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企业史

这几天晚上,睡觉之前一直在看吴晓波蓝狮子出的那本《春天的故事》,虽然写的是深圳,但里面提到了很多山东的企业。其实整个三十年中,山东企业确实有意思。上午上课的时候,在翻看关于央视标王的资料,白酒行业的失败标王都在山东。孔府宴、秦池,后来还有个孔府家。我还看最新的一期《南方人物周刊》,上面提到了当年诸城的“陈卖光”,当然了,山东还有很多,比如三株,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东西。可惜山东的记者似乎没人感兴趣。

刚才,看本年度的中国公司史创作高级研修班文字实录。里面秦朔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还有研究行业史的也比较多,很多行业史也是值得梳理的。地域史也很值得书写。像山东企业史就值得写,我认为除了深圳企业之外,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就是山东的企业。山东企业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寿命是极其强的,我们学深圳企业,学的是它们的智力,但是跟山东企业学习的则是他们的管理,一种可以保障在有序的增长和扩张过程中不走样的管理。这些扎实的个案,就可以形成一个断代的,还有边缘的,热点的一些书。

前几年,看李路的《鲁商断代史》,觉得很有意思。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山东媒体记者就山东企业的如此写作。年前的时候,在济南和一位朋友聊天,我劝他关注一下山东的企业和经济发展历程。据说后来被他们总编给否了。后来的某夜,此君忽然兴奋的对我在SMN上说,他们最近要做这个选题,可原来作甚了?难道这就是媒体的短视?

最近几天可能要出去采访。分别是济南和临沂。济南能采访到化工行业协会以及一些企业的当家人,临沂可能会在鲁南制药、兰陵集团、红日集团等采访,也是他们的掌门人。不知道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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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报期待现代突围(朱建华)

宋按:做了这么多年校报了。大学有三年,毕业后也快五年了。话说八年抗战,好像应该什么一下了。早些时候还说高校校报应该是一张社区报。现在又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如此一文。看了那么多狗屁文章,只有这个颇和俺的心意啊。全文如下:

自1895年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创建时创办的第一张校报算起,校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高校校报一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但如今校报的地位和作用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校报自身的弊端日益凸显,比如出报周期长、实效性差、过分强调弘扬主旋律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忽视了内容的贴近性,二是市场化的媒体、新兴的网络媒体等对校报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把校报办成一份既受校内师生欢迎,又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刊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挑战不是一个高校面临的问题,而是全国各高校都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办好校报,展露它应有的活力和影响力,必须在坚持正确的办报理念的基础上进行革新。

秉承优良传统——权威性
党委、行政机关报的性质决定校报应秉承机关报的权威性。作为机关报,校报应责无旁贷地秉承机关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形势下,各地的机关报也都在探索如何发挥主流媒体权威报道地位和作用。这点从一些党报现在办报口号中不难看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提出“追求最出色的新闻,塑造公信力媒体”,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提出“责任造就公信力”,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提出“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等。无论是“影响力”也好,“公信力”也好,“权威报道”也好,这些口号其实都只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让自己的报道更具“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机关报是代表党委发言,是党的“喉舌”,报道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应及时、准确地传达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

在这一点上,校报其实已经很好地秉承了机关报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翻看各校校报,基本上一版都是“要闻版”,刊发的内容也多是学校党委、行政方面最新的各种资讯。但也要提防犯“空泛”的毛病,在及时、准确地传达党委、行政的最新精神、政策等的同时,又要遵循新闻的传播规律,把新闻价值放在报道的重要位置,避免“领导讲话、会议、活动”中“空话多、废话多、套话多”的现象,把读者最想知道或者编辑最想告诉读者的信息通过有限的文字和版面传达给读者。

“让他们感觉到就是自己身边的媒体”
机关报在报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既及时,又准确,还有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往往又导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贴近不够”。同样注重权威性和职能性的校报也往往难逃“过于严肃”“枯燥呆板”的局面。

新形势下,高校要办好校报,仅有机关报的权威性是远远不够的,校报应该借鉴都市报的贴近性,应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作为办报的一条准则。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16号文件,也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

要赢得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读者的好评,不仅要让他们认识到校报是他们值得信赖的校园主流媒体、权威媒体,还要让他们感觉到就是自己身边的媒体,反映了他们最真实的状态,提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并且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

彰显“青年特色”
从中央到地方,从校外到校内,现在的报纸有很多,适合大学生看的也不少,但是在众多报纸当中,《中国青年报》是最受大学生群体喜爱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之所以长期来倍受青年人的喜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所刊发的报道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能及时洞察青年人在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面临和遭遇的种种新问题。对青年问题反应敏锐,观察深刻,特别突出“青年”的特点。这对办好校报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青年群体是朝气蓬勃的一代,尤其是在当前高校大学生多数是“80”后、甚至“90”后的情况下,如果校报办得一点活力、一点生机都没有,天天都在讲一些“大而空”的东西,怎能得到青年读者的认可呢?在采编过程中融入了青年报所体现出来的敏锐性与青年人所具有的朝气、锐气和活力。以青年人的视角看问题、以青年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必然会在校内外读者群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一份“校内教育报”
“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高校作为育人的地方,校报毫无疑问还应该承担其育人的作用。校报既是学校党委、行政机关报,校报的读者群也主要是校内的师生,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校报是一份校园内的教育报。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高校校报育人的地位和作用,被它所承担的“宣传工具、宣传阵地”的形象给抹杀了。对于怎么办好校报、怎么发挥校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育人作用却没有重视。这样的报纸即使出报,它的地位和作用充其量只是对学校历史的一种简单的“记录”,这种“记录”不要说推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了,就是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估计都很难。高校办报育人,润物无声,应该充分体现在校报上。

新形势下如何办好校报是值得高校认真思考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秉承机关报的权威性”、“借鉴都市报的贴近性”、“彰显青年报的敏锐性”、“体现教育报的育人性”这种“四位一体”的办报理念,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朱建华)
《中国教育报》2008年1月1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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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难,共荣辱

《经济观察报》曾经都是牛人。可现在几乎都开始风流云散。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有太多才情的人似乎都是创业容易守业难,或者说是共患难易,共荣辱难。现在他们各自有了归属。

四月份,又一份新的报纸将要出炉——《投资者报》。下周就要出创刊号。这份报纸背后是湖南电广传媒和新华财经——经济观察报的东家。报纸的制作团队包括原《国际金融报》总编辑何刚和《经济观察报》社长赵力。

加上去年年底出炉的《财富时报》和今年2月出刊的《第一财经周刊》,过去经观的三驾马车如今已各为其主。前者有原来经观的总经理张忠担任出版人,一出手就和《纽约时报》、FT、《经济学家》联姻,路数有点不一般,并且吸引到了来自经观、21、一财和《东方企业家》的一波强人。原来经观的总编辑何力则去了上海文广集团,带着经观公司部的主力一起做了号称国内第一本商业周刊的一财周刊。 当然,许知远他们走的更早。

如今赵力也要开始自己的新报纸。他和张忠、何力曾经把经观带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毕竟一山难容三虎。听经观的人说,三个人当中,赵力个性最强,常常说一不二,因此让张和何很难和他继续共事下去。看来市场化媒体和中国的其他民营企业一样,蛋糕做大了就要出现排座次,论荣辱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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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一(征求意见)

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才整理目录,似乎不合乎逻辑。其实也不算完全的目录,只是我打算在85年之前写下这些东西。我知道这样的写作肯定有遗漏,我的资料也肯定不全,所以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我力求展现历史大背景下的新闻历程。希望大家批评,越尖刻越好。谢谢大家。

1978 时间开始了
中国青年报复刊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思想解放大讨论事件
年度人物:胡福明

1979 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收获复刊
为广告正名
大众电影事件
读书无禁区
大寨走向了反面

1980 “晚报,晚报”
晚报大量复刊
首届新闻奖开评
潘晓来信
“渤二事件”
年度人物:潘晓

1981
新中国第一份经济类报纸创刊
丁乃钧征婚
北京青年报复刊
“上联播”

1982 开往上海的列车
胡耀邦的指示:新民晚报复刊
胡舒立到工人日报

1983
利改税:报社的发动机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第一个广告学专业

1984小平您好
南方周末问世
年度人物:左方

1985发行变迁(深度报道归来)
参考消息全国发行
洛阳日报自办发行
中国第一起新闻官司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
向袁庚同志进一言
人物: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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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三月要去祭林昭(旧文)

宋按:04年的旧文。最初发于天涯。回帖很多。很多朋友去了苏州。发上来只是存念。没有其他任何意思。现在林昭墓已经不是青丝冢。这几年的经历,让我越发的感到一种“知情者死,信史将绝”的状态。全文如下:

很长时间不去天涯了,自从毕业后世事纷扰,我开始浪迹江湖,虽然后来在青岛的一所高校里落了脚,离物质很近、离精神很远。

文章也很少写了,更不用说思想,朋友们开始数落我这种迷乱的生活,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么快的开始纸醉金迷,甚至连自己都不清楚是为什么。在这期间,朋友们也开始流落,开岭去了北京,这是我在他刚出的《精神自治》中得到的消息,作为校友也是系友的丁国强在序言中让我在一个深夜里无地自容。

他说,“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学会了庸俗,学会了拍马,学会了腐败,靠着曲师人特有的吃苦劲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但他们也不得不付出扭曲自我、压制个性的代价”。

我惭愧的发现,毕业后的生活竟然那么不可避免的不幸为师兄所言中,曲师人的精神气质在尘世的风尘中竟然消除的如此之快。此后不久的夜里,大学好友王志军打来电话,言及我时下状态,让我几乎是整夜未能入睡。其实我知道,对于像曲师这样僻远冷清的学术院落,其精神根基永远在下面,永远指向某种寂寞、清苦和泥实的传统,而世界则恰好与此相反,不小心的时候很容易的就开始迷失。

于是决定重新开始来时的路,以至于不使自己变成一个十足的“混蛋”。

在关天茶舍,天高地厚兄邀请天涯网友在2004年3月13日里从上海到苏州去共赴苏州灵岩山,祭扫林昭墓,以民间方式祭奠这位思想史上的殉道圣女。其实对于林昭我是熟知的,甚至由她开始我开始走上那条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路。那年我读大一,张元勋先生在《今日名流》上的文章让我开始知道一个北大女生的抗争,后来在张先生的文章中更加的了解了荒唐岁月的1957年,思想者绝的年代里,清醒者寡而同流者众,而先生当年便因言詈罪,失去的是整个的青春岁月。毕业前去向先生告别,师母接的,此前校园里传说的先生生病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是时他正在济南动手术,所以一直到现在几乎已经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张先生了。

林昭在苏州的衣冠冢我是知道的,也多次想前往拜会,但一直没有能够成行,在她网上的灵堂倒是经常前往的。

关天朋友的活动今年我可能真的去不成了,但却使我觉得不孤单,毕竟思考的人还是存在的,有些人还在力图和精神保持最近的距离。在“知情者死,信史将绝”中不至于“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在我市郊的出租屋里陪伴我孤灯让我继续前行的,我想还有大家的影子,他们说要去祭林昭,我也只能心香一束。

 忽然想起元勋先生的诗:

“ 大漠尽黄沙,不见飞雁落。
      夕阳残照里,对影独婆娑。
      闺中诗友情,闻鸡曾起舞。
      燕园春色灭,思之泪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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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城下太平湖中(旧文)

 宋按:旧文。上大学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关注知识分子命运比较多。现在看来,行文很是草率,结论也很是天真。在博客上存一下吧。见笑于大方之家。全文如下:

1980年11月沈从文应邀到美访问,在24日的圣若望大学的讲演中说,“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我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日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而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点政治)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4l页) 。

这是能够代表当时一部分作家的选择的,面对当时社会变动的风起云涌,一部分作家用作家的名分,常年向友好国家飞来飞去,享受友好国家的隆重款待,享尽了人间的快乐热闹,而另一部分作家如沈从文等人却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他由文学创作转到了文物研究,力图以此来避开社会变动对他的冲击,他从此不再轻易发表自己的言论,很“安份”的从一个大学教授去做一个故宫的讲解员,转而做他的文物研究。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固有责任感和认真(当然,也包括他在1948年所作的那番关于传统文化的思考)使他在服装,绸缎家具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研究都取得引很大的成绩。但他最终也没有逃脱出陈寅格式的命运,纷乱的时局并没有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他的研究虽然有价值但给他的却只有面对被毁的文物时发出的“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与天”的喟叹。其实作为一个作家,他并没有真的想放弃他的创作,只是他总无法;将自己的个体创作生命容入当时的权力话语形式,他原有的美学思想已无法适应当时的时代要求,他所尝试的写作竟然连一个工地上的创作员都不如。他的创作在当时已没有受众,他原有的与读者的交流方式和话语形式在一切从阶级利益出发的过程中已变的消失。

其实他并非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据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中提到,沈从文在1948年解放前夕《写给吉六的信》中写道,“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并且,沈从文在1949年1月2日为《七色匿集》拟目时,在《绿匿》校本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应当休息7,神经已发展到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并且随后不久,北大校园出现了用大字报转抄的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并随之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这说明他并非没有看请楚当时的一切,于是他小心的选择了避开,甚至放弃了最初给朋友们写信时提到的创造,“20世纪新的经典”,“希望好好写30年,到20世纪末还有读者”的愿望。于是他认为他能在三十年里做的只能是做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过着一种平板的生活,下班时独自面对暮色四合的北京城,并旦面对着别人甚至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批判和落井下石的寒心。

而与之相反的老舍则自从美国回国后积极的投身于那个时代中去,并且力图使自己能够适应于那个时代的变化,怀着对新时代的感激之情,他要求自己的进步,但却在自己不断的配合时代的过程中逐渐的失去了自己的创作生命,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为适应形式所创作的作品总体水平全面下降,几乎没有写出一部前期水平的作品。其实老舍已经不能象以前那样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和宣传当时的政策,他的作品被集体修改的面目全非,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台写作的机器,他的个人创作已经在别人的肯定和否定中失去了原有的创作风格。“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观察”才写成的《骆驼样子》,他曾称为“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可他却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式宁愿修改结尾,甚至想写一个后续,给样子安排一个好的结局。在他无限的热情中他还想回到原来的创作状态中去。在写茶馆时,听到可以不写他不熟悉的新中国后的一幕时他高兴的如释重负般快乐,但这样的一个老舍仍没有逃脱出最后走入太平湖的命运。

1966年如同1957年一样,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自杀呈现高峰期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傅雷,陈梦家,陈笑雨,邓拓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自杀辞世。这里面就包括曾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老合。这年的8月24日年已六十七岁的老合沉湖自杀,此前他已在太平湖边坐了整整一天,他无疑已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最初的选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望。他曾在自杀之前一再说,“七十岁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并且他还时常对老友说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认莫半是悔意的说,“后悔当初没有听这话。,’老合沉湖时手里拿着一卷手抄的毛泽东《咏梅》诗,可能他仍然合不得的是他曾真心热爱着的时代却又不请楚为什么时代早已不象他曾想象的那样,他甚至感到的是一种曾被欺骗的感觉。老合沉湖后其艺术才能渐渐的谈出人门的视野,但其名字却成为批判发言中的毒草,当然就更不要提演出他的剧作了。“纯真”的老舍没有想到中国人的劣行,他兽经说过国内的形式他并不了解之类的话,他并没有如沈从文那样早已将一切看了个明白,沈从文知道他己无法再去营造精神上的乡土。但出身于贫民之家的老舍,父亲舒永寿在八国联军炮火中的残死,童年的苦难,使他很自然的萌生出朴素的爱国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对黑暗势力的憎恨,这些人生的早期经验无疑是影响了其一生的。而当1949年去国三年后归来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宣传上全新的中国,宣传中的一切很容易的吸引了他,他对这一切表现出的也是一种无限的欢欣。老合只想用心的去回报这个社会,但他也在这种对新中国无限的感激之中渐渐的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固有的独立性。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当时所处的环境,我们会发觉写作组的出现也让作家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包含许多专家在内的专家组实际上作为一种工具开始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失去一个知识分子固有的独立性后,开始谨照一定的规定用自己所具有的知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他们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作家们的纯文学创作以及思想者有悖于主流的思考。再者写作组中不乏有较强学术能力的人,他们在当时能够获得相对多的外部消息,他们取代原有文坛上活跃的作家而登上日渐芜杂的文坛,他们的功用不是文学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特别是他们以讨论,批评等形式发表的文章,更是能够对生性敏感的作家们以无限的影响,这当然也包括建国后的老舍和沈从文,于是他们原有的生活经历和不同的创作主张就使他们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实这并不仅是沈从文和老舍两个人面对的命运和选择,这几乎包括了当时的整个文化界人士的生命存在方式,在一场场的政治风雨中个体生命脆弱的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疯狂的风吹雨打,而平日里和善的人们也在忽然之间将这个世界变的群魔乱舞起来,更为可怕的是人们用各种崇高的理由做着各种表演和闹剧,甚至很容易的用一个高尚的理由去毁坏他人的生命。没有人能够说请楚他在做着什么,他们只是知道只要这样做了,便可以免去许多的自身的灾难,便可以不被别人打入另朋,或者保全自己的性命。在人人自危的年月里,谁会顾及他人的尊严或者生命?这时的法律己成为一条十分脆弱的绳索,它还能约束住人们几近变态的行为医?

今天我这样认为,沈从文;将一切看的太明智了,以至于他要避开,而老合却将一切看的太不请楚了以至于他不请楚他所服务和歌颂的到底是什么。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应该对当时所处的社会保存最清醒的认识,并保存着应有的自知和道义,一个知识分子应在批判的立场上推动着一个社会的进步,他应该至少是一只黑夜里呜叫着的发出“不祥”声音的猫头鹰。可不幸的是中国作家们在对于自我职责体认的偏差中纷纷走上了歧路,自保者自保,沉沦者沉沦放歌者放歌,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国一盲都缺少战士,而多的是随众的看客和无聊的帮忙,仅有的清醒者如鲁迅,胡风,顾准等人也到后来只落得一个“荷戟独佑惶”的境地,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盲都缺少产生天才的土壤,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学了在暴风雨中的自我安慰“睡吧,合上眼睛世界就与我无关”。虽然当时的客观环境上己没有真思想者存在的境地,但作为思考的个体却要有自己的清醒。我们承认我们的民族不乏清醒之士,能够在众生沉迷的世界里发出自己的呼顺,哪十白是在做着一个人民的公敌,承受着自己所热爱的人们的疯狂批判,并被以人民的名义发配到荒原大漠,穷山恶水,甚至被处决。这是一种怎样的宗教意识?

但为什么却没有更多的人如此呢?古人尚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何况知识者:如果中国的知识者有些许批判的眼光,有些许独立的勇气,启蒙主义的人文关怀,有自己的操守,就不会做到“宁默而生,不鸣而死”了,这又让我想起了道家的无为,其实.它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高压下的犬儒主义?如果知识者能惊醒更多的沉睡的人们,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前地者和反抗者?所以,面对关于启蒙的诸多争论时,我总想说的是,启蒙不仅没有结束,而是没有什么收效,毕竟中国的启蒙者太少,仅有的也多是在盐碱地里生长着的孤零零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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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起哄了

今天路过家乐福,两家山东路和香港中路的都路过了。从车窗外看不到什么。这件事自始至终我不想说什么,因为自己没有看清楚的,最好少说话,也不要盲目的掺和,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然这并不是说爱国不爱国,爱扣大帽子和喊口号的人能,我觉得是最傻逼的。下午回来,看见有人往我邮箱里写了封信,让我说说家乐福事件。那么好吧,权且只是说说。

我记起很多年前,很多学生涌上街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据说,学生们刚走上街头的时候,在某大学的校园里,有位老先生劝阻学生上街。其实这位先生当年是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当然,这不是说他惧怕了,而是他看清楚了。他并不主张学生上街,今天我也是如此。我个人觉得,人应该有爱国热情,但并不是一通宣泄之后,就叫做爱国了。如果哪位说,爱国只有这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失败。爱国的方式是多元的,也请再去读读都德的《最后一课》。不要在这样下去了,这很容易让我想起文革,你知道吗?当然,我并不是因为觉得像是文革,才不说话。在做传媒研究之前,我其实是做知识分子命运研究的。可虽然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知识分子研究,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知道如何才能像郭沫若那样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活的很滋润。其实,这些年我也没有那么做,因此,我所开罪的人,我自己很清楚,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代价了。其实这样更让我不耻。我不说话,也不主张学生出去,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更像是过家家。

其实事件本身很简单,你可以示威游行,这都是你的权力,你也可以像厦门市民那样,集体散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厦门还是上海,他们的市民似乎找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意愿表达方式。值得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学习。但是,我在很多视频或者照片上看到的已经超出了这种表达。所以我说,游行是一个人的权力,但如果牵涉到打砸,那么这就是治安问题了。把这两者分开,才应该是一个理性国民应有的态度。但有些人似乎更喜欢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相结合。可问题是你结合的起来吗。

所以我不对某些人有多大希望。我这两天在帮老婆整理一个开题报告。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些历尽劫难归来后的老诗人们,写下的其实是口号一般的诗歌。然后对正在迷茫的朦胧诗人们扔棒子,大加批判,一点也不亚于文革期间批判他们的政敌,让我很难相信他们当年曾经也是受害者。我原本说,那年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我老婆提醒了我,她说,“其实世界是延续的,从来就不可能有全新一说”。是啊,“自从……就”这样的造句本身是很可怕的。人性这些年并没有改变的了多少。如是我闻,在这场家乐福事件中,我再一次坚定了这种想法。

王小峰说的不错,这“跟养君子兰、打鸡血、甩手疗法、喝红茶菌、养蚂蚁有什么区别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太单一,源于我们一直被一种思维方式修理的环境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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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忙

从今天开始,成了我老婆的师弟,每个周末开始上课,为期一年。他们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硕士。

但是今天下午,第二节英语课我就逃课了,实在对不起我的英语老师,其实那老师讲的很好,我也很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也想有国际化视野,可是我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最近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千头万绪,无从说起。我多么想安静的做一些事情啊,我多么想有大把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书啊,可是我的时间实在是太杂乱了。我多么想和弟兄们一起坐下来聊天啊,可他们离我实在是太远了,我实在是忙啊。最近,已经积攒了十几篇稿子没写了吧。有一打书没看了吧。可我为什么就那么忙呢,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干脆,忙死算了。阿门。听海民说,刚才老师点名了,侥幸过关啊。

我想,我应该带笔记本上课了,我想我应该学习现代化的知识,我还想学会三头六臂,一心两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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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肉香弥漫的夜晚

《新周刊》的朋友月千川说,写写济南吧。我忽然想起那些无尽的夜晚,想起回民小区的烤肉以及那些轻狂的岁月。

去年以前的时候,良成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在阳光住。每次去济南,我都住在良成家里。那个时间以前,我断续的与济南的媒体有着各种关系,先是实习,再后来是工作,然后就是去拜访一些朋友。我的那些朋友以及我都曾经在那个叫做山东新闻大厦的地方做梦。那时,每天夜里,快11点的时候,写完稿子,我和良成会骑一辆踏板穿过空旷的泺源大街,来到烟雾缭绕的回民小区。要一份大梁骨,一些烤串,吃完后再慢悠悠的骑回他的住处。有些时候我们还会围着济南转个半圈。良成在解放桥住的时候还养了一只叫做皮皮的狗,后来他搬到青年居易,皮皮就被送人了,我就再也没有见我那个干儿子。

有时候想想,人总是被无尽的捉弄。那处楼盘叫做青年居易,可现实却是居大不易。那个楼盘的旁边也有一个烤肉摊,有些时候我会在那里要一些烤肉等着良成的出现。直到后来这伙计结婚。结婚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虽然我经常去济南。这个时候,他写完稿子总是很晚,而我也很少到新闻大厦了。知交渐零落。

没人陪我吃回民小区的烧烤了,虽然朋友到济南,我会推荐他去尝一下。我老婆以前不吃烤肉,对羊肉、猪肉等都没有多少兴趣或者说是厌恶。自从我没有良成陪我去吃烤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都是很早回家,吃饭,看电视。直到一天我老婆说,咱们去回民小区吃烧烤吧。在喧嚣的人群之中,我们会要一些羊肉以及虾,再要两个烤火烧,有些时候也会要一点啤酒。回去的路上,马路上行人稀少,头顶上是稀星朗月,我只觉得现实安稳,岁月静好。

清明过后是五一,我想还要去回民小区。只是不知道良成现在还去不去那里,要一份大梁骨。对了,这哥们不喝酒。有些时候,在夜里我会想起李钧曾经跟我说的话。现在我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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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高端了吗

大约是前天晚上的时候,和朋友一起讨论一本杂志的内容,忽然想起这个问题。那本杂志是一本直投的财经类杂志。很有意思的是,一说是直投,大家就会想到DM,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本杂志就是如此,虽然直投,但是有刊号,刊号的目的是可以做一些内容,而直投是可以利用一些特殊的渠道,比如一些十分精准的数据库。

很多时候,大家都说要做一本高端杂志。但我想问的是,那些声称做高端的杂志找到他们的上帝了吗?应该是上周的时候吧,一位新闻杂志的朋友跟我说,他们最近要改版了,要改开本,同时宣称自己要成为一本高端杂志。问问我的意见。我当时就觉得这几乎是在扯淡。不要总是以为声称自己是高端了,就真的是高端。他们杂志改版的目的是涨价,可能还要做新闻,也可能做成一本文摘。通过改开本就成为一本高端杂志,这实在是扯淡。我感到一种危险正在朝着他们迈进。因为这种事情我经历过,我曾经帮《XXXXX》杂志做过一次改版,当时杂志亏损,为了扭亏,就做的这种调整,结果是扭亏了,但在杂志发行却下来了,当然,影响力也少了许多。所以,尽量的不要去调整已经成熟的开本,特别是你想通过改开本盈利的时候。那样你是找死。

首先是所谓高端是否真的在乎你。特别是有些走市场的杂志,本身就没有自己精准的数据库,忽然就宣称走高端了。这样走的是哪门子高端啊。于是问题来了,你连那些低端的都市报读者都不去买你的帐,同样的价格,他去光顾你的杂志。你拿不出一线的内容,他会去大发善心?不要忘了,一本走市场的杂志是靠读者养活的。不要以为你们所谓的高端就真的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不是神仙,也有低级趣味,并不是每天要看的杂志都是高尔夫。在这一点上不如学学某些城市报纸,我的朋友单说,应该学学《XX晚报》,虽然在全国他连个球都不是,但在山东,却是独一无二的老大。这些想做高端的杂志我想也应该这样,既然你不是一线城市,既然你拿不出可以与别人竞争的内容产品,就不要口口声声的高端了,先把自己的本土市场打好吧,否则后果很严重。

另外就是,如果你不走市场,那么你要有数据库,十分精准的数据库,这点要区别与所谓的DM杂志。目前的很多直投杂志就像街上的宣传品,随意的散发,其实这是一种误区。我想起那本叫做《财富》的杂志,他的中文版,也是直投,并且量还不小,2007年的时候,他的发行量是18万1千份。但是,虽然数字大,也不是谁想看就想看的。这本杂志的执行总编黄翔说,“我们的发行有些像DM杂志,其实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属于‘受控发行’,虽然看上去我们跟DM一样都是免费,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这种发行方式对于广告商来说意义跟DM完全不同,DM是我要送给你,但其实你并不一定想要,而受控发行是你来索取我才给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读者都是希望看到我们杂志的,而且,每年还需要重新申请,才能续订。所以我们18万的发行量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是有实实在在的18万的高端读者的数据库。其实申请赠阅我们杂志的人很多,我们也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我们现在赠阅的主要是一些企业的管理者”。所以,这个数据库就很精准了,它能锁定它所要的高端。但是,目前的杂志有多少能达到这个程度呢?我看未必。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人拿着新闻监管太严来做高端的借口。我觉得这是一本杂志的致命伤。不要总是拿着监管说事。其实监管有些时候是一种托词。举个例子,比如,最近的双星改制,山东商报做了,齐鲁晚报做了,他们是日报,是号称快餐文化的。但号称深度的《XX周刊》却没有做,这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也是因为监管吗?我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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