无人,旧梦浮现,其他人或许会有更动感的回忆——海口沙滩排球赛上拾起一个球的情景,吻一个女孩儿的情景,海边的高负氧离子空气,装在口袋里的罐装啤酒。

旧梦隐去,然而映在我眼前的,却是比十年前浊黄了许多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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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东升成为四有新人

也就是在昨天,上午十点左右的某个时刻,伟大的无人驾驶李东升同学,拿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证件——结婚证。我靠,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这个证意味东升同学从此结束无人驾驶时代,走上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康庄大道。

我刚见到新娘的时候,还以为是个德国人呢。原来人家留德两年,刚刚归来哈,人家是不折不扣的青岛银。

至此,据我所知,东升这哥们已经有了四个证(我说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哈,也就是党和政府承认滴)。分别是政府发的结婚证、新闻出版署发的记者证、房产证(这个证是哪里发的?我没房子俺不知道啊),昨天晚上还得知,他还有一驾驶证。看来这哥们一直是持证上岗啊。惭愧惭愧,昨晚才知道,对不起了啊哥哥。如此,东升成了“四有”“新人”。

忽然之间,东升成了新人。忽然之间,光棍阵营的兄弟们又少了一个。忽然之间,又多了个叛徒。找机会要好好批斗批斗他。至于怎么批斗,施以何种刑法,请广大博友,献计献策。有喜糖一颗作为奖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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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京

目前在亚运村宾馆。过几天换地方。大约呆十几天。对不起无人驾驶,我来了,他走了。回青请你们吃饭哈。

明早三个采访。先休息了。北京弟兄们回头见。先感谢一下野狼、孙庆国、嘉林、枕寒、September、郁郁周、博客中国主编王小伟以及北京诸位朋友。先忙工作吧。欢迎联系小村,QQ398752089

初步打算把枕寒刘爷拉到故宫净身。胜利桥报业集团的弟兄们就等着看吧,咱们的刘爷被我净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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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通知

各位常驻北京的弟兄们:

在两会召开之际,为了向本博的广大读者传达首都人民的和谐社会建设成就。展现首都人民特别是广大记者们的热火朝天的工作热情和战斗精神。明天开始,小村与边爷要前往北京,展开长达十几天的采访。请广大驻京弟兄们,特别是刘爷枕寒抓紧攒钱,备战备荒备,做好相关接待工作。初步打算把接待态度不好的孙庆国等相关人员送到故宫去净身。

小村的相关联系方式,请大家使出浑身解数,拿出狗仔队的精神,拼命的请我花天酒地。

xiaocun.net总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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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再拿艳照门娱乐大众

新闻界从来不放过一次吸引大众眼球的机会,而现在的艳照门事件比钉子户、比杨丽娟、比周老虎都不知生猛多少倍,很黄很暴力,一点都不错。而现在,无论是汤唯还是周老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一个叫做陈冠希的人开始替他们转移视线。

作为媒体,应该起到一种引导社会前进的作用,即使做不成时代船头的瞭望者,但不作恶,不起哄应该是最为起码的道德底线。在对于媒体的监管中,有些事件考虑到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不能见报的,虽然这一措施备受争议,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媒体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但很多时候,这一“规则”被定义为保证新闻报道在政治上不出问题,而对于娱乐等事件则放之任之。在艳照门事件中,媒体没有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能。如果说周老虎事件,媒体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的话,那么对于艳照门事件的过度渲染和无休止的“跟踪报道”,只能说百害而无一益,甚至说是对于社会公德的挑战,而媒体在于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就是因为媒体连篇报道,对一些本不知此事的人也知道了,其速度可比网络的传播速度。

我们知道,艳照门事件惊动了警方。事件发生的一段时间以后,警方宣布,任何人凡是下载,转帖,复制此类照片的,都属违法行为,甚至到了200张都有刑事犯罪的可能性。这一规定自然也包括媒体。但是很多媒体却在发布这一“娱乐事件”的同时也发表了当事双方甚至是“艳照”,虽然都多少做了些许处理,但还是“生猛”,有些照片甚至被编辑属上“摄影陈冠希”的字样,我不知道这是尊重陈冠希的版权呢还是起到娱乐大众的效果。事实上,很多人甚至最初不知道有艳照门这么一回事,就是因为看了媒体的报道才去网络上四处搜寻有关当事人的“艳照”。

虽然有人说,娱乐大众是娱乐圈明星们的责任和义务。但艳照门事件毕竟不是一件“娱乐”事件,它关乎社会道德、社会风气乃至青少年成长。媒体对于这一事件的无底线炒作是对于自身社会公器的一种极度的不尊重,他已经不是媒体要承担的报道事实真相的责任,而是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放弃了社会责任,他已经不是独立、公正、真实的社会报道。这一事件在报道的过程中已经异化和变质。而不幸的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天,媒体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依旧在“穷追猛打”,即使是现在,大多数媒体还在传播一条关于又有两名明星被卷入艳照门的新闻,有家媒体已经出现了当事女性的照片,虽然只是剪影,但还是很容易让人猜出是谁。

随着媒体市场化的逐渐加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竞争是必要的,但以牺牲社会责任来吸引公众眼球则无疑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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