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青岛记者站招聘财经记者二名

代朋友贴的。据说薪酬优厚。不是现在记者站自己聘的那种。招聘要求:

金融和新闻专业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本科学历。身体健康,面貌端正,与人沟通能力较强。

精通电脑应用操作、具备翻译英文财经类报刊的英语水平。年龄30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从业经历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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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也八年了

昨夜,在办公室。写稿子。八点多的时候,出去买最新的《经济观察报》。没想到,这份报纸也八年了。八年,这可真是个漫长而又匆匆的日子。这八年,应该连日本人也打跑了。这份报纸满是理想主义的影子。

《游龙惊凤》说,人之所以痛苦,是在于寻找错误的东西。可是我痛苦吗,没有觉出来。我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吗?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做自己的努力。

晚上,跟师兄柴会群聊天。现在他在南周,去年的时候他毕业十年。这该是怎样的江湖?还跟李斯特聊了下,也是在《南方周末》。现在他叫丁补之了,没问他这是不是为了补丁之。补这个国家的补丁吗。想起四年前,那次新闻事件,一个人写的,“ 当李斯特走下鲁信传媒大厦的台阶,他回头看了看,标牌,自动门,红白方格的前台背景,不堪回首啊,往事如烟啊。”

忘了昨天怎么说的,这是一帮人新闻理想主义的一次集体沉沦。所以,我在面对某个橄榄枝的时候,没有成行。这是一种生命的弱点。

最近身体不好,昨夜到了凌晨两点多的时候睡去。在看张华的《财富列传》。而现在,我累了,在看游龙戏凤。这世间,谁是游龙?轻松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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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被地产商劫持

宋按:这是旧闻。《媒体被地产商劫持》——香港《星岛周刊》8月28日一期报道。今天,再重温一下吧。反思下媒体的产业链。全文如下:

谁在左右中国房价?某些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市场供需。然而调查发现,在当前中国楼市,主导房价的关键因素还有充斥市场的“伪信息”。而本应明辨是非的媒体被发展商劫持,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成为发展商欺骗消费者的工具,也是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罪魁祸首。

2004年春节过后,一篇主题为“2004年北京房地产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文章被发往北京诸多房产记者的邮箱,该文作者为地产商潘某。潘某在文章中坚定地表示,北京的房价至少要涨10%。他特别解释说,“在我所有的言论中,我从来没有讲过房价的涨跌,我从来不认为谁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价格。这样肯定地说还是第一次。”潘某随后多次重复他的观点。仅一周时间,潘某的言论被300多家媒体、网站转载,引发北京房价“看涨”的高潮。于是,北京的地产老板一致“喊涨”。潘某预言的结果是什么呢?据潘某自己说,他的建外某楼盘春节后每平方米大涨了4000元。

地产老板喊涨无非是想制造舆论,先是一个老板找某种由头来制造声势,然后,一群老板来附和。让消费者形成看涨的心理暗示,觉得早买比晚买好。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购买行为就趋向了非理性。其结果是,购房者一哄而上,房价水涨船高,地产商落袋为安。老板们如此这般的预言,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办公室预言,要想制造出舆论,让预言众所周知,还少不了媒体这个传声筒。

在潘某掀起的涨价潮过后,中国建设部指出:部分开发企业利用政策和市场信息不对称,恶意炒做,个别媒体不加甄别,大肆渲染,部分消费者跟风,造成局部地区、个别项目房价短期内非正常上涨。

其实内地媒体为地产商摇旗呐喊的情形已司空见惯:只要地产开发商一喊涨,立刻就会有媒体跳出来论证涨价的正确性,地价、原材料、配套设施、供求关系……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地罗列一大串,并制作出肩题、主题、副题一应而全、字号加大加粗的醒目标题,为的就是突出一个“涨”字。于是,一出紧锣密鼓的好戏就这样上演了。不少媒体俨然是开发商的传声筒,一些行为失范的媒体从业人员更把开发商奉若神明。

而普通民众呢?房地产专业知识有限,对市场也了解不多,对素以道义和公正自居的媒体一向深信不疑。即使误导,也是言听计从。正所谓谎言说多了,也就成了真理。于是,许多人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纷纷跟风,哄抬房价,抬高市场预期。

诚然,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也要赚钱赢利。但问题是赚钱应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媒体把利益作为第一目标,为开发商、中介机构刊播假广告、假信息,发布假新闻,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见效,但长此以往,必将使媒体失去权威性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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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文字及牌坊

一座石坊,一段故事,一场人情世故,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民间工艺水平以及社会风情、伦理道德乃至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和沿革,都与我擦肩。

庵上离我家乡不远。少时去庵上,老人们讲,“天下无二坊,除了兖州是庵上”,老人们讲,“公冶长,公冶长,南山上面有只羊……你吃肉来我喝汤”,最终这位孔子的女婿还是受了鸟的欺骗,虽然他懂鸟语。但更多的是关于节妇的故事。一座偌大的牌坊,让后人感叹于石匠们的技艺,却唯独忘了这些之后的故事。

这本书也是从故事开始的,“和别的女人一样,从弯腰走进花轿的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被忘掉了”,这样的句子出现在任何一部小说里都不稀奇,作为《庵上坊》的开头则多少显得有些特别。但《庵上坊》不是一本讲故事的书。

这座极度华丽的石牌坊,有着将近200年的历史,东刻“节动天褒”、西刻“贞顺留芳”,所颂节妇王氏有姓无名,只留一段传说:当年庵上村马家的儿子跟北杏村王家的千金定了亲。结婚之日,天不作美,下起大雨。在当地是不吉利的,马家老爷认定新娘不祥,将新郎新娘分开,不让两人见面。新郎就此一病不起,不久,死了。王小姐留了下来,以长媳身份侍奉公婆十几年,也死了。王家跑来要求马家建一座牌坊表彰这贞洁烈妇。于是,故事发生。故事本身很容易陷入俗套,但这本书不是,他借此推断的是当时的国家制度,以及国家之下,正史之外的民间社会体制,还有风俗传统。这本书的作者一位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一位是哈佛大学亚洲艺术史教授汪悦进。他们在为牌坊细腻的雕工以及精美的图案所感叹,但却为村民们对于牌坊的故事的叙说,于是有了由一座牌坊所引申出来的背后的“口述、文字和图像”。

这些内容本身又各自独立,激发出与主题相关但方向各异的若干可能,令文本呈现出既严谨专业又摇曳多姿的丰富内涵。而国外的学术方式也往往是由具体的人或者事物说开去,不就事论事,而是最大化地扩展外延,力求以小见大。这种写法类似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说本科生总想解决世界问题,研究生想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博士生则只想解决一个县市的问题。到了他们的老师则立足于解决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甚至老师研究起问题的时候都生怕出什么差错。这当然不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对于学问的敬畏以及对于自身文字的谨慎。他们不仅有坐十年冷板凳的功力,更有“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自觉。

这本书中更为人所推崇的是,这本书里的故事以及由此所拽出一番清代民情还有百多年的民间评述,都来源于一手的资料,而在当下,这样的书已经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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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哪知人心

3月19日,《南方周末》章诒和先生文章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此文一出,学界哗然。许多人的形象开始模糊,德高望重、才高八斗、道德楷模、文人风骨……这些词语开始摇摇欲坠。享有这些盛誉的人在档案里面蝇营狗苟、鲜廉寡耻,靠的是出卖朋友获得升迁或者免罪的机会,但却不知黄雀也在其后。

章诒和先生说,“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友人的甚至不能说是告密,而是积极的配合。天真如聂绀弩者,无密可告,只好制造“诗案”,也就是因为那些主动的告密,才有了罗瑞卿的批示:“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于是诗人,“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这该是他这一生最为惨痛的凄凉和无助。这种无助甚于1961年那次,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

这篇文章发出之后,有些人撰文,说这是制度的原因,是《世道败坏了人心》。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有这种因素,但是主动告密者总不是制度的原因吧。假若世界有如此制度,可以让赤子之心的人去告密老友,去主动曲解,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完美设计啊。我们常说,制度不是万能的,我们也说很多制度只是一纸空文,看来是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刻,原来还有如此制度没有运用。你想,有一种制度能深刻挖掘人世之恶,本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能改变人之本真,这该是多么有力量的事情。

十年之前,我读大学。大二那年,结识张元勋先生。大学四年,能记住的话很少,有句话记忆深刻,师母说,“别走你张老师的路”,原意如此。又听说,二十年前,那次事件,有学生去找张老师,本来觉得他能积极鼓动学生上街,但学生告诉我,张老师极力阻止学生上街。这应该是他看的最为清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不要把自己内心之恶归结到制度身上,那样倒可以把一切推得一干二净,倒也轻松利落。

前段时间写《传媒三十年》,有人说我没有写出本质来。实际,在文字的背后,有多少阴影,也难说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有多少媒体的故事是在纸下进行的。连徐铸成都感叹不会编报纸写新闻了,这期间甘苦谁能说的清楚呢?所以,在逆流而上的时候,我心惊胆颤,战战兢兢。知我罪我,任凭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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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梨花体

开始读《人民日报》,白纸黑字,记录了不少。让我越发觉得现在的文字,小心小心再小心,万一哪天让我这等好事之徒拔出来,不好看。我还记得某期高校校报上有呼吁取消稿费的文章。

195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一首诗《太阳问答》,堪称五十年代的梨花体。其中写道: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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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

今天忘了带相机,忘了带手机,还忘了带录音笔,一个士兵忘了带枪,是不是这样?
不是装13。我是真忘了。要找我打133的手机。

这几天白天喝酒晚上喝茶,连着两夜没有回家,昨天下午回家睡到六点,然后起床写稿子
这几天,我十点的时候在朗园,十二点的时候去向日葵
他们说要打烊了,还有这么早打烊的酒吧,我真是第一次见
可能金融危机真的来了,汹涌澎湃,象栈桥下的潮水
栈桥水啊,浪打浪。新朋旧友重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在学叉家我听到李志唱,我的青春是一朵花啊,我的爱人也是一朵花呀……我的兄弟也是一朵花呀。
今天早上我找了半天,原来是青春。残酷的青春,你被和谐了你被奥运了,而我出去打酱油了
有朋友过来,就住在贵州路的如家
想了半天,才知道一个弟兄来青岛住过的地方。但那个稿子让我的另一个弟兄给和谐了。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反讽

这两天,我在想向左走向右走。
有人让我向南走。南京路110,我又偷了几本书。当然,读书人的事不叫偷。传媒人也如是。
又是一曲阳关。又是替人明灭。又是无语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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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温文尔雅

我发现最近惹祸了。连着两天有人在博客上留言骂人。刚开始挺生气,然后现在想想,无所谓了。虽然我能查到IP地址,虽然俺知道这个地址来自南京路。

都怨我自己,先是说人家招聘的时候要求很高,于是惹一个伙计上来骂人了。问题是人家招聘的要求高,你达不到,你找谁啊。找我,我也不是名校的啊。我还着急上火呢,伙计打铁还要自身硬,还是多多修炼吧。咱们可以不去嘛是吧。或者好好提高下自己。我以前以为名校的和我这种非名校的差距不大,但现在才知道,实际上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现在啥都不怨。不过后悔的事情还是有的,比如从新闻大厦出来,比如没好好学习。

再一个就是昨天,我看有个伙计说我是流氓了。我一看咋流氓了啊,我最近没有淫人妻女啊,更没如何令尊堂。仔细找原因吧。一看,原来是我前年博客上写半岛招聘的时候惹事了啊。问题是这次惹事的博客连你们家老张都没说我啥,你管啥事啊。你要是向你们领导表示对于报社的忠心,你直接写上你自己的名字,据说你们报社很多人看我的博客。如果你不好意思跟报社的领导说,我告诉你们头儿。我告诉他,你们报社XXX是个好员工……您看这样行不?如果实在不行,咱们贴大字报吧。不过开玩笑是俺不对,在这里向广大博客读者道歉了。

既然如此,顺便说一句,未满18岁请不要登陆到俺的博客。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孩子学坏了,俺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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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写三十年

宋按:如若。3S新闻周刊主编。性情中人,也就是性中人和情中人。目前,耕于历山,结庐山艺,为的是看美女。若若主编对我比较了解,所以如此评价《传媒三十年》。这厮真鸟人也。

2008年的书博会,很多有关30年的书被迫切地推到人们面前,其中比较难忘的是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书中记载了1978—1992年间的企业变革。但显然,变革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界,企业界很好很强大,但毕竟是给体制改革“扫地雷”的角色,难免多少显得有些急功近利。

传媒却不同。有人说它是第三种历史,我宁愿一笑置之,但它确实是独立于正史教科书之外的真实历史。小村的《传媒三十年》很好地暗合了这种“真实”,他独到的眼光、风格化的写作、敏锐的嗅觉,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段中国传媒发展的起承转合,给30年改革开放,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清晰的背影。

我不喜欢用“三十年”这个词,从心眼里觉得俗,我知道守山也不喜欢,因为在我们讨论题目的时候,他给出的都是些“出格”的角儿。显而易见的是,吴晓波比小村畅销得多,但如果强把两本“三十年”放到一快比较,我只能说吴晓波是搞策划的,守山目前的思想厚度较之无不及。

2006年夏,在半岛都市报老楼门口邂逅了守山——那时,互相不认识,只是相互浅浅一笑。后来想起来挺有意思,真不愧皆是“沐”齐鲁文化之“浴”成长起来的——不相熟的人,总是会摆出一副很虚的姿态以作为人际交往之间的润滑剂。真正结识守山,还是在网上,可能是因为两个人都属于早熟的灵魂,自己没在位置上,却总喜欢谈论位置上的事——守山的“思想线”是高于他目前的人生际遇的。这也使得他,在目前的平台上,并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于是,《传媒三十年》的延期出版,也更像是对他长期以来传媒情节、光荣与梦想的“定量”宣泄,却依然显得不够充分。

还是因为,传媒是一个江湖。江湖是需要闯荡的,其中你可以遭遇刺客,当然也会邂逅美女,但刺客常有,而美女不常有,出来混就是要还的。守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这本书还没有写透,还不够淋漓,很多事都没有写,或写了没有上,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期待他下一季爆发的理由。

公元2009年,岁在己丑,暮春三月,与守山会于泉韵茶馆,问传媒之事,兴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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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泉先生的传媒三十年评价

和李钧先生一样,朱德泉先生是我所为数不多的尊敬的记者之一。作为当年的知名记者,朱德泉现在是《齐鲁晚报》、《生活日报》的副总编辑。年少爱做名记梦,不肯卖文博功名。我一直记着他所说的,“俯仰天地,我惟可告慰远在天国的父亲的是:我没有用新闻博取除正常稿酬之外的任何私利”。这句话应该让很多人脸红。

朱总对《传媒三十年》的评价为“一斑窥全豹 连点成轨迹”:
青年学者宋守山先生的《传媒三十年》在全国各大媒体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结束之后, 出现在读者面前。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之下,现实中的各个分支和门类都有 自己的三十年,传媒,具备在历史大潮中涌进和记载历史大潮的“双重身份”。
这本书采用了编年体的叙事结构,本身成为一个系统,又巧妙地利用了每个年份具体的重大 事件。都是“干货”,且语言的流转和张力有别于传统的总结方式,十分可读。一斑而窥全豹, 一个个的节点阅读下去,30年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轨迹就此显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了“传媒三十年”的总纲,有了一年中的几件或十几件的事件;还缺 乏一个联结两者的“目”,宋守山先生对每一年进行的短语总结就形成了这个“目”,很精彩, 如1989至1991年的乍暖还寒、冰与火的缠绵、水下的潜行。
传播者喜欢探究传播效果,宋守山先生无疑在扩大这本书的受众群、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方面 下了功夫。把一件又一件的大事弄清楚且表达得引人入胜,他做得很好。虽然某些事件可能会有 疏漏,或者事件之间着墨多少的分配抑或不合理,但是这本书中终究是值得一读甚至收藏的。

我不敢称学者,但我会朝着传媒研究的方向努力,记着那些年少时候的美梦。也可能今年做记者去了,然后百战归来在读书。也是一种快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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