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军的《沸腾十五年》

林军,也是四月蓝狮子开会时候认识的一位大佬。大家叫他林校长,互联网这所大学的校长式的人物。在互联网圈子里,人缘极好。目前跟林校长合作的项目有《企业家赵本山》,可能最近要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的项目也在进行之中。林校长在互联网行业混迹,最近出了本《沸腾十五年》,也就是中国互联网史,大家可以看看。不会后悔的,相信我。下面是林校的后记。

1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写道:我们出发得太远,以致于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2006年10月24日,星期三,那一天,我在重庆学田湾住处里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如石破天惊。

2 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成为一个独立写作者,回归中国科技产经观察者的角色中去。这一天,是我30周岁的生日,三十而立,我需要做一些什么,为自己做一些什么,让我更好的找回自我。 3 做完这个决定后,我惊讶的发现,我到重庆的这家计算机媒体集团竟然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时间。1997年夏,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的我,凭借着大学时代办学生刊物的经历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成为了一名《电脑报》的编辑。那时的我,意气风发,虽然是编辑,但主动承担起记者的采访工作,不为其他,只是想更近距离的观察这个行业发生的新闻,和由这些新闻沉淀下的历史。我由此采访了丁磊、张朝阳、张树新等互联网最早的一批创业者,成为中国最早报道互联网产业的最早的那三五个记者中的一个。

4 1999年,在中国互联网第一波起浪的开始,我被调到去做《电脑报》旗下互联网公司天极网做内容主编,之后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编辑和VP,成为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批从业者。再之后的故事是,我来到了《知识经济》,同是电脑报全资投资的一本科技财经类杂志,在2003年之后,我成为了这本杂志的常务总副编辑,我希望她能成为科技产经第一刊,并为之付出超出常人想象的努力。

5 此时,一个具体的问题出现了,从2002年秋天起,我的妻子在美国开始攻读了她在机器人方面的博士学位,由此在2003-2006年的4年时间内,我穿梭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奔波忙碌,同时随着投资的停止,我不得不主导做起了诸多短线的项目,这些短线项目越做越多,甚至偏离了主业。逐渐的,我发现,这本杂志已经与我最开始的设想——科技产经第一刊有些距离,甚至可以说遥远了,而对于这本杂志的掌控,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中了。这让我心有不甘,力有不逮,很是煎熬。

6 既然出发的有些远了,以致忘了最开始的梦想,那就不如回归梦想吧。你所读完的这本书,是这个梦想回归的开始的第一步。我希望从这本书开始,自己能重新回归一个还算专业、敬业的科技产经观察家的角色,这好象很难。但所幸的是,我得到了很读人的帮助,在此要说很多声谢谢。

7 谢谢陈宗周先生,《电脑报》的创始人,也是我进入《电脑报》后的大老板和我的授业恩师。陈宗周先生有着对历史的偏好,他的《PC的第一个十年》和《PC的第二个十年》都堪称名篇,是研究计算机史和科技史饶不开的参考文献。陈宗周先生帮助我强化了对科技财经历史写作的诸多方法论,特别是他转述的周光召老先生关于原子弹研发时封闭和开放之间的辨证关系,让我茅塞顿开。

8 谢谢吴晓波先生,《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的作者、蓝狮子的出版人,也是本书的策划人。在过去的2008年里,我与他有过四次、每次超过一小时的长谈,两次在深圳,两次在杭州;从是否按编年方式进行叙事到怎么建立起商业历史读物的价值评价体系,甚至到每一章节可以选取哪些人物、哪些事件,吴晓波先生都给出其极其专业的建议。更让我感慨的是吴晓波先生在邮件和电话里对我和这本书的持续鼓励和心得共享,这让我受益良多。吴晓波先生同时也推荐包括丁磊、张树新在内的多名本书历史人物接受我的采访。

9 谢谢方兴东先生,中国最著名、最勤奋的互联网评论家。写这样一本书的创意最早来自他。方兴东向我开放了他之前积累的所有关于互联网行业的研究性资料,让我节省了诸多时间。方兴东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阶段划分和标志公司的圈定极其精彩,为本书增色多多,他对陈天桥、张朝阳等多名本书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肯而客观。

10 谢谢秦朔先生,我将牢记这位《南风窗》前总编辑、现《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在2008年年底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对我的那番关于怎么样把中国信息产业历史用出版的方式持续整理完成的寄语和期待。秦朔也是刘韧早期的发现者和推动者之一,我和他的相识一半原因是我认识他的大学同学吴晓波,另一半是原因他认识我在《知识经济》的前同事刘韧。

11 谢谢雷军和王峻涛两位业界老大哥,我自大学一毕业就得到了这两位大哥无私的帮助和悉心的教诲,受益终生。在本书的写作和采访过程中,也得到两位老大哥的诸多指点和建议,他们甚至帮助我梳理和建立起我本人和老兵群的商业模式,万分感谢。

12 感谢《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IT时代周刊》的曹健、独立财经作家陆新之和郑作时先生,我是他们的读者,因此,虽见面不多,但分外熟悉。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关于写作和采访上便利和写作上的诸多点拨,极大的提高了我的写作技巧。

13 与上述大牛对我的指点想媲美的是,以下兄弟的无私帮助让我坚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可以称得上是得道多助的。

14 肖新光(江海客),我的大学同学,一个比我还坚定相信中国必然崛起,创新之花必将推动中国持续进步的老黑客。在本书写作的每个关键时候,他都能在深圳适时出现,听我长篇连牍的口述相关的章节,然后毫不犹豫的给予批判。江海客也是中国最具备技术争议感和国家使命感的网络安全工作者之一(他似乎不喜欢在我面前用黑客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他帮我梳理的网络安全历史和反病毒历史都精彩绝伦,只是限于本书的结构限制,要用在下一本关于黑客的专题性读物上去了。

15 杨雪岐(柳五),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和江海客相同,同样是才华横溢,同样是尖锐而直率。他和我一起发起了互联网老兵群www.laobingqun.com,远比我费心费力,他也是本书的兼职编辑之一,不断提醒我关于怎么保证进度和提高质量,希望这部作品出来后能得到其中上的评价。杨雪岐也是我克服浮躁和冲动时最好的安静剂,我很长时间用我的宽容和大气试图去游说他的尖酸(他自己说是深刻),但很多时候,我发现,那是提醒我直面内心的良方。

16 张春晖和张震阳(笨狸),两位张姓大哥本身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人物的一分子,他们都认识马化腾,都和丁磊打过交道,前者是中国Internet上第一个公众BBS一网情深的创始人,后者1994年上网,是中国网络文学的祖师级的人物,曾应方舟子的邀请担任新语丝的中文编辑,现在是一家手机游戏公司的总裁。他们两是本书的实时写作顾问和号码百事通,每到历史深处迷路的时候找到他们总能顺利返回。

17 王远、常承,帮助我梳理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王远在卓望和腾讯呆过,常承有网易和TOM的从业经历,他们的口述可以想见有多精彩。只是由于本书中关于移动互联网的比重不多,我会想办法让这些内容尽快见到天日,我将策划和推出一本以短信行业为背景的商战小说,以帮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18 贾可、李兰云、吴锡桑、王峰、李学凌,他们帮助我梳理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起伏和沉浮,我坚信,他们中一定会出现中国下一代网络游戏中的翘楚人物。

19 老兵群群友们。特别是那些给老兵群提供过帮助,先后担任过老兵群论坛斑竹和Q群管理员的兄弟姐妹们:赵家雄、胡健、镇元子、张洁、董恩鹏、萧秋水、聂风、李彦、祖腾、岑峰、李勇虎、Odee、周郁、杨攀宇、立忠、詹国强、杨震、黄子雄、黄建华、第二阿累、曾垂意、黄创等,正是大家的无私付出让老兵群根深叶茂。当然不能忘了同是老兵群群友也是我哈工大的大学师弟的黄舟扬和王浩,特别是黄舟扬师弟,每次和他一起出去吃饭老是争着买单的行为让人念念不忘。最后得感谢黄渊,我认识他也有10年了吧,那时他还在深圳大学读书,还只是天极的作者,谢谢他把自己的服务器提供给老兵群用。

20 为了这本书的素材搜集,我在过去的三年里过着旅居中国生活。我定期去深圳、广州、上海、杭州、北京这五个互联网中心城市做采风,短则两三天,长则十天半个月,每个城市的累积呆留时间都在一个月以上。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创业氛围,也成就了不同城市风格的互联网创业者,他们的故事都足够有趣。

21 为了这本书,我拜访了很多人,粗略统计超过300人,他们中有历史的亲历者,有行业的观察家,有风险投资人,有连环创业家,有大公司的产品经理,有小公司的创业者,有资深玩家,有电信运营商的中干,有海外回来的海龟,有身怀技术的极客,有在传统领域很成功想在互联网淘金的人,也有在网上开店开出千万身家的网商……他们都相当坦诚和富有洞见,给我诸多的视角、信息和好的建议。

22 如果算上与这个行业的认识和进行过接洽的人数,那将五到十倍于这个数字。我惊奇的发现,虽然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有些年头,但却与这个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个主流的互联网公司里我总能找到几个当年的老部下,老同事,老朋友,当我想了解互联网某个细分领域某个细分行业的故事时,我也总能第一时间找到能告诉我真相和事实的人。这让我能更加直接的获取一手的认知。

23 尽管有诸多的实地采访和一线求证,但不可避免的要参考很多前人做的工作。感谢李甬、方向明、胡延平、李学凌、邹剑宇、赵旭、于东辉、王学锋、贾双林、杨福、张亮、金错刀、尚进、程苓峰、申音、董晓常、谢杨林、朱瑛时、马全智、叁胜利(电脑虎)、帅科以及那些我不曾相识但却无比认真和执着的互联网行业观察和写作者。这些人的中每一个都有资格写这样一部历史,本书的诸多章节都曾经参考过他们的一线采访所得,如有可能,应当面一一谢过。

24 我在《电脑报》、天极网和《知识经济》的前同事王俊峰、刘韧、范锋、朱文利、丁伟、信海光、陈谷龙、屈腾龙、熊川、胡吉吉、高志刚、侯继勇、贺丽琴(柠檬)、李大韬、臧中堂、王恒嘉、辛云勇、唐宏梅、冯磊也给我提供了诸多一手的事实和观感,弥离珍贵。他们中的某一两位虽然正在为其与社会的不兼容而陷入人生的低谷,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事实的忠实记录和认知。

25 最后要谢谢本书中先后出现的那些人,是他们的故事让我有机会写下这部作品。特别是宫玉国、张静君、王志东等多位前辈,他们的荣辱不惊、笑看风云的淡定人生态度直接感染和鼓舞了我。

26 本书的所有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是经过本人考证,都是有据可查的,决非我的杜撰。我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对事实的考证和对比分析上,以免发生纰漏。但本书的时间跨度过长,涉及的人和事也过多,有些间接得来的事实无法一一核实,更何况,即便是事实的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有所偏差,所以,如果出现事实方面的错误,希望能给我指正。

27 比起资料的搜集整理,事实的选取和形成价值判断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

28 罗素说:提起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当代史写作不可避免的陷入这个尴尬的境地。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离我们距离太近的原因。

29 历史的形成本来就充满偶然性,更何况,一切激动人心的事物都需要准备,一切重要的事情都要有个过程,因此,本书中的成功人物的故事往往是妙手偶得,这不是我的刻意而为,而是历史本是如此。

30 商业历史的形成则有更多的戏剧性,事实和结论之间并非唯一的对应关系,我们必须抱以敬畏的心去看待和审视那些被我们称为史实的细节,他们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发生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31 需要补充说明的,对于过去15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情,或者再聚焦在与中国互联网有关的诸多事情上,都还需要在事实和理性的层面上抽丝剥茧,有些甚至还在剧烈的衍变之中。

32 这也是本书的写作历程之所以跨度这么长的另一个原因所在,我们希望我们所描述的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价值判断上的重大失误。幸运的是,在2007年和2008年的历史描述和写作中,我们不曾对之前的章节进行大的修正,而2007年和2008年所发生的诸多大事件却又能从之前的历史中找到承接,甚至成为之前的事件的完美结局,这至少到现在证实了本书的方法论上还算站得住脚。

33 这不是一本官方史,互联网本是一个很民间的产业,让我更着迷的是互联网几乎与中国民间力量的崛起同步甚至稍微超前一些。所以在钱华林代表中国连入国际互联网以及钱天白对中国后缀域名争夺保护的章节上用墨不多,虽然这也相当的精彩,希望我有机会对此进行弥补。

34 这也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创业史,我由此摈弃了许多过于神话的片段。诸如马云1995年在美国被黑手党追杀的故事,对于那些在卫生间里融资的故事也一概屏蔽,这些故事虽然传奇,但不足以为信。我试图把所有成功故事都去找到其偶然的因子,而对于所有失败故事都去追问其必然的可能。

35 我坚信,成功和失败者之间有智商、情商上的差距,但更多是他们是否能偶遇历史。这些偶遇历史的时刻在人的一生和历史的进程中都难得一见,但他们的决定性却超越时间之上。

36 我尽可能采取平视的眼光去看待和审视这些今天大红大紫的互联网英雄们,并利用我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去直面这些知识英雄的那些人性上的弱点。乔治·盖洛普博士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他们的有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知识英雄更可亲,也更可信。

37 我希望这是一本信史,一本能够广为流传,一本能够更多人传诵的读物。我以我十年的职业记者的经历,以我过去三年来独立写作以及15年来持续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阅读和感知向读者承诺,关于本书中对这些人物的描述和评价,均是基于公正和客观的立场上,本书的事实绝不会因为利益而发生价值观的偏差,均是诚实可信的。

38 本书的基本价值观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超越其公司和个人利益范畴,能对整个产业形成实际的推动;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超越产业范畴,能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日益强大和持续进步有实际的推动;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否超越国家范畴,成为对全人类形成更自信更自强的精神内涵有实际推动。请大家帮助我监督。

39 算起来,这本书从头算尾有四个年头(2006-2009)之多,实际也有800多个日夜。在这800个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都要敲下少则几百字,多则近万字的文字,整理出数以百计的模块。本书的一稿最开始的字数接近百万,与这种长时间的持续写作有莫大的关联。今天的成稿在五易其稿后已经压缩掉将近一半的内容。

40 这种压缩,有的是整个模块整个模块的拿掉,最开始的一稿中有较多的关于IDG、软银等资本推手和他们推动的公司的故事,最开始的逻辑也是海归极客商人VC四类人并列,但之后把VC的有关篇章进行有效的淡化,提炼成三类人的推动。诸如与IDG、软银有关的诸多公司的投资故事,我会在后续作品予以讲述。

41 在二稿中,遵循在整个中国互联网史中,一个公司的最多篇幅不超过两万字的原则,我也由此拿下了许多模块,而多出的精彩内容将根据读者的反馈,出针对单个公司的案例研究式读本。

42 三稿之后更多是保持段落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缩写,希望这种修改不会影响到你阅读到有趣有用的情节。

43 四稿更多是遵从蓝狮子王留全的建议,更多的写出国家的命运变迁和个人的命运沉浮。

44 王留全真是一个好编辑,他比我更加直接的感受到读者的需求。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周五下午,我都能接到他的问候,或是本书怎么进一步写好的建议,或是最近的出版业的通报,但我更喜欢和他交流对柏杨、史景迁、黄仁宇、凌志军、王宏甲等大历史观作家其人其事的评价,这能让我得到更多在精神上的满足。也同时要谢谢蓝狮子的另两位编辑陆斌和崔璀,谢谢他们能给从香港带来的史景迁先生的的著作,当然还有给我女儿林童西的美味巧克力。

45 关于本书,我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到深夜,这让我很多次都差点放弃,每到此时,我总是以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五百多年前的告诫宽慰自己,“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

46 把这么多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这本书的创作中去,对我本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提升。在这项艰苦而卓越的工程中,我之前颇为自得的灵机一动和神来之笔其实起不到太多作用,一个所谓的天外飞仙式的小聪明更多的可能是只会延缓对于本书的推动,相反,塌塌实实的搜集史料,按模块化进行整理和推进,不辞辛劳地与当事人进行求证,虽然是看上去最笨的办法,但却是最有效的推进方式。这让这项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操劳,但也富有魅力和乐趣,同时也是一次对我自己本人的一次最好的修复。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我对此以为然。

47 这是本动态的作品,每年的10月24日,我都希望能开始当年的修订工作。这一天不仅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女儿林童西的生日,我希望这部作品的修订能伴随着女儿的长大而持续下去,直至女儿成年。

48 这部作品的最终完稿时间是2009年1月18日,这一天也是我和我妻子朱晓蕊的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我希望这部以互联网为引子,以中国破晓为主题的作品能获得其应有的成功,以消弭部分妻子放弃在美国工作回到国内发展而所做的巨大牺牲,并能成为我们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最好的礼物。

49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到:人的生活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正值壮年即在人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里找到人一生的事业。如果在未来的八到十年时间内,在中国互联网史系列出版物基础上完成《中国信息产业史》和《中国科技史》系列作品的写作和出版可以算是一个事业的话,我想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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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一个的陷阱

世道变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女人不好管了。 某年月日,阳光正好,躺在八大关的某棵松树底下,我的亲密战友灰太狼如是说。此时,海风轻拂,薄雾初散,蝉鸣阵阵,新茶也只冲了两遍。附庸风雅的人说,一卷黄经两遍茶,正是吹牛好时节。谁知道这大好的风月让灰太狼的一句话全败了。

灰太狼先生,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从大学毕业开始,杀入商海,几经沉浮,名下资产已是8位数。身边从来都不乏各种各样的女人,虽然灰太狼先生片叶不沾身。但现在有人传说,要把他从钻石王老五改造成真正的灰太狼。 原来,江湖传言,百年未必一现的江湖秘籍驯狼宝典,早已是人尽皆知。一本叫做《女人就爱灰太狼》的书,已经被红太狼们人手一册,全书满是一个个的陷阱。在书中,红太狼们的理想已经昭然若揭,她们的理想和现在80后90后女孩子们的理想并无二致,不过是吃好喝好睡好玩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还不算,还要灰太狼们言听计从、乖乖听话并且忠心不二。

在很久很久以前,女人们想的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但现在,现在这个要求已经被彻底的量化,这本叫做《女人就爱灰太狼》的书教的就是如何让狡猾如灰太狼的男人们对待自己的老婆也要遵从三从四德的教诲“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而灰太狼则成了新时期红太狼们的典型,虽然外表凶恶、整天想吃喜羊羊的灰太狼们其实内心善良,能遵从新三从四德的要求,认为老婆永远都是正确的,对老婆忠心不二,当然更不会心疼老婆花钱了。当然了,这样的灰太狼也会在没有羊的时候,怕饿着老婆,亲自下厨为老婆大人做饭,毫无怨言。虽然红太狼会拿着个平底锅敲得他眼冒金星,就跟他被喜羊羊们算计的时候被炸成的星星一样……所以,这样没天理的看来,灰太狼自然是红太狼们的如意郎君。

可是,茫茫人海,去哪里找这么好的灰太狼啊。即使和传说中的一样,有这样的灰太狼们存在,也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哪里还轮的着你的份。所以,这本书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坏招数”。这本书教导的是,如何在凡夫俗子中发现和挖掘灰太狼们的存在,然后在爱情的名义下,如何威逼利诱甚至是引诱这些准灰太狼们加紧改造。而红太狼们则如何以爱情的名义坐享其成,尽管刁钻泼辣、任意妄为,但也有个死心塌地的灰太狼在自己身边。

我比别人早点翻了一下这本书,看的我心惊肉跳。因为书里对红太狼们的教导都是步步杀机,一个一个的陷阱,在等着广大的灰太狼们往下跳。当然,那个诱人的馅饼叫爱情。

于是,我终于理解了灰太狼们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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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做灰太狼吧

狼兄的媳妇徐玉霞小师妹根据这些年与狼共舞的经验,写了本书,叫做《女人都爱灰太狼》,上市一周竟然销售过万。让我这等所谓的读书人感到无地自容。

不过,这本书对很多女人来说有用。俗话说的好,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21世纪的今天,女人择偶的新标杆出现了!
灰太狼式的Mr Right成为女人的梦想。
如何找到你的Mr Right;与Mr Right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称心如意的地将自己嫁出去;将老公驯化成生活版的“灰太狼”……
好男人、好婚姻,从打开这本书开始。
一本女性私下独享的“秘密”之书,一本女性通往幸福之路的必备之书,一本能拥有超级疼爱自己的老公,幸福下半生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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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我接受了《纽约客》的核查

宋按:这是西祠 驿钊传媒学习小组的一个帖子。也是转帖的钱钢先生的。但是,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传媒产业和传媒从业者来说,是一种启发。时下的传媒人能保证起码的职业道德就不错了,能经得起核查吗?

从事新闻工作30年,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本周一,我接受了美国《纽约客》杂志的“Fact Check”(事实核查),颇感新奇。

一个月前,我曾接受《纽约客》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在做一篇人物特写,主人公是我的朋友,北京一家著名杂志的女主编。周一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同事已经交稿,文中内容要向我核查。
  
对曾采访我的记者,我印象很好。他富有采访经验,对事实和细节穷追不舍。然而这位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似更谨严。她核查的内容包括:时间、地名、场面;记者在文中引用的我的原话;记者本人提出,而得到我认同的某观点,等等。

接电话时我有个突出的感觉: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他所转递的信息也会有些微偏差。例如我说过,那位主编写的一本介绍美国报业的书,曾是我们这群人的必读物;而文章给核查员女士的印象是,那是一本按规定必读的书。我还曾对记者回忆,那位女主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记者很自然地理解为她说话声音很大(我向核查员解释了“声音清脆”和“说话大声”的细微区别);“先闻其声”还包括女主编当年脚穿高跟鞋的走路声——这也没有逃过核查员的眼睛:“你说过她爱穿高跟鞋,对吗?”我忙解释,那是十来年前的事!现在,谁还……电话那边这时传来轻松的笑声:“是啊,现在连年轻人也不爱穿了,太老土了。”
  
我接受“核查”约半个小时。想到我只是众多被采访者之一,对那位核查员女士的勤勉不禁感叹。放下电话,我即向专家求教,并上网搜索。原来,美国传媒的事实核查制度始于百年前的普利策时代。《纽约客》杂志专设一个事实核查部(Fact-checking department),聘请富有经验的人担任事实核查员。这是很有前途的职位,据说担任过事实核查员的人,被媒体聘为总编辑的几率很高。

核查员有其独立性,和被核查的记者无个人瓜葛,核查规矩很严。港大陈婉莹教授,曾在美国作为记者接受过事实核查。她给《村声》周报写稿,交稿时,同时交出所有被采访者的联络方式。核查员向他们逐一去电,文章的内容,包括所引用的被采访者的每句话,被细细核查。《纽约客》等杂志还要求记者交出采访录音。这无疑意味着很高的工作成本,所以“只在一些顶级媒体实行”,陈婉莹说,“太贵了。”
  
对美国传媒素有研究的展江教授告诉我,这10年来,严格实行这一制度的美国媒体越来越少。难怪我在接听《纽约客》核查电话时,仿佛置身一个古老仪式。普利策先生当年“准确!准确!准确!”的名言,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似乎已是飘逝的远烟。是的,愿意投重兵重金去做长线调查报道,并严格核查事实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如今,报得快似乎比报得对更加重要。据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先生观察,新闻的生产方式,过去是“过滤,然后发布”,现在开始向“发布,然后过滤”转移。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在21世纪,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胡泳:《众声喧哗》P119-120)。

这个问题困惑着我。我不认为,网络的崛起必然导致经典新闻理念的坍塌。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后,腾讯网“召集”济南网友提供目击证言,短短数小时,大量准确的事实公之于众,速度和力度均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华南虎”事件,广大网民群起核查事实,最终戳穿谎言。更别忘了,还有个人博客,不畏艰辛担当了事实核查使命。
  
但毋庸讳言,相反的例证也很多。许多网上的“事实”让人莫辨真伪。虽说网络自有纠错功能,但无情的是,在网上第一次出现的“事实”,多半成了最终的“事实”,无法修正。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朋友热衷谈论传统媒体的衰落和解体,以浪漫的言辞描述新媒体带来的“革命”,但是对传统媒体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价值和操守,却似有意无意地轻视。在融合媒体时代,还需不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还需不需要从事调查报道的一整套技术和规范?在大学新闻专业,我们如何教育学生?当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可能变得越来越多元、许多人将到网络去打拼的时候,我们的新闻课,还要继续讲《大公报》、讲范长江、讲“水门事件”调查吗?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传统课程,已经到了必须更新的时候。但,如何更新?
  
新闻的本初命题——“提供准确事实”,正面临强劲挑战。新的传播环境下,传媒如何进行“Fact check”(事实核查),应该不是一个迂腐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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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假了

每年天热的时候就要放假。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就靠那一塑料袋啤酒活着。跟叉叉和安东一样没出息。今年也是一样。过了20号之后,可能就彻底的离开青岛。虽然青岛很凉快,但每年的暑假我都不在青岛过。去年的夏天正是最后修订《传媒三十年》的时候,当时在办公室里真是挥汗如雨。

20号,我的论文要开题。写的是关于传媒产业与山东半岛城市群之间融合与互动一类的内容。觉得这个内容比较有意思。最近一直在忙活这个,不能开题的时候就被拿下不是。最近与传媒有关的还有几个事情,比如想做一些访谈,也在看关于新浪的内容。别的真不好透露什么了。要说的是,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请不要跟我说,你最近要完成什么一类的话,至于跟某些领导去请假的事情,最好不要开口。为了给这些领导人们一个清凉而愉快的暑假,我不想麻烦他们。

最近一直很忙,上个周末,我去信息城。顺便给东升打了个电话,东升问我这段日子干嘛去了,怎么消失了。这半年一直都在忙碌,虽然没有什么成果。就这么过去了,中间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下环境。我这段日子确实没有和多少在青岛的朋友一起聊天,主要是一直都不在状态。生活就是如此,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停的在电脑前无所事事,虽然也知道不在电脑前可能会出更多的成果。前几天,王音短信,说周云蓬在某个酒吧聊林昭。让我过去。下雨,就没去。上周六,周云蓬演出,去了,然后离去,和出版社的哥们一起在美食舰队回合。坐的桌子是前一天我和某报总编辑约会时候坐的……日子就这样忙活着。昨天,臧长风说那本书又要修改,一下删去了一半的内容。总之,忙碌的生活是我所期盼的,只要这种期盼有所收获。

现在的学生现在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朋友最近让一个学生弄的很头疼,本来就已经留级了,但这学期却没有交学费。学期末了,学院打电话给家长,家长说给了。到学校来一看,都让学生花了。学生就在银行家长的眼皮底下“跑了”,从此一个多月杳无音信。家长天天在我朋友办公室找孩子,而根据学校的规定是要开除的。最新的消息是,孩子的妈妈把孩子找到了,连续一个月,在学校附近的网吧里,包括吃住。一个月衣服都没换……摊上这样的事情,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真是倒霉。当年我带学生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孩子也是留级了,但是第二学期全部不及格……他爸妈还都是老师。

假期真好。朋友说,开着空调,在沙发上看电视。日子很舒服。可我很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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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什么,而非是什么

《畅销书的蓄意操作》,在我手里的过程大约一个小时。这还包括我上次在不是书店翻阅的几分钟。我甚至至今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买这本书。

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对书业比较感兴趣,因为这还算是刚刚开放的一个行业。而这样的行业,往往会有真金白银,因为这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瓜分掉的市场。现在,我的很多朋友开始从作者朝着出版商的方向在转型。包括那匹曾经的狼。在北京,做书的,被书做的人太多了。所以,作为指南类的书难免会拿来当“宝典”来读一下。上次,蓝狮子的留全兄跟我说,这本书不和合我想象的那样。但还是忍不住好奇,当当了一把。

结果发现,这本书讲得是某些畅销或者是准畅销图书的故事,而不是如何、为何成为畅销书。而这些故事实在有些浅显,甚至连故事都不算。算是一些书的推广读本吧。原本我也是冲着共和联动的张小波说的,这应该“是每个书业策划人必读的案例式教材”来的,结果我发现,如果共和联动拿这本书当作策划指南,教导自己如何成为一个金牌策划人的话,张小波最近可能去通县喝西北风了。如果哪家报社或者杂志刊登这样的“准广告”类的文章,这个记者会倒霉的。

事实上,图书的策划出版,最近应该是一门比较热的问题。比如吴又策划的《藏地密码》,大家关心的可能是这本书为什么走红,他包括那些元素。书商吴又是怎样对这本书进行深加工的,以及这本书的作者何马为什么隐藏的如此神秘。这本书的装帧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有这种特点。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和市面上其他西藏类题材的书相比,卖点是如何形成的。在操作同类的图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还有,在这本书的营销过程中是怎么样进行营销的,怎么看起来和史玉柱的脑白金那么像啊。

但是这本书没有让我们得到如此收获,有的也就是简单的一个过程。当然,也不是没有收获,在这本书里发现,当年的文学青年席云舒也成了图书策划人。这可能就是大家的宿命吧。修成正果的,极少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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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

一个艳阳日
一场不会说话的爱情
一阕关山月
一个中国孩子
一个下午,一个酒吧一杯酒
没了残阳且下玉门关
周云蓬,张亚林
怎么没了王音,我很奇怪
学义和听风。
我破天荒的看到了那两个胖子
就这样
伴着一场雨
听了一下午歌。关于不说话的爱情
或者是顾海平的草木南山
南山有嘉木
北方有佳人
南山用来放羊
草木用来养鸡
这个城市的八月水草丰茂牛羊成群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散了,散了
且去喝酒]]>

伍皓:我为何批评几位采访“卖淫案”的记者?

宋按:这个事情似乎越来越错综复杂,作为云南主管宣传的新华社从政记者,伍副部长又出来说话了:

作为我对“昆明小学生被指卖淫案”的回应,我的第一个帖子是对三位新闻记者提出的批评,他们是:凤凰卫视记者曾子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新京报》记者吕宗恕。 我预想到帖子发出去以后,定会招致更加猛烈的“口水”。但是被骂也还是要说。我是一个把新闻真实当成自己生命的人,因为我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敢做过任何一条虚假不实的新闻报道,我始终认为,虚假不实的新闻就是对公众的犯罪。但是当我看到三记者的报道之后,我真的为现在新闻界年轻人的“勇敢无畏”感到汗颜。

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吕宗恕曾经打过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也向他直接提出过批评。我当过16年的新闻记者,正高级职称,出版过新闻学方面的专著,在全国新闻界也算是有一定影响的新闻学学者,在新闻专业方面自以为还是有批评的资格的。当然这种批评是从纯业务的角度来探讨,不涉及对人品的评价。

在这个批评帖之外,我想再补充向大家介绍一点情况。现在很多朋友对我攻击谩骂,依据的是上海东方早报、成都商报、新京报等媒体对我关于这件事评论的报道,即所谓我指责刘仕华、张安芬在其女儿处女膜检查问题上做假,且媒体也涉嫌造假。实际情况是,这并非我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作出的官方结论。记者们来到昆明以后,采访很困难,而我出身于媒体,对媒体的朋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把他们当作兄弟。我还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我当时并未直接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但由于能接触到相关人士,也间接地了解一些情况。省委没有赋予我发言的任务。但记者们采访遇到困难的时候,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没有像别的官员使用“无可奉告”等外交辞令,因为我觉得应该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很热情,积极帮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掌握一些线索。当时是《东方早报》的记者于飞打电话问我:“听说处女膜鉴定有假,检察院强迫再做第二次鉴定,有没有这回事?”我把他当成兄弟,于是就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都如实告诉他,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据我了解,警方已查出张安芬大女儿的处女膜检查结果是假造的,但警方也说了,处女膜检查结果对于案件定性没有任何证据意义,即使有假,但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将来正式的案情通报,政府宁愿背负一些骂名,也不会涉及这个问题。”我还劝告他,“这件事云南省委、省政府已经高度重视,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在查明事实真相,会负责任地公布事实。希望你们也要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利,没必要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庸俗地去炒作处女膜问题,做记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道德底线.”至于检察院有否强迫再做检查的问题,我也据实告诉他:“处女膜是否破裂根本没有法定证据意义,所以检察院应该没有理由会去强迫再做检查。我倒是看到省委政法委的工作意见中有一条,鉴于刘仕华、张安芬对媒体坚称他们可以再让女儿做处女膜鉴定以证清白,如她们确有此要求,检察机关可以提供协助,免费检查。”而且,当时我已经从《云南信息报》了解到,所谓处女膜检查,并不是政法机关要求她们去做,而是报社建议去做的,“如果没有处女膜完整的证明,报道就不能发。”刘仕华、张安芬于是采用让小女儿冒名顶替大女儿的办法去做了检查,并将“处女膜完整”的证明交给报社,报社第二天随即发出长篇报道。

这些情况我都在电话里如实告诉了于松,他也承诺我,即然我对他们这样以诚相待,他们不会让我为难的。但第二天报道却还是很醒目地发出来了,而且只写了我证实有造假行为的一句话,我劝告不要置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道德于不顾等内容完全没有了,造成是我在拿未成年人少女处女膜问题大做文章的印象。这给我带来声誉上很大的伤害,但考虑到毕竟是朋友,也就没有去辩驳和追究。后来,于松又给我打电话时,我也直接批评了他这种只顾抢新闻而不负责任的做法,批评他不够朋友,把我出卖得很惨。因为当时网络上已经大量出现不堪入目的辱骂我妻女的跟帖。于松为此向我说了对不起,说对我这个新闻界的前辈是很敬仰的。我也就没有再计较。

《成都商报》记者刘伟我也把他当朋友,我们在QQ里有过很多的交流。但他发在报纸上那篇涉及我的报道,并没有采访过我,电话都没给我打过。后来我也直接批评过他这种不采访就写稿的做法,他向我解释说是从于松那里听到的。 吕宗恕与我也有过直接的联系。他来采访这个案件,向我寻求帮助。我认为宣传部的职责就是为记者提供服务和帮助,所以二话不说就把我手里的一份情况通报发给了他。他在电话里问了我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我也热忱地给他做了介绍。当时我对他说,这件事现在看起来确实越来越复杂,省里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好多情况越查越成了一团乱麻,建议他先不要急着发稿,等事实真相全部弄清楚以后再报道,否则听到点什么就报道,报错了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我还说,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可能一些媒体的记者在其中也有一些违规违纪的行为,我作为主管媒体的官员,如果是我所管辖的媒体确有过错,我也会勇于认错,会认真调查相关媒体记者是否参与了造假。我说我们正在调查,所以希望他也能本着对事实、对公众负责的精神来做新闻报道。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在他笔下就被浓缩成了我指责媒体“造假”。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很多采访对象诉苦说现在的记者很会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歪曲原意,我体会不深。没想到刚刚转换岗位,我自己就很快尝到了我曾经非常钟爱的新闻界的同行们给我制造的苦果。为此我也在后来的通话中对宗恕提出了批评,他辩解说他用的是“涉嫌”二字,算是没有怎样歪曲我的意思。我也没有跟他过于较真。我觉得我这点承受能力也还是有的,也相信绝大多数网友会理解我这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求真、求实,不仅仅是探求事件的真相,也包括媒体报道的真实。

最后说一句,昨天下午一位自称《南方人物周刊》的女士打电话给我,说要了解张安芬突然又翻供的事情。我也很热情地告诉她,我愿意面对面谈,我会把我掌握的事实尽可能告诉她。但电话采访我是再也不敢了,我已经吃尽了被肢解、被歪曲的苦头。我才刚刚到这个岗位,而且还想有一番推动新闻改革、推动阳光透明的作为,我不想因为这样的风波太多而失去革新的机会和舞台。当时我还没有去网络上浏览,还不知道有个《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吴虹飞,也不知道打电话给我的是不是她。总之,我约了今天下午回到昆明后面谈,但直到现在再没有接到她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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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天瑞这支基金

最近想说一点关于富国天瑞这支基金的事情。不过,要声明的是,本人胆小,不买股票,只买点基金。但现在基金的名字是越来越好听了。富国天瑞,又是一支不错的基金。

对于很多买过基金的人来说,购入了基金以后就会感觉自己在赌博。钱交到基金公司手里,任凭基金经理的摆布,是赔是赚好像都只能听天由命。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能不能赚到钱,反正就跟一个丫头进入了富家一样,各安天命吧。至于以后成龙成凤,真是很难说的事情。再加上,现在的很多基金经理也喜欢激进的追逐风险,经常让基金的购买者提心掉胆。不过富国天瑞最近的一系列举动却给那些不负责任的基金好好的上了一课。买了一支,富国天瑞。因为富国天瑞的第一大重仓股——深发展A于6月8日因重大事项筹划临时停牌,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防止被新进大额申购套利,富国基金于6月10日起紧急关闭了富国天瑞的申购以及转换、转入业务。

这样,天瑞原来的基金持有人的收益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之后,考虑到深发展A股权变更事宜已趋明朗,决定于6 月15日起恢复富国天瑞100万以下的申购、转换转入以及定投业务。但是,大额申购业务仍未放开。这样既能够继续保持原来基金持有者的高额收益,也兼顾了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和自身继续发展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套利需求,富国天瑞本身的业绩表现也异常优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至今年7月份,该产品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达60.41%,列偏股型基金第6名。同时因为一直不俗的业绩,天瑞在今年一季度还引发了投资者进行竞相申购,成为同期所有开放式基金中的“净申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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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昆明小学生疑似卖淫案续

有兴趣看吴虹飞的博客。我以前只知道这姑娘唱歌,采访文化人,没想到会坚持做这个报道。

警方曾经很诚恳地对本刊记者说:当事人对记者说的80%是谎言,这样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虽然是好的,但在真相面前没有意义。
记者对他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卖YIN,是否犯罪,我们只关心取证是否合法,是否在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有逼供,诱供。不管当事人是否说谎,有罪还是无罪,都有发出声音的权利,而不是只有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通稿说了算,不能只有警方一方的声音。
另外我们做出这样报道的原因,是想更多促进警方与民众,与媒体的更多良性沟通,并诚挚希望昆明公安高层对公权力的滥用和政府诚信危机这部分做出反省,不要只是简单地把罪责怪到几个基层民警那里了事。

6月28日晚,记者从北京飞往昆明,第一次见到陈艳。在此之前,报道纷纷扰扰,却几乎没有一个记者见过她。
被昆明警方称为“陈艳”的涉嫌卖YIN的未成年少女,身高约一米五,白色T恤,牛仔裤,偶尔穿白球鞋。圆圆鼓鼓的脸,红是红,白是白的,说话声音软软的,细声细气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很深。眼睛细细的,单眼皮,嘴唇有点厚。黑色的直发柔顺地披在肩上。16岁的她看起来还象一个不谙世事的十三,四岁的女童。6月28日这是她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陈艳”的真名其实不叫“陈艳”。 “陈艳”是在云南警方性她有卖YIN行为的时候,在全国通报里给她取的名字。
在通报里面,警方有意无意地省略了她还未满17岁,其实是一个未成年人的事实。

她的两个异父异母的 “妹妹”,15岁的刘芳(化名),13岁的刘莉(化名),看起来反而比她还成熟些,都长着一双往上挑的、狭长的眼睛,个子也比她高出一点。
6月28日前,昆明小学生疑似卖YIN案基本已经定性。根据云南省公安厅第三次通报,刘仕华、张安芬唆使刘的女儿“陈艳”(化名)卖YIN,从中牟利;此案系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误导群众,造成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云南市公安厅新闻办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这个案子已经收尾了。
张安芬被保出侯审的第一天,《新京报》记者就赶到了,问她的基本问题之一是陈艳是否卖YIN。张安芬对本刊记者说,她当时认为这是派出所派来的人,当时来的人很多,她也分不清哪一拨是哪一拨。为了保住还在里面关着的刘仕华(他是五个孩子的经济支柱),她向新京报记者承认陈艳“卖YIN”了。这便是“小学女生卖YIN案当事人父母称后悔做假”报道的来由。而凤凰卫视曾子墨主持的《社会能见度》也证实了,张安芬作为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承认卖YIN”是面对外界的一个应对。
《新京报》6月22日的报道“小学女生卖YIN案当事人父母称后悔做假”,影响广泛,未成年少女“陈艳”是否卖YIN,其父是否涉嫌“容留卖YIN”,均挑战社会道德的底限,自此,导致大部分媒体记者都认为“陈艳”确实卖YIN,放弃了跟踪报道。同时,云南当地媒体虽然依然想关注,在昆明公安的压力下,被迫禁声。只有本刊记者一直在一线坚持调查、报道,直到一周后,7月5日,《新民周刊》记者也从上海赶到。
陈艳是否卖YIN?在连续一周的反复采访里,“陈艳”本人,她的已经羁押在看守所的父亲刘仕华和以及取保候审的“母亲”张安芬,她的两个妹妹,都否认了陈艳卖YIN。而刘仕华也对律师否认了“容留卖YIN”。7月5日《新京报》的报道,使得之前的报道出现拐点。 3.16事件

事情要从3月16日的晚上说起。
3月16日,陈艳和一个女友邓敏(化名),以及邓敏的一个男性朋友一起一个小区的小公园里玩。陈艳提出来,请他们两个到家里坐坐。但邓敏说她还有事,于是这名男子与陈艳一起回到家中,一起看电视。当时家里有陈艳的全家人,还有孩子的干爹普恩富。
陈艳过去也带过陌生人回家,有男有女。张安芬说,她带朋友回来,难道我还说不让来不成?就都一起看电视,吃饭。这样有几次,但次数并不多。
那天晚上张安芬煮了两个土豆,还没煮饭,当时三个男人,一起坐在沙发上,最小的两个孩子在睡觉,二女儿刘芳和三女儿刘莉打算出去买烧烤。刚出家门口,“一大群男人,闹哄哄的”,冲了上来,揪住了两个女儿的头发,踢倒在地,大声说:你卖YIN!
刘芳痛得叫了一声:妈妈!
张安芬冲出门,看见2个女儿已经被打跪在地上,有人在骂女儿:你这个小**(骂人话),你卖YIN!
张安芬说,你认错人了吧?她们两个还在读书!她也立刻被打跪在地上。
孩子的干爹普恩富也出来说,你们有没有认错人呢,只是两个小姑娘。
对方说,你袭警!普恩富也被打跪在地。同时,刘仕华也被制服了。
来人把六个人用手铐拷好,跪在地上,继续打。
张安芬听到来人说:“刚好,抓到三个男的,三个女的。”
“他们收走了我家的铲、圆凳、两个木棒,说我们袭警。”
“六个人被拖出了巷口,当街跪着,又打,并且大声说我们卖YIN。周围很多人在看。然后两辆警车开过来,把我们都带走了,到了王家桥派出所,大约是晚上八九点。”张安芬回忆说。
“在派出所跪到了12点,才开始做笔录。”张安芬说。
“两个姑娘,一个14岁,一个13岁,他们逼我认(她们卖YIN),我没有认。”
有人拿着装着水的瓶子,照张安芬打了十几下,嘴里乱骂着,“你如果不认,你这姑娘过得是那样吗。”但张安芬不认。警察走了。她跪了一个小时,另一个警察来骂她,“你个臭**,养了两个娃娃卖YIN!”
张安分不说话,低头跪着。“今晚不许你抬头,抬头你要报复!”跪了2个小时后,关在了另一间屋子。夜里约莫三、四点,另一个警察又喊她过去继续审。
而她的两个女儿也是跪着审讯的。刘芳说,到了王家桥派出所,先是跪了半小时,手反拷在后面,问她是不是“做那事的”,她说不是,就挨了几个巴掌。
“关到了第二天11点半,放了我家姑娘出来。”
“警察说,我们已经捉错了。喊我和刘仕华去到办公室,说我袭警,打伤了警察。”
但其实张安芬个子很瘦小,不到一米五。
张安芬:我没啥子钱,我老公是肺结核。
警察:不拿钱就送到拘留所。
张安芬:你说要多少钱?
警察:你还讨价还价?
张安芬:1000可以吗?
警察:还不够医药费。罚你们3000元。20分钟内交,不然就把你两口子送走。
于是刘仕华让两个女孩子拿着存折去一个工商银行取了钱,交给警察。
张安芬问是否能打个收据,对方说,不打。“你快点走,不要在我们王家桥混。”
从派出所出来后,张安芬的两个女儿和普恩富到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法医鉴定。普恩富多处软组织挫伤,左侧第7、8肋骨骨折,构成轻伤。两个小女孩刘芳、刘莉则是轻微伤。
关于3。16还有另一个版本,派出所的告诉记者的是:在巷口巡纺队员有人对他说“耍一下”,跟踪到了刘家,张安芬让陈艳和她的亲生大女儿换了衣服,制造事端。而且确实是一大堆人拿着铁棍之类冲出来打联防。而普恩富的轻伤也是事实。警方认为,《云南信息报》的记者,确实断章取义,“小学女生卖YIN”是虚假报道,因为警方根本没有定性两个小女孩子卖YIN,审查后第二天就放了人,而且也在努力与刘家协商赔偿。王家桥警方确实为此事被上头责难,而且6民民警被停职。如果此事再起,压力还是会由基层民警承担,根本撼动不了“上头”。他们感到委屈:做了那么多好事,根本没人知道,却要为一件“错事”要承担那么多。而且他依然认为:经过侦查,陈艳涉嫌卖YIN,其父刘仕华容留卖YIN。并且他承认:这是一个“人间悲剧”。

处女膜鉴定

11年前,张安芬在昭通乡下,前夫不喜她生两个女儿,经常虐待她,“拿着喂猪的铲打我,宁肯嫖、赌,也不肯给我饭吃”,后来竟然强迫她抛弃把刚生下的小女儿刘莉。张安芬心一横,“买了一把一块八的挂面,煮了吃了,抱着襁褓里一岁的女儿,抱着三岁的女儿,从乡下里逃了出来,一直逃到昆明马街。先是向昭通老乡借钱,然后到工地“做建筑”、“搬石头”。
当年这样铤而走险,才得以以命保命,她们长那么大,张安芬从来没对她们说过一句重话,怎么就会别人说卖YIN呢?张安芬怎么也想不通。
刘芳、刘莉不愿再去学校上学,辍学了三个多月。农村出身,大字不识的张安芬到底意难平,把两个女儿送到了医院做处女鉴定。她要给女儿一个清白。
鉴定结果,二女儿刘莉处女膜完好。但大女儿刘芳却是破裂的。
她一追问,才知道他们全家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刘芳骑车上学,摔了一跤,痛了一个多礼拜,不敢和妈妈说。
“六一”儿童节那天,张安芬让小女儿顶替大女儿又做了一次鉴定,以此表明大女儿的清白。这就是昆明检察院后来所说的“造假行为”。
刘仕华去五华公安分局、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区检察院投诉多次没有结果。5月25日晚,在电视上看到了《云南信息报》的维权电话,他拨通了电话。
云南信息报的记者来到刘家,看到散发着霉味的家里,几只苍蝇在孩子脸上停飞。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们一家。而后,他再没见过这户人家。再后来,事情发生惊人逆转,他被迫“放假”,接受昆明检察院数次审查,有一次长达12小时。
5月31日,刘仕华与警察有过“私聊”,就此案中被打伤的人与两个女孩的名誉,要求赔偿21万。刘带了“表弟”记者去录了音,后来公布在6月7日的《成都商报》。
6月1日,《云南信息报》做了整版的报道,“昆明小学生卖YIN案”,迅速惊动全国。而此之前,云南警方已经有了“杜培武案”、“蒙自警察杀人案”、“公交爆炸案”,“躲猫猫”的事件,使得云南公安几度陷于诚信危机之中。
警方分别在6月2日第一次通报,6月4日第二次通报中,承认了在3.16中执法简单、粗暴。
“五华分局的人叫我们去“私聊”,要赔偿1.7万元。疗伤,误工费是1.5万,名誉赔偿一个女儿1000元,一共2000。
“我没答应。”张安芬说。
更何况媒体报道,全国都知道了,传得沸沸扬扬。“屋里头,天天有记者在。”
她对警方说,一个名誉赔偿是6万,两个是12万。而打伤和误工费则另外算。
警察说,可不可以少?
张安芬说,不可以。
警察说,你叫的是天价。
而后,检察院要求张安芬再带两个再作处女膜鉴定。时评员刘洪波认为这“不可理喻”:难道检察机关也认为处女膜的完整程度与案件有关吗?当事人如此,尚可理解,难道检察机关也分辨不了里面的法律是非,中国需要‘处女膜证据学’吗?”
警方一边提着水果去和张安芬家去协商赔偿,另一边却去暗中调查刘家,发现曾经刘仕华因为盗窃马匹入狱九年,他们更没想到的是,3月16日,在场的还有刘仕华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陈艳。在混乱中,她抱着两岁的小妹妹,躲在蚊帐之后,没被抓走。警方还查出,去年11月,陈艳曾被普吉派出所罚款1300元。
从此,此案急转直下。

不听话的女儿

陈艳一直知道,别的女孩子相比,自己是早熟的。
陈艳依然清晰地记得,她三岁时,爸爸妈妈被人带走的那个晚上。
那时他们住在贵州山区。她与父母还在床上,“玩得多高兴的”,忽然一很多人围着他们,把爸爸妈妈带走了,他们还打了人,有一个打偏了,打到了她的手,她哭了起来。后来奶奶把她抱走了,遗落了一只鞋。父母被抓走后,奶奶很快就去世了,她与爷爷一起生活。
她听爷爷说,爸爸是偷过马。为了一起担当,妈妈也承认了,和爸爸一起被抓走了。而据刘仕华的姐姐说,那件事刘仕华是被冤枉的。
陈艳爱漂亮,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妈妈也爱漂亮。可是她记得妈妈回家的时候,“穿着一身黑衣,头发短短的。”她去外地打工,还把钱带回来给她。但是几年后,她的江苏的号码就再也打不通了。
父亲服刑回来时,陈艳已经是一名12岁的少女。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她觉得她很陌生,她有点想哭,却又不敢哭,偷偷躲在了一旁。
刘仕华在昆明工地打工,遇到了已经住在昆明七年的张安芬。他告诉他,他偷盗过马匹,服刑过,他还有一个女儿在老家。“他还是可以的”,张安芬说,“他并不介意自己也有两个女儿,他也是当成亲生的看待,从不嫌弃。”张安芬只要谈到刘仕华的对女儿的“好”,黯淡的脸上就会出现欢欣的笑容。他们在一起四年多了。
刘仕华要接陈艳和爷爷一起到昆明生活,但爷爷不愿意离开家乡。很快,爷爷就得了重病。父亲从昆明往贵州赶,但是没有回到家,爷爷就去世了。
刘仕华在家里呆了一个月,就带陈艳来到了昆明。她和张安芬的两个女儿一起上学,陈艳年龄偏大,却总也读不进去,经常被老师留下来,关在屋子里写作业或者背书。读了半年,她终于退了学。
三年前,他们一家人去了老挝,西双版纳,去做“土石方”。在西双版纳,十四岁的陈艳已经是一个害羞的,招人疼的小姑娘,她甚至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工地上的男孩谈起了恋爱。“他就是对我好,送我东西,把我感动了。”“这个男孩子认识我爸爸,他叔叔也认识我爸爸。”“他婶婶还到我家提过亲。”她有些不好意笑,就微微笑起来。
这场恋爱无疾而终。虽然在那边土石方“很好做”,也因此攒了些钱,但因为最小的妹妹刘语总是生病,身上起水泡,2008年过了年后,他们又搬回了昆明,先住在牛街庄,去年八月才搬到了王家桥。
她的心开始有点“野”了,结交了些“小混混”,有男有女,到街上玩,上网、唱KTV,喝酒,吃烧烤,偶尔也会在外过夜。她也喜欢和朋友一起玩,有男的,有女的,但她从不问他们的名字。“有些男的会买衣服送我,说是喜欢我,希望我做他的女朋友。”
有一天晚上,她没有回家,刘仕华打她电话,开始没接,再打过去,她关机了。到了夜里一点,刘仕华怕她出什么事,和张安芬两人骑了自行车到处找,把单车的笼头都骑掉了。忽然看到一辆摩托车载着陈艳飞驰而过,他们用手去拉她,却没拉到。陈艳穿着白衣服,对他们摇着手,做了一个不让他们说话的手势。
回到家,刘仕华盘问陈艳去了哪里,陈艳谎称,她认识的人是派出所的人,她要嫁给他。刘仕华盛怒之下,打断了两根棍子。放下棍子,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发现自己的女儿开始不听话了。
张安芬也数次提到,只要发现刘艳和小混混在一起,刘仕华就会打她。6月29日,在看守所的刘仕华对律师也这么说。
陈艳有时就不大愿意和父母一起住。打她她就往外跑。有一次,她骗父亲说在外面找了个工作,需要租房子,就在比较远的日新村里,坐车需要1个小时的地方。然后又骗父亲说工资没发,跟父亲要了房租。张安芬听到陈艳骗了他们,生气得背过身子,对记者说:她就是这样的——她心里想些什么,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陈艳对记者说:我是太不听话了,爸爸才打我的。“每次打完我,他都会哭”。“平常他教育我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事业心,在外面做事都要小心,要有一个分辨力,要学会保护自己。”
她说,她从来没缺过钱花,要是跟家里要个10块,几十块的,家里也都是会给。在她的印象里,自己没有过特别窘迫的时候。
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他人很好,对人从来不分,不会说你穷他就看不起你。他是很正义的人,从来不偷东西,遇到要饭的,还给他5元,10元的。”
王家桥那一带站街女甚多。“刘仕华总不让那些女的站在字家门口,说家里有娃娃,怕学坏。”张安芬说。

“他脾气很直,带着工人做工,不偷,不抢。”她数次提到,今年2月份,她在承包的厕所里与当地人发生口角,被人推倒在地,用脚踩着头。派出所和刘仕华赶来,派出所的人说,把你这狗日的拷走。刘仕华向民警伸出双手,说,你把我拷走吧。
“我们家不是做那种事的。”张安芬在工具房的床底下拖出了锄头,铁锹,那是在工地上,给工人们用的。“两个人一起在工地干了几年,存下了3万块钱,因为刘仕华在贵州的草屋被火少了,他在老家就没得屋子住。他家里哥哥死了,侄子也死了。我们就想着,存点钱,回老家盖个房子。但这个钱,因为两个女娃娃的事情,也花光了。”“家里本来有一台电动车,不知道是被警方拿走了,还是被偷走了。”
许兴华律师说,如果他让两个养女去读书,又怎么会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卖YIN呢?这里有不合情理之处。许律师和刘仕华接触还算多,说他不是“刁钻之徒”。“他本来只是希望两个养女得到一个道歉。但没想到,被媒体报道之后,会是这个样子。”

根据《2006年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对杨小琴代表〈加强对王家桥片区道路、交通、治安管理〉建议的函复》里写:王家桥片区厂矿与农村交错,下岗改制企业集中,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外来务工人员较多,且大多数缺乏必要的生产技术技能,居住情况复杂,打架斗殴、偷盗抢等案件时常发生,治安状况相当复杂,治安形势严峻。
王家桥派出所的所长对记者介绍说,王家桥卖YIN嫖娼案并不多,多的是入室盗窃、抢劫的案子。
而记者在王家桥调查期间,在刘仕华家门口,一名年轻女孩因为被一个男人盯梢而向记者求援。
去年12月的一个晚上,陈艳和一群“混混”一起玩,他们送陈艳回家的路上,期间与另外一群“混混”发生了口角。第二天清晨,陈艳刚在家门口想洗衣服,忽然一个男子进屋要抢她东西,什么也没抢到,反而被刘仕华抓住了。陈艳报了警,做了笔录,而警方如何处理,她没再去问。但在《新京报》6月22日的报道里,这次抢劫就被认为是“嫖客”抢了陈艳。

对未成年人的非法调查取证
当时,无论是陈艳,还是刘仕华、张安芬,他们都没想到“3.16”事件会和陈艳有关。而最令人费解的是,不但那位被带回来的“嫖客”消失不见了,而且也找不到当时的重要证人普恩富。据说,普恩富接受了刘家给他的医疗费用六七千元,又接受了警方的赔偿1.5万元(陈艳从警察那听说是2.5万元)。
这是一个由两个残缺的家庭组建起来的“家庭”。刘仕华、张安芬;刘仕华与前妻生的陈艳、张安芬与其前夫生的二女儿刘芳(14岁),三女儿刘莉(13岁);因为张安芬没有与前夫离婚,她与刘仕华在一起将近5年却没有领证。他们生下小儿子刘丁(3岁),小女儿刘语(2岁)。6月6日,这个成分颇为复杂的家庭,全部被昆明警方拘留一周以上。
6月6日下午,陈艳从日新村自己租房子出来吃饭,被带到了普吉派出所。就在当天上午她还给爸爸打过电话,那时刘仕华已经在公安分局,陈艳没想到的是,自己也会被带到派出所。7月7日,陈艳对记者说,警方在搜查她的屋子时,在她的衣物袋里放入了避孕套。她说,她自己是没有避孕套的。
6月6日在普吉派出所坐了三天。她害怕,没睡觉。她被带去了一个王家桥的屋子里,“他们要我承认是爸爸租来让我卖YIN,但我说,那是租给帮他们家干活的小工的。他们还说我也在日新村那里的房子卖YIN,但是根本就没有。”而后一个警察打了她一个耳光。“他们用手机拍了爸爸妈妈的照片给我看,说我只要承认卖YIN了爸爸就会放出来,如果不承认的话爸爸妈妈要被送去坐牢,还要把两个妹妹和我一起送走。”
“晚上坐在普及派出所的值班室里,特别冷。我只穿了一件小褂子和外衣,薄薄的。进去几天一直都在凳子上坐着,直到最后几天,才在凳子上打瞌睡过。”
6月6日被带到派出所,一直到6月11日夜里两点,陈艳在去厕所的时候看到了“妈妈”,她心头一惊,不敢叫出声。
记者问,你看到妈妈是什么样子?陈艳艰难地回答: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只知道妈妈很难看,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难看过。
6月8日之后,张安芬第二次被关进王家桥派出所,她坐在铁板凳上三天半,没有睡,也吃不下饭。三天后转到了普吉派出所。“警察天天逼我承认三个姑娘卖YIN。”
警方的一个证据之一是去年11月,陈艳在普吉派出所,有过一次罚款1300元的记录。
那一次,父母回贵州老家了,陈艳和一个20多岁的“朋友”坐在自家的屋子里“吹牛皮”,“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忽然被带到了普吉派出所。那时陈艳还差一个月满16岁。当警察说“你卖YIN”时,陈艳就立刻哭起来了。“从来没人对我说过重话。”她被打了几个耳光,鼻子出血了,还有人对她说:如果你不承认,就把你拿去关两年。
陈艳被罚款1300元。她还被抽了血,说“没什么病”。然后要交费。“先交了800给他,是抽血的费用,还是没被放出来,500是在外面交的,说是罚款。”“没有收据。”
记者问:“你知道什么是卖YIN吗?”
“我那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是很侮辱人的说法。”
“你知道什么是站街吗?你站过街吗?”
“我站过。我等朋友。有时我们不能同时到,我就在街上等他们。有时我们也在街上走,一大帮人,一起吃烧烤的时候,也是站在街上吃的。”她低下头,对记者的反复问的同样问题,似乎感到很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关系?
“会和社会上的朋友一起玩,吃烧烤,唱KTV,玩得特别开心,印象特别好的时候,有和人发生过关系。但没收钱。”

6月6日后,陈艳第二次在普吉派出所一直呆到了一个礼拜还多。其间警察天天都要审问陈艳是否卖YIN,“没有一天不问的,很烦。”开始的几天都问她是否卖YIN,刚开始,陈艳一直回答没有,而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们让我照着他们说的,承认了卖YIN,以及父亲让我卖YIN。”他们说,不这么说我一家人就会被关着。。
与此同时张安芬在派出所已经几天没有睡觉,觉得天旋地转。得知自己的3岁的小儿子和 2岁的小女儿也被带进了派出所,她又担心刘仕华,审讯人员拿着陈艳承认卖YIN的口供来审讯张安芬,她终于承认了陈艳卖YIN。而“自己说过哪样话,都已经记不大清楚。”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律师认为,警方对而陈艳、张安芬在派出所均被羁留一周以上,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
6月15日,陈艳被指派去五华区政府打扫卫生,一直没能回王家桥。“我很想回家,但很害怕一回家,他们就一直把爸爸关着不放了。”在这段时间内,大量媒体赶到,但都没见过陈艳本人。
在记者连续一周以上的反复采访里,“陈艳”本人,她的已经羁押在看守所的父亲刘仕华和以及取保候审的“母亲”张安芬,她的两个妹妹,都向律师和记者否认了陈艳“卖YIN”。他们说,之前向公安机关所作的有罪供述,是在“胁迫、引诱”下不得已而作出。他们之所以感觉被骗了,是因为按照警方所说承认了一切,刘仕华却没有被放回来。

直到6月29日上午,记者陪同两名律师去西山看守所见到了刘仕华。他已经在看守所里关了三个星期,见到律师时,“手激动得发抖”。他向律师否认了“容留卖YIN”。他在公安机关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在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他说,警方说,只要承认自己容留女儿卖YIN,一家人就可以被放出去。
刘仕华和律师的对话如下:
你有没有容留女儿租房子卖YIN?
没有。
你知道女儿卖YIN吗?
原来不知道,现在听警方说的。
你平常怎么管教女儿?
她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也会打她。
你有没有租房子给她?
我租房子给帮我干活的小工。有时他们不做了,女儿偶尔也会过去住。
(记者发现,刘家人只有一个主屋,一个小屋,大家偶尔换着睡。他们承包了一个公共厕所,有时,他们也会在公共厕所的收费屋里睡觉。)
有没有向警方承认你掉包?
承认了。
有没有打你?
没有,但是有威胁。
3月16日有没有袭警?
没有。他们没穿警服,开始也没说他们是警察,后来才说的。我也没拿武器。
你为什么承认你大女儿卖YIN?
如果不承认,全家都会被关进去,我不想家里人受罪。
他还对律师说,我知道这个罪,判不了死刑,只要我们家能出去,几年后我放出来,我再到北京去上告。
“3.16”事件中,是否真的如昆明警方所公布的,张安芬让陈艳和一个女儿换了衣服,“调包”了?
“我们没有调包,其实她们经常换衣服穿。”
张安芬个子不高。她和养女陈艳,两个女儿的衣服型号,确实差不多。
“我们经常换衣服穿。”一家人混居在一起,哪件衣服干净了,就穿,反正个子都差不多高,有时候,刘芳放学回来,看见姐姐陈艳穿了件新的白衣服,她就会和姐姐换。
“她们经常换衣服穿。”6月29日上午,羁押在看守所的刘仕华对律师也这么说。
昆明警方在第三次通报的时候说,刘仕华“调包”,让大女儿和其他女儿换了衣服,让换了衣服的女儿出门,故意让联防队员“误抓”,制造事端。这就是“调包”的来由。如果他们青春期的女儿不是因为个子差不多高,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调包”了。至于“袭警”,如果来抓他们的是联防队员,何来“袭警”呢?常伯阳律师认为,警方在袭警这个事情上,很可能撒谎了。
两名律师都认为:即便陈艳真的涉嫌卖YIN,其父也不一定就是“容留卖YIN”。
7月5日早上,许兴华律师向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递交了常伯阳与他一起起草的《关于刘仕华涉嫌容留卖YIN一案的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此案“存在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问题,存在连续询问证人达一星期之久,对证人非法拘禁的问题,存在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非法调查取证的问题。”
7月3日,4日,“陈艳”连续两天被昆明警方带到普吉派出所。在没有监护人的陪同下,她在笔录上签字。
3日那天,陈艳的眼睛都哭肿了。她说,“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可是他们还是让我在纸上签字了。纸上写了些什么,用手写的,我看不懂。”
而6月6日后,她在公安机关被连续讯问达一个星期,审讯人员说只要她承认卖YIN,公安机关就放了她爸爸。陈艳也是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在承认卖YIN的口供上签字的。
7月4日晚上,陈艳对记者说, “警察说,是我爸爸让我卖YIN,并且用本子记帐,我说他没有。他们就说,那个本子肯定是被我和妈妈收掉了。”
“警察对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你爸爸让你卖YIN),不然你爸爸出不来,不然你就害了你们一家人。你妈妈不识字,不懂道理,要相信我们,不要相信记者。”“记者和律师对你们都没有好处。”
而警方7月4日对张安芬说:“没有哪个律师可以搞翻转,如果这个事情翻过来,分分钟把你们搞死。”
三鹿婴幼儿奶粉结石事件维权的发起人之一常伯阳律师因此认为,“陈艳”的证词,刘仕华的供述,都是非法取得,不能作为对刘仕华是否应当批捕的证据。
“我过去很喜欢出去找朋友玩,现在我根本不想出去玩。”陈艳只要一进派出所就会头疼,几个小时后回家,她总要跟张安芬要止痛片吃。
“我以前总觉得警察是好人,是保护我们的,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7月7日晚上,陈艳说,“长这么大,除了爸爸,没有别的外人打过我。” 本案疑点重重

“嫖客在哪里?3.月16日被抓的王某为什么至今没有出现?他究竟是不是嫖客,是不是刑讯逼供后承认是嫖客?如果当天没有发生性行为,如何认定陈艳卖YIN?去年11月份陈艳被罚1300元是否因为卖YIN,是否有立案,记录?而3月16日同时被抓走的普恩富,作为重要证人,为什么在接受警方的1.5万(也有警察对陈艳说是2.5万)的赔偿后,消失不见?对未成年人进行诱供和逼供所得的证据是否合法?陈艳卖YIN,其父就一定是容留卖YIN吗?而且容留卖YIN的证据是什么?”由于在刑侦过程中,办案程序不透明,而通稿看起来有过于简单,驾凌于人的气质,导致本案留给大家许多疑点。
为此,记者询问了云南省公安厅的赵勇。
赵勇说,关于嫖客,目前还处于刑侦阶段,不便告之。他还说,治安案件不需要经过律师和法庭,一般的妇女卖YIN案,只要以嫖客、当事人在,人赃俱获就行了。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同时对未成年人是保护的,对群众是负责的。”赵勇说。他建议记者去找公安部发言人郭处长,并给了记者一个北京的号码。
记者则到了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办,一名姓韩的工作人员说,你还是去看网上通报好了。韩说,“外地记者采访,都是要去公安部申请的,然后公安部会把任务发给我们,让我们接受采访。”接着,韩建议记者去找省委宣传部的伍皓,并且说,打114可以查到电话。
普吉派出所所长张云伟冷淡地对记者说:我们没有义务为你们提供信息。
7月6日早上,新京报报道“昆明小学女生‘卖YIN’案父母翻口供。”当时是周一的早上,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办副主任昝辉和云南省而云南省宣传部的伍皓都表示他们在藏区,三日后才回昆明。而实际上,伍皓第二日赶回昆明。
7月6日早上,刘仕华的代理律师许兴华表示把《关于刘仕华涉嫌容留卖YIN一案的法律意见书》送达昆明市五华区检察院。他们认为此案存在诸多问题,特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希望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对刘仕华是否做出批捕决定时慎重考虑。

一个女人和五个未成年孩子 7月7日下午四点,全国各媒体发出昆明警方通报,以回应《新京报》7月6日早上发表的“当事父母称遭威胁诱供”的报道。通告表示,小学女生“卖YIN”案,不存在威胁与诱供,3•16”事件的调查取证过程,公安机关是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根据刘仕华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已于7月6日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对于某记者提问的“嫖客究竟是谁?”公安机关在五华分局在见面会中说,“嫖客虽是违法行为人,但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但是,第一个版本的通告里公开了“陈艳”的真名。
许兴华律师说,《新京报》6日报道才出,7日检察机关的调查通报就出来了,这调查1天就结束了,“效率确实很高。”而重要当事人“陈艳”7日并未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她一天都在接受记者的采访。
昆明有些当地人,对外来人口中的“贵州毕节”人和“昭通”人普遍有歧视。对于这“外来”的一家人,周围的邻居都表示“不知道”、“没见过”、“不熟”、“不了解”。住在陈艳一家楼上的老大爷是新搬来的住户,他说:“我是相信警方的。你们记者也不要报了。我们年纪大了,也管不了这些事。”
7月4日中午,警方押着刘仕华回家“搜查物证”,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张安芬和陈艳事先都被带去了派出所分别笔录口供。所以他们相互没有见到。
记者看到了穿着黄色囚服的刘仕华,背后写着“西山看守所。”邻居打开了门,探了下头,把门关上了。
一个穿着便衣的警察对记者说,他们要对群众,对网民一个交代,他说,现在的网民素质很高。
三岁的小男孩子要回家看爸爸。但警察和刘仕华已经走了。门已经锁上。他爬上窗户看家里。屋子里空无一人。他沉默了一小会,咕哝着说,灯亮。原来是警察搜查离开时,忘了关灯。

目前,一个母亲和五个孩子的张安芬带着五个孩子。16岁,14岁,13岁的女孩子,3岁的男孩,还有一个2岁的小女孩。小孩子的私语,笑声,呢喃,撒娇,嗔怒,萦绕于耳。他们的唯一经济来源是承包的一个公共厕所,经济来源是承包了一个收费的公厕,除去水费,电费,一个月也许会有两百块。
公厕前有一个收费的屋子,特别小,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小电视。窗口放了一个纸盒子,是别人放的一角两角的零钱。
那里是孩子们的乐园。在那里,两岁的妹妹光着身子,在姐姐怀里扭来扭去,她长得很象刘仕华。陈艳和二妹有时跟着电视里的VCD一起轻声哼歌。陈艳问歌是谁的,刘莉说,是张杰的。陈艳却听成了“周杰伦”的,两个人小声讨论了一下。二妹身上穿的白T恤,上面写着“Beijing 2008”。陈艳戴耳环——有一次她戴了一对很大的圆形金属耳环——她是姐妹当中最爱美的。
“这段时间做梦都是梦见爸爸家了。”陈艳说,“有好多好多人来我家。他的朋友,我的朋友,还有我妹妹的老师,他们都来了。爸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不和任何人说话。”
7月8日,刘仕华已经在看守所里羁押满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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