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检察日报、南都长平、北京晚报

宋按:《检察日报》昨天刊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方周末,摘下你的有色眼镜吧!》。我读之后拍案惊奇,所以转来,大家学习一下。在转载这个文字之前,我再一次的问自己,在地震来临时人性难道是很光明的吗?作者老土,怎么让我想起来北晚前段时间对南都长平的攻击?

不过这篇文章相对于对长平的批判来说,写的实在太好了,简直是和风细雨,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我多么想买一份来学习啊,可是市场上没有卖的,只恨自己不努力进步,级别不够。为什么这样的文章总是在北方。我得出去买份南周,以示支持,虽然我办公室已经订了这份报纸。以下为转载,供学习。

南方周末是我喜欢的一份报纸。它的深度厚度以及它的独特视角,总能给我以启发。但是,看了上周的南方周末,感觉非常的怪异,一个时期以来读这份报纸时某种潜隐的莫名的感觉,一下子清晰起来。

应该说,以开篇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为代表,这期地震专刊也有一些好文章。但通读整版整版的系列报道,感受更多的是地震来临时人性的灰暗。

在第一篇文章《汶川没有死去,汶川仍然活着》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县城最大的一家超市,“人们一拥而入,跑在头里的人拿了矿泉水、面包和饼干,随即日用品货架也被一洗而空”,“人群已开始互相争抢”;

第二篇文章题目就叫《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第一个小标题是“一切回到原始社会”,第二个小标题是“人性复杂”,讲述了一个外号“老黑”的人带头抢劫闹事的事;

第三篇文章《灾后北川残酷一面》,大段讲述了特警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灾打劫者的事。

想必不用列举了吧?因为后边的文章,也大多是刻意选取诸如“先救我”、“我是张书记”之类的阴暗面来写的。

我们知道,全中国的媒体,在这次空前透明,可以全方位介入的地震报道中,及时准确全面翔实地报道了灾区情况,谣言没有滋生之地,我们在后方甚至可以比前方能够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们感受的是切肤之痛,我们体验的是真挚感情,我们做到的是万众一心。

但南方周末似乎看不到这些,看不到一切光辉和伟大,在那似乎合乎西方新闻观的冷静、中性、原生态描述之中,流露出的是文章立意之怪,角度之异,心理之阴。

稍加回顾,近来的雪灾、藏独,往日的台独、重大案件的另类解读,南方周末大多都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刀笔作剑,朝向广东之外的丑事恶事糟糕事,间或有正义之举,常态却是偏颇有加,难得看到它对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尤其是贫穷边远地区的赞美。或许如他们所标榜的,只有他们才能读懂中国,它的特立独行曾经也可以带给我们异样的思考、另类的见解,但它的剑走偏锋是不是已经到了渐入旁门、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呢?

或许,南方周末的姿态曾经是合理的。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引领时代进步潮流,问题先出现、先解决,经验见解先得出,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资格还是有的,那时,南方周末或许真的可以被称为“最具良心的媒体”。

然而,正如网友指出的,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很快,国民教育程度大大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思考能力和知识水平有了天壤之别,你想轻易地见人之所未见已非易事。时代在变,政府在变,人民在变,南方周末却继续原地踏步,继续坚持站在负三十度角去观察社会,故意不以善意解读政府和人们的行为,是不是比唐吉诃德还糟些呢?

一个著名的朦胧诗人自杀之后,一位作家朋友说,诗人可以批评、曾经指责的对象不在了,社会的发展已然超出他的理想追求,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南方周末这么解读汶川大地震时的中国,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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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按:《炎黄春秋》今年第五期以“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为题,发表了11位著名专家学者笔谈“两会”的文章,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资中筠女士谈表达权的一篇特别精彩,其中涉及新闻的提法尤其让人震撼。但是开放表达权尚待观察,尤其是要看震后那些质疑性的文字和调查报道能否见诸报道。资中筠文章转录如下: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我觉得。他们讲话中这么一些提法,不能当作说了就要兑现的承诺。例如,说给民众表达权,实践中照旧在控制表达权,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没发现有允许和支持表达权的切实行动。连南方最开放的报纸,也常受黄牌警告。有没有言论自由,是个试金石,你再讲民主没有用。过去我们早就讲民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南方的一些报纸已经市场化了,不吃皇粮,但上面依然可以撤换主编和社长。还有出版社,他也不需要公开的说不许你出这本书那本书。他少给你点儿书号你就受不了。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不全在中宣部。中宣部长得听党中央的。中宣部长和中央不一致,那就换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宣部的压力,实际上还是总的方针问题。要分析现在好多好话,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很多好的话,究竟是准备落实的,还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或者是为安抚舆论。我以为这个很难分辨。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一批精英受到利益的影响,不再坚持原来的理念了。我最近碰到一些学者,原来思想很不错的,进了政协和人大了,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自以为有机会受到咨询,就说现在已经很自由、很民主。至于下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很多教授收入非常高,有别墅。要他放弃这些利益不可能。如果他的言论和主流不一致,只要停他几堂课,一年不让他教课,或者是没有课题,或者是哪些会不请他了,他就受不了。他的收入就降低了一大块,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批人为了坚持真理不顾这些。但是,贫贱不能移的,是少数。

我们有没有进步,一个是要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现在是21世纪了,周围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的非常细,但是十七大、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人说普京在往回收权,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个坎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下面也有阻力,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够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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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胡舒立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不妨先做一个先知先觉的人。

比如,在这年开始,我们要关注一个叫做胡舒立的记者。虽然她对别人称自己是“天生记者”颇不以为然,自谓“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肤浅的新闻无法给予的”,但日后追求深刻的她因为其引领的一本叫做《财经》的杂志,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这年,这位叫做胡舒立的大学女生毕业了,当时的工作选择权并不在于个人,她被分配到《工人日报》,在国内部当了一名记者。这个时候的《工人日报》作为社会的主流报纸,无论是发行量还是社会地位还是影响力,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但胡舒立却没有感到多少幸运。因为她当年要报考的是北大中文,虽然她的虽然她的祖辈不乏新闻工作者,比如她的大外公是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胡愈之,后来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的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她的母亲则曾经是《工人日报》的一名编辑。但在1978年高考的时候,胡舒立还是填报了北大中文,但当时正好国家要重建人大,于是从考入北大的学生中挑选了一批优秀学生,这里面就有胡舒立。来到培养“一无所长”的学生的人大新闻系,结果就“只能干新闻”。

在胡舒立对别人说她是天生记者不以为然的时候,《深圳特区报》正在创刊,发行量80万份的《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我们的报纸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在一篇叫做《胡舒立: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文章中,作者舒夕说,胡舒立对于记者行业的认识转变来自一位著名作家。“当时的我们都以当记者为耻,拼命想往文学家那边靠。可是这个已成名的大作家却根本不在意个人的名利,他非常坦然地在报纸上写报道文章,署名就是记者×××。他说有什么阵地能比与人交流更好呢?只要能对公众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发生有益的影响何必在意形式呢?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胡舒立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超越个人的更高追求,看到了更伟大的人格——知识分子的良心——并不关乎是记者还是作家的个人声名,胡舒立突然明白了记者的职业作为,她不再轻视自己的行业了。

但我们似乎应该感谢那次挑选,中国新闻界从此多了一名优秀的女主编。胡舒立在《工人日报》一直呆了十年,一直到1992年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6年后,她创办了《财经》杂志,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 50位“亚洲之星”之一,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世界HR实验室对胡舒立评价是“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女性”。胡舒立总是显得活力四射,她语速极快,常叼着烟卷,是地道的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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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写好每一个字

还在写稿子。不停的写。虽然达不到日进万言的地步。其实我首先应该感谢很多朋友,昨天晚上,《齐鲁晚报》的朱总问我,需要什么书。因为我的QQ签名在寻找一本关于北青的书。于是,我下次去济南,可以从朱总那里带回很多资料。这让我很是感动。

这两天还在看一些文字。周末,半岛的志波义卖。他们报社所有的记者编辑都出动了。花10块钱买了一份特刊。没有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了,所以不可能和有些人一样。尽自己的一份力就好。不过,说“大难兴邦”,这种提法怎么说呢。是否有些牵强。虽然我知道,这是某位领导说的。当然,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讲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民族。还看了《南方周末》的汶川九歌以及《齐鲁晚报》的号外。还在网上多少的关注了这次地震。

但是,在明天出的报纸上,我却一个字都没有写,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文字是苍白无力的。作为生者,只能努力的前行,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西谚说,泼出去的牛奶,哭也没用。只能做好当下的事情了。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很看重《经济观察报》的那句简单的口号,“理性,建设性”,舍此,无他。这几天,看了很多稿子,一个个慷慨激昂,甚至有人写了文革风格的诗歌,但问题是你真是那样想的吗?所以,我不想写一个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要对得起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不能在现场采访,不能用文字记录那场灾难,只是在坐而论道,才是最大的遗憾和悲哀。最近我在写书,但越写越有一种冲动。

肩膀有些疼。我想我要休息去了。最后做个广告。《媒变:1978-2008年的中国传媒》欢迎提供线索和资料。也欢迎出版机构。谢绝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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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杂志:感念胡耀邦在风浪时的保护 (彭明榜)

嘱托:长风送乳燕 摘斗传佳音

“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这是胡耀邦为《中国青年》题写的一副对联,也是这位与《中国青年》有着30多年密切关系的团中央老书记给《中国青年》的唯一题词。

这副对联文采斐然,毫无说教意味,是胡耀邦深思自撰,饱含了他对《中国青年》的深情期许与重托。

1988年10月,值《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逢五”之喜,中国青年杂志社向许多中央领导和社会贤达发出约请题词的信函,胡耀邦也在受邀之列。收到约请,他欣然答应破例题词。但他毕竟是被毛泽东称为”我们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秀才”的人,而且深谙青年特点和宣传之道,看了杂志社提供的几条供参考的建议稿后,他摇了摇头,说:”给青年人题词应该有文采。”他决定自己创作一个贺词。经认真琢磨和仔细推敲,先想出了上联”长风送乳燕”,他的意思是,《中国青年》像”长风”一样,将一代又一代”乳燕”般的青年引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送”上了任凭飞翔的蓝天。有了好的上联,下联的创作难度就被抬高了,为此,他找了好几个人作参谋,帮忙出主意,最后对出了下句”摘斗传佳音”。他很满意”摘斗”一词,认为这个词表达了一种为了理想敢于上天摘星的勇气,既可作为对《中国青年》的期望,也可作为对全体青年的勉励。

这幅题词后来被人们认为是他生前最后一幅题词,是否属实尚需考证。但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实是,几个月后,他就因突发心肌梗塞而离开了热爱着他的人们,这幅题词也成了他留给《中国青年》和全体青年的珍贵遗嘱。

指导:《中国青年》“应该有思想的权威”
从1952年调到团中央至”文革”爆发,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1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对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的《中国青年》可谓是关怀有加。无数个星期天晚上,他常常会把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责人请到他家里开”碰头会”,传达上级精神,研究宣传报道,出选题想点子。

他特别重视《中国青年》的定位问题。他多次强调:“《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他认为“《中国青年》杂志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搞那个时期的思潮问题”。他建议《中国青年》应更多地邀请社会名人、专家学者写稿,以保持文章的思想深度。在他的建议下,《中国青年》走“老、名、专”的路子,建立了一支由老革命家、名人和专家组成的作者队伍,所发表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他还将《中国青年》的好文章进行归类评价:“你们刊物上有几类好文章,范若愚式的,魏巍式的,陶铸式的,各有风格,都值得取法。”

对于如何提高《中国青年》的质量,他也常费心思。1956年底,他亲自召集《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委,共同研究如何提高《中国青年》的质量问题。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他这样总结:”我想,首先应该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就好比是工业中的156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1960年初,在一次会上,他又对《中国青年》提出要求:”《中国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挂帅文章,立大志,力争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

在强调《中国青年》要针对青年思潮发表有分量的文章的同时,他也主张要发表一些轻松活泼的文章:“现在有些青年愿意看轻松的东西,这方面不能没有,目前刊物不够活泼,活泼轻松的东西应多一些。刊物可分两部分,上一部,下一部。”

他还主张,《中国青年》应该多发一些群众来稿,培养造就更多的青年作者。1960年,他从一个会议的材料中发现了两篇优秀的发言稿,立即转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并给当时的《中国青年》总编辑写了一封信,嘱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这两篇文章,分别题为《江南鲜花塞北开》和《我在农村安了家》。前一篇的作者罗荣是四川江津人,1957年与一个解放军干部结婚,第二年到婆家河北隆化县参加农业生产,后来当了会计,她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参加劳动后思想上的进步;后一篇的作者王培珍,讲述了她从天津女七中毕业后,到静海县团泊洼当公社社员经受锻炼的经过。在信中,胡耀邦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很好,真是文情并茂,一口气可以读完。……许久以来,我是极力主张我们的报刊适当地但又必须是认真地登载一些来自群众的稿件,特别是来自先进分子群众中那种自传性质的通讯、特写、发言和论文的稿件。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稿子对青年,对我们自己,都是极好的教材。”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果然如胡耀邦预想,受到读者的喜欢。而他的这封信,则推动了《中国青年》在以后的办刊中大量采用生活气息浓郁的读者来稿,并使之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

在胡耀邦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中国青年杂志社全体员工的努力,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的期发行量达到170万份,成为当时国内有巨大影响力的期刊之一。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担负了越来越重要的党的领导工作,但他对《中国青年》的关心仍一如既往。1978年,《中国青年》复刊。在筹备过程中,杂志社的同志曾登门向已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示。胡耀邦说,应该总结一下《中国青年》办刊的经验教训,办得好的有几条,办不好的有几条。过去总想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论述阶级斗争。我们应该从青年的角度来培养青年的理想、情操。对复刊第1期的《中国青年》准备刊发《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他给予了赞同。在听到《中国青年》复刊后将大力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和献身四化建设的青年先进人物的设想时,他表示,这两方面的先进青年都应宣传,但要优先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你们可开设一个栏目叫’反四人帮青年英雄谱’,复刊后可以连续报道,开出名单来,报道十个二十个都不算多,这才能反映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风貌。”胡耀邦的这个表态,坚定了《中国青年》站到时代前沿,敢发先声,勇闯思想禁区的决心。可以说,《中国青年》复刊后,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取得全国瞩目的辉煌,除了时代因素外,与胡耀邦的支持和影响分不开。

这之后,虽然日理万机,胡耀邦仍经常抽出时间阅读《中国青年》,读到有感欲发,便写下批语,转给杂志社或有关人员。

保护:“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

胡耀邦对《中国青年》的关怀不仅表现在对刊物的指导上,还表现在遇到风浪时对杂志的保护和对编辑人员的爱护上。

1962年,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撰写了历史小说《刘志丹》,先在工人日报上登载了部分章节,并准备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为了弘扬革命传统,《中国青年》也刊登了其中一章《星星之火》。不料,在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康生在会上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一大”阴谋”。这样一来,《中国青年》也被牵连了。胡耀邦立即打电话给杂志社负责人,让迅速把发稿的情况搞清楚,并写成材料急送给他,由他交给中央办公厅。在之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资料,发给与会人员。由于胡耀邦的得当处置,《中国青年》和编辑部相关人员逃过了一劫。而工人日报社的总编辑,却因此事件被康生等人整死了。

1964年,一个青年作者向《中国青年》投稿,批判著名教授冯定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是”毒草”。由于此稿太长,读者来件组的人就把稿子退了。这个作者又把退稿寄给《红旗》杂志。康生抓住此事又大做文章,让《红旗》刊登此文,并在编者按中点名批判《中国青年》与修正主义”合流”。这一次,《中国青年》又是在胡耀邦的帮助下走出了险境。

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某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这封来信将《中国青年》推到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边缘。12月12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该院党委的来信上批道:”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使《中国青年》躲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厄运。

“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直到今天,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老同志对此事仍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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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乃钧征婚

1981年1月8日,创办已经2年的《市场报》第7版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一米七。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则征婚启事。 对于现代传媒来说,征婚启事已经是有些“老土”的方式,偶尔出现的“富豪征婚”也大多带有炒作的嫌疑。但在1981年,这带有很大的“先锋”味道。

发布这则启事的丁乃钧老师此时已经四十岁。后来有记者对丁乃钧进行了寻访,根据丁乃钧的自述,我们会发现,其实丁乃钧是一位被时代所耽误的一代。他出生在江苏,毕业于南京地质学院,中专文凭,18岁那年,就开始在成都地质学院任实验员。但任教不久就被划成了右派到农村参加劳动,“和我同去比我大的人多数都在当地找了农村媳妇安家了,我年纪小,这事儿就放下了”。

一直到了1979年,丁乃钧被平反后来到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现重庆文理学院)任教,虽然周围人们也在帮这位40岁的“年轻人”张罗对象,但因为种种原因都不能如愿。1980年年末的一天,丁乃钧看到《市场报》时忽发奇想,我何不登则广告,把自己的交友范围扩大一下?如果向人们介绍了自己,自己还无人问津,心也甘了。尽管他已到不惑之年,但仍不缺乏青年人的勇气,并且此举中不乏悲壮的色彩。

当时,《市场报》还是一份四开小报,在新产品版面上,经常登载一些厂家、公司的供、需信息。虽然广告市场手段在当时已经出现,但在当时这张叫做《市场报》的报纸发表这样的信息是免费的。看到报上的免费广告,他想《市场报》能刊登商品信息,能不能刊发征婚启事呢?于是,他立即提笔写了一则征寻佳偶启事,连同自己的处境以及何种原因至今独身的信件,一起寄给了《人民日报》创办的《市场报》。

接到这封信和征婚启事后,《市场报》编辑部的编辑们倍感惊疑。惊喜的是这件新中国“第一”事件让他们碰到了;疑虑的是关于征婚启事的政策界限。毕竟在自己创刊之年,《大众电影》的接吻照风波刚刚结束,能不能发表这则征婚启事,报社为此专门开了四次讨论会,不难想象,这样的讨论一般分为两派:支持或反对。《市场报》既然带着“市场”二字,那么,不仅读者对象是商界上的生意人,更重要的是,编报的编辑们也是很“市场”化的,这张报纸的创办本身就带有“先锋”色彩。即使是这样,《市场报》的编辑们专门请示了上级主办机关《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有关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于是,丁乃钧这75个字的征婚启事来到了中国读者的面前。

但是,这则征婚启事当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响。真正的反响在此后的三个月到来,广州一家文摘小报摘录了这则征婚启事。由于这家文摘小报的读者对象大多是社会各界妇女尤其是中、青年妇女,发行量较大。征婚启事自转载后经过短期的沉默,终于以旋风般的态势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反响之大,影响力之强,使《市场报》的编辑们“大惊失色”。 这位教师在一个月内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应征者的信300多封。不久,吉林某校任教的28岁姑娘最后与丁乃钧结为伉俪。

丁乃钧的征婚不仅仅在中国民间引起巨大反响,而且波及到海外尤其是华人聚居地,人们把这则征婚启事看作某种征兆,一种国门敞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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