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开几天。这段时间我不在青岛了。
基本处于消失状态，这是我所喜欢的状态。在网上找不到我了，我基本上不上网了。哪位如果有急事找我可以给我电话。或者给我发邮件。不知道我电话的可以找我的朋友要。如果不知道我的朋友有哪些，那就不用找我了。如果我朋友们给你的电话打不通，就打我老婆的电话或者我济南的电话，如果也打不通，请打110。
时间安排的很满啊。这段时间搞个聚会。然后跟朋友谈点事情。然后就在家安静的呆着。宅男啊。做宅男的时间里要看完2本书，喝毒药一般的看完。却又不得不看。
国庆节快乐。记着宁愿包个二奶也不能给孩子喝牛奶。切记切记。如果包二奶还能剩下钱，您就攒着，等到11月份买本我的书。谢谢哈。
]]>朱芳文告诉我《财经时报》停刊了。一看，果然如是。该报网站刊登出了一个启事：
《财经时报》停刊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因为哪个稿子，但我想起了《北京青年报》的事来。在我即将出版的《传媒三十年》中我记下了这一事件：
1996年6月5日，《北京青年报》头版位置刊出关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的报道，称安徽省三名女童喝下娃哈哈果奶后丧命。根据刘华、左志坚出版的《出轨》一书的记载，当时宗庆后虽然避免了被自己竞争对手何伯权清算和落井下石的厄运。但他处理“中毒”事件的手段却引发了争议。艾丰曾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忆说：“娃哈哈的人很快就到北京搞危机公关，第一个找到我，我当时在《经济日报》当总编，通过我们介绍又找到中宣部。”据说，尽管这篇报道属实，稿件来源与渠道都无可挑剔，但由于涉及“三条人命”和“一个民族企业的信誉”，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果十分严重。国务院有关领导在一份批示中对北京青年报社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要求停刊整顿和改组班子。
在2005年出版的《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一书中，原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崔恩卿披露了部分相关情况。崔恩卿说：“当时有一份‘内参’，这个内参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坐在办公室里写的，信息来源是娃哈哈集团单方面的。内参内容很简单，标题是《北青报失实报道，娃哈哈无辜受牵连》，先给我们定了性——一张小报毁了一个国有大企业。北京市委准备对北青报改组，但经核查，北青报对娃哈哈事件的报道没有一个字失实，这样一搁就是两个月。”
崔恩卿说：“直到1996年8月10日左右，北京市委常委会决定调《北京日报》一个副总编辑过来当社长。最终认定‘娃哈哈事件’的错误是违反三令五申强调的地方媒体不要报道外地新闻的新闻纪律，把失实报道抹去了，我承担了这次‘违纪’报道的法人责任，调离社长的岗位，总编辑‘记过’，常务副总编‘记大过’。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
虽然这次离开崔恩卿在一年之后《我的心路》一文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告别服务13载的报社似有撕心裂肺之感。”但去留之际，崔恩卿为这张报纸设计了小红帽发行体系，从1997年1月实行自主发行的决定，毅然抛弃弊病累累的邮发体制。8月8日发行公司成立，迅速成为在北京乃至全国报业里最先进的报刊发行企业之一。现在来看崔恩卿为对于渠道的设计是富有远见的，在都市报内容严重同质化、信息社会带来信息共享的情况下，渠道成为都市报竞争中的关键因素。2000年以后，《北京青年报》能够抵御住几家新兴都市报纸的冲击，和它具有一个成熟稳固的发行网络是分不开的。
9月11日，崔恩卿卸去社长一职，离开了工作13年的北京青年报社。但不久，一张叫做《北京娱乐信报》的历史也该开始了。
欢迎大家到时候买这本书看看。历历在目，恍然如昨啊。
]]>很多年过去了。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那个集体，她的理想主义、她的悲天悯人、她的激情或者是追求。随着年代的渐行渐远，我所相信的是年轮的增添以及记忆的扭曲，但那些记忆将永远存在。
上周，在徐州。跟叶炜喝茶，半夜，忽然说，学通社该聚会了。今天，跟徐启建聊天，明天他要去曲阜采访，又一次说起与聚会有关的事情。于是有了今年国庆的这次聚会。可能有些仓促，但能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吧，反正大家都如此的忙碌。庞峰现在还在酒泉神七的发射现场，只能努力的往回赶……
有两个方案。第一，回曲阜。毕竟那是大本营。更主要的是能见到李老师。第二，在济南。因为我在济南，良成在济南，而启建师兄也会到济南待段时间。但是李老师就很难见到了，就只能酝酿下次真正意义上的相聚。良成和启建师兄初步商定9月28日晚，在济南举行。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人打算参加这次聚会。请大家提提意见。
虽然记忆永存，但我们回不去了。请每一个曲阜师大学通社人与我们联系。无论你现在何处，我们都曾经为一张被称作“学生办报”的报纸努力过。
]]>周末去了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城市。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因为那座城市的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丝毫的不讲究规则。我想，这可能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性格。
这个城市所唯一让我喜欢的是那个叫钱塘茶人的茶馆。这应该是一个连锁店，给我的感觉很好。竟然让我连续两天晚上在那里喝茶。后来才知道，这家公司的创立人竟然是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吴严，怪不得这家茶馆设计的如此有品。虽然我老婆说一种鬼气。但这似乎是我喜欢的江南风韵。特别是夜里的几株芭蕉，一丛修竹。如果有夜雨，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在外面奔波，当然很累。昨天回到济南，晚上和老婆去二七吃烤肉。这段日子一直很累，在家里难得的安宁，放心的睡去。但一夜没有休息过来。今天早上饭后继续睡觉，醒来时候竟然下午三点。我问老婆我睡了多久了。她说我从11点就开始睡。看来真的是累坏了。这段时间一直忙碌，每天早上还要按时去上班，但夜间却要忙到很晚。这种日子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原本可以将自己的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但这似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昨天下午王音先生短信说海峡电视台要采访他。恭喜一个，俨然青岛达人。
快九点的时候回到青岛，然后赶往胜利桥。接下来更多的事情。书要核实史实，而稿子也还有很多。总是忙碌。今晚还要忙。要写完几个稿子。
]]>很多年前做过一期中秋的专题。用了个压题的句子，叫做“此时相望不相闻，但逐月华流照君”。那个时候貌似伤感，实际上现在想来多少有些为赋新愁。
今年的这个中秋想来是要回家的。半年没有回去了。暑假的时候在南方游走。然后又在青岛闷热的天气里写那本叫做《传媒三十年》的书。等到落笔的时候还有不到一周就要开学，于是打算，今年的中秋一定回家。看看外婆。去年的冬天，外公去世。一直到现在，都经常在梦里梦见他，有些时候，在夜深的时候，看到外公的照片就想起以前的日子。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没想到最终没有回去。今天上午刚刚考完《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今年我在念一个学位。总是不能免俗。其实想想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不知道下次回去将是什么时候。最近总是很忙，这种忙碌甚至让我有些疲倦。昨天课后，整个肩膀开始酸痛，忽然想起很久都没有做个推拿了。身体总是一个大问题。这段日子往往都是看书到半夜，然后早上很早醒来，睡眠成了问题。但无论如何是要努力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去拯救自己的话，那么这个人算是真的废了。
明天老婆过生日。又是一个济南一个青岛。最近全心全意的在为她读博士做好后勤工作。现在算是真的相望不相闻了。相隔3个小时的动车。
在准备一些写作。工作上的、约稿的，以及传媒类的。有些时候甚至想，中国的传媒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总结一下了。可是现在做的人的确不多。当然，我的眼界毕竟有限。前段时间，张志安提出场域的问题，眼前让我一亮。都是生态啊。各种因素相互制衡，此间错综复杂。
中秋快乐。每一个人。
]]>比较的热闹。想什么，什么就来了。最近正在进行的是媒体的有关案例写作。果然，有案例上门了。
这两天三鹿的事情出现了。这不仅仅是一场对于媒体的公关危机，更是一种企业的伦理危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的巨能钙事件。今年夏天，在复旦大学，得见马云龙老爷子，聊起了巨能钙事件。这次三鹿基本成了巨能钙的翻版。不过，有了巨能钙的例子在前面，三鹿处理起来也似乎显得成熟。但问题在于，企业的伦理事件中如何处理与媒体以及自身的关系，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又被爆出如何来应对媒体，特别是网络搜索引擎的问题，比如百度。如果网上的内容是真的，那么这家公关公司倒是专业，但问题在于这么机密的资料，怎么被传到了网上，这是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了。这个案例肯定会被我写进去。
这两天不仅仅是三鹿。青岛也比较的热闹。本来青岛媒体已经偃旗息鼓了，除了毕华德先生新创办的《都市便民报》在搅动岛城报业一池春水以外，半岛都市报和青岛报业集团已经停战大约两年。现在，由于半岛率先涨价让出了部分市场空间，这其中的空间应该说便民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就早报来说，他所代表的青岛市民文化，而半岛当年之所以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迎合了岛城市民中的“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不一定是民工，而是一种移民。这些城市的新兴力量更加的进取而积极。同时，就目前的报纸来说，由于还没有形成制度化，更大程度上是“人亡政熄”的事情，那么《都市便民报》则继承了毕华德的办报思路。同时，他也是一个聪明人，不可能不去思考自己在半岛的得失。所以，我的结论是半岛涨价，对于其他报纸来说，便民是赢家的结论。
而半岛也不是傻瓜。报纸涨价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取得了先机。第一，纸价上涨的如此厉害，他的发行量越大，赔的就越多。如此，至少让发行倒挂少一点。第二，让对手赔的更多，目前的市场局势是，发的越多，赔的越多，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对手却不敢轻易涨价。但半岛这个时候不应该的是广告涨价。我们知道，内容、广告、发行实际上报业的三驾马车，对于内容来说，各家都差不多。但半岛却在发行和广告上同时动刀，这就给自己造成了被动。在发行量下降而广告商也不怎么买账的情况下，就得想法采取措施了。
这两天，岛城报业最为引人的不是各家在自己的报纸上宣称自家第一。而是利群事件。但利群也同样面临着媒体的公关问题。不过这次他的公关有些落后，至少相对于三鹿的来说，作为一家大型企业，他们的企划人员应该学习。
于是，我想接下来我应该写的三个稿子出来了。最近忙，存一下。记得提醒自己。
]]>在西湖。关于白蛇以及许郎的故事似乎离我很远。只是湖山无限，我心欣然。
刚刚过去的周六。过了八点的时候，朋友给我电话，说小河的演唱会。说给我留了一张票，让我去。九点开始。那个时候，我刚刚从中午的酒醉中醒来，刚刚打开笔记本，给一家晚报写一个千字文。
我已经很久不去酒吧了。最近一直忙。暑假的时候，周云蓬的演唱，在学苑书店，也是没有去。我比较喜欢周云蓬的歌，至少相对于小河来说，我比较喜欢周云蓬。这点类似于王学义。小河类似于试验音乐，而周云蓬有些游吟诗人的味道，比如他唱无门慧开禅师的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但暑假的那个时候正在写要出的那本书，日进万言，在写作的时刻，居然能抵住这样的诱惑。
这次去了国王头像。酒吧在半岛都市报的旁边。以前没有去过。中间有一个打台球的案子，这让我觉得不是怎么纯粹。但朋友告诉我，这个酒吧每个月有一场民谣演唱。这个年月，能坚持到这种程度的真是不容易。我去的时候，演唱已经开始，小河的上方正在播放残奥的开幕式。下面是小河一个人在演奏的交响……
酒吧里认识三个人。王音、学苑书店的老板张亚林还有妮可。王音拿着相机四处乱拍，亚林在小河的旁边席地而坐，妮可在吧台上坐着抽烟……这种状态是几年前的样子。而现在，远去了。
我在快凌晨的时候，离开了酒吧。演唱会还没有结束，走在街上，想起很多年前从山东新闻大厦下来，一个人朝老东门走去。我还想起那句，北风满地……
]]>现代报业重经营。不仅仅是建国后的事情。这实际是早有的传统。至于这三十年后的经营只是一种恢复而已。读高林先生《天教心愿身后违》，得这些论断。
徐铸成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胡政之还认为，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经济上的充分独立，才能在政治上自由的表达诉求。也正是由于此，《大公报》成了文人论政的典范，成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家园，一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器。也正是这样的氛围，成就了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报人。
胡政之死后的两个月零三天，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执笔的最后一篇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庄严地宣布《大公报》从此“属于人民”。随后，先北迁，再改名，再国有，最终停办，仅留下香港一支，作为“窗口”。近几年，王芸生先生的后人不断在报刊上写文章说，当时的《大公报》既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不过，此后的《大公报》和胡政之等“三驾马车”时代之新记《大公报》的相同之处也就仅是名号而已，却是不争的事实。谢泳说，在一定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孙庆国同学说，抓紧更新你博客，否则封你ID。于是吓的我抓紧更新一下下，不过不知道下次会什么时候更新了，最近很忙。我现在一般都是12点以后睡觉，早上6点50起床。很准时。孙庆国还问我怎么总是去17楼，这真是个好问题，就一个字贱。不过最近连贱的时间好像也没有多少了。说说最近干了什么。
写稿稿。到现在还在写各种稿约，用乱七八糟的名字，写不同风格的稿子。因为工作是一回事，爱好是一回事，而生活则是另一回事。我的关注点比较广泛，传媒为主，其他的也多多少少的进行一些。还有，既然答应人家了，就应该用心的去写，我一再的告诫自己眼高手低的问题。不过这样我少了行路的时间，只看书那真实扯淡。还有就是在为下本书准备，我一本书的准备时间可能有点长，不是那种十来天就做出来的。
上课。本周要进行讨论，下周要考试。这一年的时间，特别是周末时间都在上课，没办法，在念一个学位。好在老师们都还是又一些实践经验，但这些课程我都是当作学术讲座来听的。我一贯如此，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喜欢那种方式，有的时候，聊天、讨论可能得到的收获更多。纯粹的记忆似乎得不到思维的训练和视野的开阔。而一个学位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准备两场考试。一个是职称考试，这个全国的通过率据说比较低，但没办法，时间也不多了。还是好好努力吧，虽然我知道这项考试对于我的工作来说没有多大的用处，甚至没有什么关联。但还是看看吧。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又要跟尘世隔绝，其实我喜欢这种隔绝，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有些人天天在装，我很不喜欢啊。
其他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日常工作还有生活。越简单越好。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哪些装X的人。但我的原则也比较简单，敬鬼神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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