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山西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

本报记者 张国 李剑平
回顾整个过程,就像看一部惊险大片。
闪光灯亮起,“咔嚓咔嚓”两响,迅即退出房间,跑到楼道里,又是“咔嚓咔嚓咔嚓”三响,然后箭步下楼,跑到一楼大厅,未等保安缓过神来,又是一顿连拍。随即冲出大门,钻入早已发动的汽车,一踩油门,车子马上消失在潇潇夜雨中。

这是42岁的戴骁军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一次拍摄,前后历时19分钟。
“拍完以后,自己后背都发凉”,戴骁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也许还没等矿方人员打你,那些记者都会打你。”
这次拍摄留下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
9月25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完成了职业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拍摄。

事情的缘起是,他接到干河煤矿矿工举报,41岁的矿工吉新红在矿内闷死,吉系洪洞县曲亭镇北柏村二组人,9月22日下葬。事故发生后,煤矿未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发放“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

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太原辗转找到戴骁军采访,并随即赶赴干河煤矿展开调查。
矿工们说,煤矿塌了,把人埋了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西第一大河汾河从这里静静流过。即使在山西这个产煤大省,临汾的煤炭资源也令人羡慕。 霍州向西,跨过汾河,南下进入洪洞县,公路沿途遍布矿山和煤矿指示牌。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就在其中。

这家煤矿不在霍州境内,而是位于洪洞县北部的堤村乡干河村。站在煤矿公司大院放眼望去,山上仍有窑洞。当地村民说,干河地底深处很“肥”,出产优质焦煤。   顾名思义,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的出资方就是“霍”、“宝”两大集团——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的霍州煤电集团公司和宝钢集团下属的宝钢贸易公司。该煤矿公司注册资本金为4亿元人民币。   这家煤矿是山西焦煤集团与上海宝钢集团的战略合作项目,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确认为山西“十一五”重点项目。该矿煤炭资源地质储量3亿吨,矿井建设规模为年产煤210万吨。控股方霍州煤电集团,是原霍州矿务局2000年改制而成的企业。   霍宝干河煤矿原定2008年7月1日正式投产,不过拖延至今仍未正式投产。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干河煤矿仍处于基本建设阶段,还不是生产矿井。   但在矿区,记者见到了煤堆,排队运煤车。一名30多岁的煤矿工人说,矿上大约有1000名工人,一年多来,既招聘了附近的村民,也有为数众多的外省人,山东、河南的都有。   干河煤矿隐瞒矿工死亡而遭网友曝光之事,已经流传到矿工群体中。“死人的事儿?听说了,你上网看吧。”“你去找办公室?他们能说什么真话?”   几名矿工证实,9月20日,一名正在作业的洪洞县工友被他们所挖出的“黑色黄金”吞噬,窒息而亡。“煤矿塌了,矿上肯定有责任。”见记者听不明白,一名矿工解释:“煤矿塌了就是漏了,把人埋了。”   董事长证实事故迟报与“封口费”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10月26日中午,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直到9月底,集团公司才接到了干河煤矿的事故报告。   他直言不讳地对煤矿负责人提出批评并告诉记者,10月21日,霍州煤电集团召开干部大会,对此事通报全局(即“集团”),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我们已经加大处罚(力度),严肃处理了。”   记者向杨根贵提起网上的有关传言,他证实说,对于这起事故,安监部门已经介入调查。霍州煤电集团向干河煤矿追查此事后,9月底,煤矿提交了事故报告。   “不是瞒报,他是报得迟了。”杨根贵说。   杨根贵还向本报证实了“封口费”的事,他说:“刚开始有这种情况,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严肃处理,没人来了。”   记者询问煤矿矿长李天智等负责人是否受到处分,杨根贵说,事故处理工作根据集团公司1月6日安全会议上出台的有关规定“对号”,“对到哪儿就到哪儿,没什么争议,都按这个走”。他透露说,这一处罚无疑会影响到煤矿的全年效益。此外,要求矿长李天智向安监局写出书面检查,并罚款 8000元。

根据国务院上述条例,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存在“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行为,“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    矿方说“大约有四五十人”   与杨根贵董事长的坦率相比,矿方的态度耐人寻味。10月26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煤矿的六层办公大楼,由于当天是周日,绝大多数办公室都上了锁。一间虚掩的办公室内,六七名工作人员在开会,记者推门而入,他们却对任何事情都表示“不知道”,也不透露值班领导或办公室、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经过一番努力,记者辗转获得干河煤矿内部通讯录。   听说记者希望采访李天智矿长,一名工作人员说:“这两天矿长忙得很,打电话肯定……这两天,矿长的心情不好。所以给书记打电话就行。”   “矿长为什么心情不好?”   “这两天矿上有点事儿。”   “是不是跟网上说的那事儿有关?”   “对对对,就那个。这两天做检查呢,我们矿长——给局里头报检查。你们都知道这事儿了?我知道网上有。”   “为什么要写检查,是因为瞒报吗?”   “你都看了吗,还要问?就是因为那个——没往上报。”   “那天来的记者多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一名保洁员则说,前一段时间的确听说来了很多记者,但自己只负责六楼清洁,并不知详情,不晓得负责人在哪个楼层,也不知负责人如何联系。   但记者很快发现她没说实情。记者尾随这名保洁员走到四楼,见她走入楼内唯一一间挂有“秘书”铭牌的办公室——此前,记者曾试着敲过这间办公室的门,无人应答。记者绕到窗户对面,隔着纱窗见到室内办公桌电脑前有一名男子。保洁员与这名男子交谈片刻后出门,恰好被快步赶来的记者迎面撞见,但她并不说话。记者不假思索立即推门,门已经上锁。记者多次重重地敲门,都无人应答。记者重新绕到窗户对面,仍可见到那名男子。记者冲他喊话、挥手,他手持烟卷,对着电脑,置若罔闻。   记者下至一楼大厅,向保安人员打探情况—从摄于9月25日晚的照片可以看到,前来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当晚便在此处的登记簿上留下了姓名,许多人填写的来访事由是“找李主任”或“找李国良”。   不过,多名保安均以“不知道”、“秘书都不在”为由回答了本报记者关于事故和“封口费”的询问,并拒绝提供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记者向他们留下电话号码,表示希望与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离开煤矿。   驶离干河煤矿大约20公里之后,记者意外接到了自称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他所告知的电话号码,确与该矿内部通讯录上的“李国良”对应。煤矿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国良上月刚刚调离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李国良在电话中也证实了他曾是办公室主任。   “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出了点事儿,很多记者去‘敲诈’?”对于这一问题,李国良在电话那端解释:“不算敲诈。来的媒体多而已。”   究竟去了多少记者?李国良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吧。”这一数字,少于戴骁军9月25日晚所目测的100多人的规模。   而那并非“封口费”发放的唯一一天。干河煤矿门口总有一些出租汽车在等活,据司机回忆,出事后的四五天内,来了不少记者“领‘封口费’”。一名司机还向本报记者多次强调并点出了两家电视台的名字。这两家电视台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香港,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   不过,本报记者无法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因为无法从干河煤矿拿到“封口费”发放名单。   同干河煤矿的矿工一样,这位司机也一再建议“上网看看”。   “安全的事儿,要瞒瞒不住,没有必要!”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这是大事,虽然你有责任,何必瞒报呢,没有必要嘛!你以为瞒过了就不处罚?照罚不误,不含糊,只能加大不能减小——不合算!”  来源:中国青年报 山西霍州10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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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道场,就是江湖

看宋幕新的博客。得一个这样的标题。浮生若是。一片虚妄。还是存目。有心情再写。

忽然有了心情,讲个故事。别对号入座,别气大伤肝。下午参加一个活动。到处找不到位置,后面都是站着的人。就坐到了第二排,这时过来三五个女老师,都三十好几了,或者四十好几了。“到后面站着去,给老师让位”,原话大意如此。我只好老实的走开,不过去了第一排。这个位置本来是给领导们预留的。虽然后来我还是到了后面,但那是我尊师重教的体现。教师节没过多久哈。

但我想,都说现在的学生如何,有时候我也想换个角度。忽然有了这么个机会。这都是因为我长的好像太年轻了。

生活啊,狗屁的生活。不是道场就是江湖。原来如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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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光荣与梦想》

我总是对那些纵横捭阖的文字产生兴趣。无论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还是时下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著作,这些文字无论所涉及的时间长短,但他们的写作者都在力图让自己读者有种对于历史的新的、全面的把握。这种把握即使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个小的切口,也力图让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在一个大历史中进行的。

还有就是,这种对于漫长历史的叙说被放在了一个场域之中。上学时候,老师们的告诫是事物是联系的。那么,事件的发生都有了一个他独特的场域,在此之中他们彼此斗争彼此掣肘但却彼此依靠。所以,在这种长久的复杂之中才有了这个世界精彩的意义。这种观点后来被我长久的应用于我的阅读或者是分析之中。在我写《传媒三十年》的时候,也这样时刻的告诫自己,我总是不停的想起那些大历史的著作。当然,我想起的更多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

现在,似乎到了重新阅读他的时候。这决不仅是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明年是建国六十年,绝对不是让我们的作家能有一种写作的方式。而是,曼彻斯特写作的时候正是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代,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又一次上演,央视的经济频道媒体都是华尔街风暴。我甚至听说韩国的李明博开始效仿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了。国债在加大发行的力度,看来新一轮的基础建设要开始了……这一切在上世纪的某个时候在美国都似曾相识。

从雷曼公司的破产开始,历史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萧条之中。从上个世纪开始,互联网经济开始了自己的跌宕起伏,到了现在这轮新的热潮开始减退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调整期,我们姑且这样乐观、满怀信心的认为。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经过这轮调整之后,经济还会有快速的发展,艰难时世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黯淡岁月也仅仅是我们为这种新的经济勃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怀着这种心理,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看一下美国的艰难时世。

1932~1972,威廉•曼彻斯特所描绘的是一个从“沟底”开始的美国四十年,即便在大萧条时期1932这最惨的一年,大多数人依然满怀希望,无数的进步都在那些岁月孕育。在这之前的3年,美国经历了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这些与我们何其的相似。但更为相似的是一个社会复原力和成长力。曼彻斯特的写作正是选取的美国艰难却有充足社会复原力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美国人有自己的艰难时世,但却有了各种“新政”的出台,罗斯福甚至废除了美国所长期坚持的金本位制度。

而时下,一系列的天灾再加上经济萧条的到来,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江浙一代的民营企业就开始面临自己的“艰难时世”,然后是楼市一片救市的声音。但这些在长久的历史之中,都不过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些小的磨难和沟壑而已,就跟年初所发生的雪灾一样,当时艰难但很快过去。这种心态的养成还在于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所养成的强烈的自信力。而这种自信力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最为有力的底层动力。在全球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刻,中国恰好面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机,新的调整又将到来。这将是新的光荣与梦想。

宋神宗赵顼先生在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时候说,这本书能“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看的出来,赵先生很久以前就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经常照这面镜子的他在自己三十八岁的那年饮恨而疫。但这都不妨我们把这本书拿来“资于治道”。而在商品社会,在全球大萧条到来的时刻,我们不妨重读一下《光荣与梦想》。
这本书告诉我们,艰难时世是变革与崛起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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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伦理

先说一下,这周回到青岛就一直忙碌,累的有点发晕。晚上去做了个推拿,医生说我在这样下去就完了。颈椎快要坏了。所以没有更新博客,大家见谅啊。呵呵,先开个玩笑,死不了的。下月初要去北京做一系列的访谈,可能要待一段时间。

这两天让我关注的事情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微软黑屏的问题。不好意思,无论是反盗版还是黑屏,都没有轮到我这里,无论是我的笔记本还是我办公室的台式电脑,他们都没黑。主要是因为我们领导是IT精英,所以我们的电脑到现在没有问题。但这次黑屏让我想起了WPS,这是被我们抛弃的国产品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一直用WPS的,根据我的体验,这是一款很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办公软件,但很不幸金山让我们这些人逼着去做网游了。我们觉得外国的月亮圆。

终于,我们帮微软打败了国有品牌,然后反过来又被人家说成是小偷。可问题是一开始微软为什么不说我们是小偷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商业伦理问题。也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微软是允许我们这么做的,但现在不是了。就比如这次黑屏,很明显的以恶治恶,也不见得他本身有多么的磊落。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房价。媒体们都在说救市。这让我看不起很多媒体。不要因为地产商不给广告了,就帮他们说救市吧。现在商业媒体的出现,其实很大的一块广告是地产,再一个就是打胎卖药的野广告了。那么,媒体与地产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密切,所以他们说什么都不奇怪。但更为可怕的是有些所谓的评论家也在吆喝着救市。其实,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最不应该救的就是楼市,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那些原本就很有钱的人。但有些评论家本身就是包租公或者包租婆,所以我很害怕他们说什么,毕竟这与他们的利益相关。

还有就是,这几天的媒体在大面积的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报道都太浅了,浅的有些可怕。本来,这种纪念是要为了更远的将来。但我们的媒体没有。前段时间我在写《传媒三十年》,发现其实这三十年里,需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了,还有就是值得反思的东西也很多。这个我明天说吧。肩膀有些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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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活着,还走路

我消失的第8天后,我决定上来看看。我想看的是一些事情的进度如何了。我还想的是,要开始新的奔波和生活了。

枕寒问我是鬼魂出现还是死而复生。我想应该算是归来。我把书都放在了家里,这个考试以后我是不打算再考了。实在是没有意思。我不能总是为了考试活着吧,或者说,人不能因为尿而憋死吧。

回来。休整一下,然后开始忙碌。马不停蹄的走路。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远离一些东西和事情。人总要有个心智的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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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过往。

“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名字”。某人如是说。

我早上的时候忽然想起这句话实在是有些偶然。我打开我的RSS阅读器,看到博客大巴要创办一本叫做“城客”的杂志。横戈说,“我们觉得最好的是《倾城》和《城客》,找商标注册的中介查询发现《倾城》被去年被沈阳的一家传媒集团注册了,做了一本吃喝玩乐的DM,我们也乐于接受更多BlogBus的‘乘客’喜欢的这个名字:《城客》,挺好的。

我忽然想起这个名字,倾城。这是我几年前为青岛的某份杂志起的一个名字。至今策划案还在我的电脑里。只是后来这个杂志改了名字,叫做《魅丽》。据说,改名字是因为某人找术士算了一卦。结果是这个名字不吉。没想到被别人注册了。

生活总是在不停的错过。后来,我与这份杂志基本没有了关系。也算作一个史前史。据说,他们最近又要有新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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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报道失误榜

发于《青年记者》9月下。本期杂志刊发了专题奥运报道点评榜,是一个对于奥运报道的总结。研究者可以看一下,比较系统。失误榜是从媒体操作层面来写的,贴出来,见教于方家。另外,本期刊发了张志安的《真相为何被遮蔽》,这篇文章对于英国媒体314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分析。值得一读。我的点评榜全文如下:

一、新闻中离谱的错误
8月10日,冼东妹夺冠。8月11日青岛某张报纸上发出了这样的报道:“紧接着,冼东妹向前来为她助阵的每一位官员,以及中国教练员拥抱,教练傅国义直接把她扛了起来,幸福洋溢在冼东妹的脸上。看台上的观众也非常疯狂,他们不停地为冼东妹鼓掌叫好。冼东妹挥动着中国国旗绕场一周,以感谢支持她的球迷。”
让一个柔道冠军去感谢自己的“球迷”,这个错误似乎有点离谱。奥运报道,各家媒体你争我夺,各种策划方案纷纷出炉,但无论报道的好坏,有个起码的要求,那就是不要出错。作为一个记者,你可以不专业,但是不要出错。如果错出的有些离谱,那就更不对了。
而网络媒体则在保持了自己迅速快捷的同时,也是频频出现错误,比如在新浪的网页上,就曾经出现过“孙海平”、“孙正平”出现混乱的情况,香港代表团的团长,霍震霆被更改为“霍启震霆”,而“霍家”则干脆变成了“霍启家”?
此类报道错误在奥运报道中经常出现,不由的让读者大倒胃口。

二、“比过年还热闹”的冠军报道
张娟娟夺得冠军后,当天聚集到她家的记者达到了100多位。
这可能是莱西抬头村见过的最多的记者阵营,这个村子只有700多人,前去的记者达到了当地人口的七分之一。很难想象出来,这些记者们是怎样采访的。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张娟娟的邻居说“四年前的雅典奥运会,到她家的小车从马路边一直排到她的家门口”,这让这个村子“比过年还热闹”。
对于奥运冠军的过度关注让奥运会本身的参与性退后,而更多的变成了一种功利行为。有参与此次报道的编辑说,“应该多讲讲人文色彩的,尤其不要他一拿了金牌,就所有事情都变成好的了,整个就成了一神仙没有一点缺点了”。更有甚者,对于奥运冠军们,甚至有禁令不准渲染他们的苦情色彩,不准说什么训练太累不能回家。
对于冠军应该报道,但是如何进行报道,除了宣传他们的光荣事迹、在第一时间赶往冠军家里采访,即使不能去也要千方百计找到其亲友电话进行采访之外,似乎没有见到几家媒体做全面、立体化的报道。

三、不得不选择电视的网络视频
“看奥运,上XX”……这些广告奥运前后到处都是。获得授权进行奥运视频转播的相关公司有9家,分别是央视网、搜狐、新浪、网易、腾讯、PPS.TV、UUsee、PPlive和酷6网。此外,还有大量的视频网站,通过“奥运会互联网视频公益性传播授权”获得了开闭幕式,以及部分重要赛事的视频。
且不管网媒是如何争夺本次的转播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受众选择网络,看中的正是网媒的迅速性。但不幸的是,除非没有电视,否则关键时候还是不得不打开了电视机。因为网络的视频到了要观看的时候观众才发现,是要下载插件的。很多网站即使是下载了插件也还是无法流畅的播放,甚至有些网站的插件下载的时候破费功夫。再者,这些年,网民都被“流氓软件”吓怕了,没有人知道这些插件是不是也有着“流氓软件”一样的功能。所以,虽然各家网站在奥运会结束后纷纷宣称自己是“老大”。但在最关键的时候,观众还是选择了电视。

四、被娱乐化的近乎庸俗的运动员
运动员和娱乐明星们似乎差别很大。但在何雯娜站在蹦床的最高领奖台上的同时,她可能还不知道媒体迫不及待的掀出了她的早恋风波,《现代快报》甚至制作了一个这样的标题:《何雯娜曾因早恋惹祸 可爱美女迷住举重冠军廖辉》。
对于运动员的娱乐化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田亮等人也以娱乐圈中人的面目出现。但是对于运动员的娱乐化在这次的奥运报道中却走向了庸俗化。俄罗斯代表团还没有到达中国,网络上就开始流传所谓的田径七大美女的艳照。而德国四名女选手也在杂志上刊登写真……这些都被国内的网站迅速的“图文并茂”的加以报道。而湖南某报更是在其“奥运快报”上制作了一个关于奥运美女运动员的专题。标题是《美女,刺激你的荷尔蒙》。
再比如国足事件,无论其比赛失利应该得到怎样的讨伐。但后来竟然把失利的矛头归结于“开房”似乎有些过火,这个词语如果不解释清楚,似乎能够引起人们无限的想象。而这些报道方式也仅有对于娱乐圈的报道中才会经常用到。

五、千报一面、千网一面的同质化
奥运开幕前夕,媒体积极备战的一个方式是进行“结盟”,各种各样的“联盟”大量出现让报道的同质化显得十分严重。
媒体的同质化其实不仅仅限于奥运报道。在市场化媒体中间,特别是都市报中本身报道的同质化就已经十分严重。基本上一家报纸的新闻在另一张报纸上还会出现,只不过可能换一种说法而已,甚至有些媒体的通讯员都是一样的。奥运报道也是如此,无论是记者的写作角度还是报纸本身的运作形式,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很少有出彩的报道出现。
而网络媒体由于制作的便捷更是如此。一条新闻在几分钟之间,肯定主要网站都会出现。
媒体的同质化,还表现在报道方式的扁平化。奥运报道几乎成为了一种模式,比如对于金牌数量的关注、对于比赛过程的关注、对于奥运冠军家人的关注。报纸不同程度地显现金牌主义的倾向,不论是版面编排,还是预测新闻,采访、编排均以获得金牌为的核心展开,对于没有奖牌的项目,报道的分量少多了。除此,很少见到更加鲜活和出彩的报道以及报道方式。

六、策划模式的单一
奥运期间,正是纸价上涨的时刻。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整个奥运期间很少见有哪家报纸出现大幅度扩版甚至是出版“号外”、“特刊”的形式进行运作。甚至有些报社在奥运之前曾经组织了大量的报道团队和后方制作团队,但此间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
这让人很容易想起世界杯期间的媒体运作。在以前世界杯期间,很多报纸以“号外”、“特刊”等形式和名义每天出版两张报纸。这样既给读者带去了新鲜的资讯,也给报社带来了不菲的广告收入。甚至有时直接有商家进行冠名。按一些媒体的惯例,奥运期间正是千载难逢的扩张时期,但并没有见到多大的动作。似乎在进行为奥运而奥运的报道模式。
事实上,奥运期间虽然网络媒体吸引了部分眼球,但由于其本身的局限让纸媒的易于保存和携带等特点显得尤为突出。此时的纸媒更应该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多种策划,赢得读者,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纸媒在奥运中没有进行大量版面的运作,不是为了“环保”,也不是为了节约木材,而是对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但这也同时反映了策划模式的单一。

七、“明星”外行的奥运点评
在奥运期间,众多的明星被请到电视演播室中来进行奥运点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点评奥运的权力,但很多点评的确是有失水准。这当然也包括很多报纸所开设的明星专栏。
比如,北京电视台请来了于丹、王刚等文化明星或者娱乐明星进行访谈。我们知道于丹以百家讲坛中解读《论语》而知名,而王刚则让人一下就想起和珅的形象,虽然后来王刚开始主持藏宝类节目。但这些与奥运似乎没有多大关系,而一些纸媒邀请作家们或者明星们开设的专栏也是如此。术业有专攻,很多临时的“体育解说员”由于缺乏没有基本的体育知识,现在被拉来解说奥运,他们的解说往往答非所问,让人不知所云,显得“太不专业”。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电视台在制作奥运节目的时候,请来一些当地“民俗学家”一类的所谓名流,由于他们缺乏体育知识,有些时候缺乏上镜的经验,这种情况下,制作出的节目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八、记者们“没人性”的提问
有些前方的记者告诉我说,冠军们不接受采访。但他们却不知道,很多运动员都被这些记者们的问题给“雷”倒了。
奥运会一开始,很多论坛就有网友贴出了一些记者的提问。
比如,在女排比赛之前,有记者这样采访赵蕊蕊,“全国观众都不知道你伤好到什么程度了,你能不能对着镜头给我们蹦两下”。赵蕊蕊生气地说:“我都蹦一天了,你还让我蹦!”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这个记者还在后面说“蹦一个蹦一个”。
郭晶晶双人跳板夺金,明明是领先六分,但还是有记者拉住她问,今天你们领先三十多分获得冠军……
而有些问题则显得有些残酷,比如冼东妹得冠军后,记者问教练,你们放弃了亲情值得吗?教练当时就哭了,背过头半天也没再回答。
此类提问,在电视等媒体表现尤为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纸媒记者不存在此类问题,因为纸媒还要进行更加细致的编辑工作,所以读者不容易发现。

九、“辨证”的有些牵强的报道
环球网上出现了一条新闻,标题是《中国奥运“黄牛党”震惊世界 侧面反映奥运人气高》。这则新闻从黄牛党的猖獗来写中国奥运的人气高,不仅有些牵强,而且让人觉得“别扭”,该记者“辨证”看问题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本身黄牛党存在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奥运会中,黄牛党的猖獗更是反映了门票出售过程中的监管不力,但这篇文章中却出现了一个叫做“中国黄牛党活动能力最强”的小标题。
这似乎让人想起当年的渤海二号事件。事件发生后,海洋局领导不但没有检查自己的工作不足,却在不断的宣称工人们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甚至海洋局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在对事故调查组汇报时,竟然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战争年代要付出代价,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72人死的是值得的,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
此类牵强的“辩证法”还是少用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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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

对于历史的描述,我们常见的是鸿篇巨制,却往往语焉不详。或者干脆是各种口号、“定论”充斥字里行间。至于此间的人物,更是刻板、冰冷,甚至干脆符号化,至于感觉得到他们的趣味乃至体温、呼吸,这简直不可能。

作为一种读物,良友书坊的良友系列在做着关于弥补的工作。这套由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出品的MOOK正在做着书写个人史的尝试和努力。

其实,按照时下的出版风向以及阅读趣味来说,这样的书未必能有多少市场,人文往往就意味着小众,更何况是小众之中的个人史,能达到七八千的发行量已经是善莫大焉。但他的出版人之一薛原说,这样的书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承担一种历史担当和责任,而不是对于码洋的追求。这种担当和责任是对于个人记忆的记录和个人历史的书写,是一种关于历史细节的文字。

比如,在良友的第六辑《幸福天上寻》中,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刊出了扬之水先生的日记——《<读书>十年》中的1987年部分。作为一种个人记忆的重要部分,日记成了一种“信史”。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主人所经历的诸多历史细节和生活的生动之处,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关于历史书写者所不屑着墨的背后故事,但这些故事却往往更加生动。

就比如《读书》杂志,这是一本在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一本学术杂志。虽然它并没有进入到所谓的“核心”序列,但这本杂志对于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任何一本刊物所无法比拟的。在去年,这本杂志换一个主编,竟然能引起学术界乃至传媒的一场争论,并成为一种文化事件,时下的媒体除了《读书》大概找不出第二本。但这本杂志的此种影响力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如何养成的?这本杂志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恐怕只有当事人能够说的清楚,就比如扬之水。

沈昌文先生在《阁楼人语》的《自述》中回忆其当年为创办《读书》时和诸老商谈招收编辑人员时,有一位前辈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不必有多高的学历,好人家的儿女就行了。“好人家的儿女”,扬之水便是如此,她没有什么学历,但有学问,属于此列。扬之水,原名赵永辉,自学成才,被称为京城三大才女之一。开过卡车,卖过西瓜,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又被称为“《读书》四大金钗”之一。她的日记《<读书>十年》就是在她担任《读书》杂志编辑期间所写成。

1987年是扬之水进入《读书》的第一年,这个时期她的记录也显得详细而新鲜。这不仅仅有与知名学者们的过往,有这本杂志编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她记录下了知识分子的生态。将扬之水的日记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读来显得十分有趣。比如,她在4月9日造访陈平原。1987年的陈平原虽然已经有了名气,但生活看来也不是多么的如意,扬之水说,“夫妇倆挤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宿舍内,据说不久又要搬家——已经被人赶来赶去地搬过三次了……”,这是1987年的北京大学,而我记得陈平原先生在一篇他的回忆录里说,他北上读书,在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最明晰的就是自己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一辈子读书了。而他的博士学位恰是这年取得的,几乎没有人能料到一个为自己能名正言顺读一辈子书的人却在学校的宿舍里搬来搬去,这不由得让人感叹。

这些记录不仅仅对于读者是一种阅读的趣味,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历史初稿。而类似于扬之水读书日记的资料在良友系列中成为一种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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