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2009最后的一天

一年又要结束了。很难得能有一个温暖而宁静的夜晚。年末总是有些忙碌。在这样的夜晚,想想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在今年里,老婆如愿读了复旦的博士,只是又要三年,而我已经老了。在这年里,我的职业资格证书也终于通过了,这个考试我竟然考了三次,这让我想自己的确不是一个适合于考试的人。在今年里,在新年快要到来,放寒假的那一天,我终于收到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而在今年的寒假,还将收到一本。在今年里,论文的开题终于通过,明年应该能够拿到学位。其他的,今年还做了什么?我不清楚。

在今年里,几乎没有远足。似乎没有去北京。去了一次上海。去看在那里读书的老婆。去了一次烟台和威海,开会、采访。在威海,“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我想起那句,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这也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书生意气。其实,这种态度对我没有多少好处。但我有时候也在想,是不是就如此,读书写字诗酒人生,是不是也很好。生活中不少这样的人。在这一年里,其他的地方很少去,甚至连老家也很少回。假期里很多时候在济南老实的呆着,我想今年也是。

至于写作,今年的写作貌似很多,但多至于漂浮,我有时候在想,力图写下这个时代光荣与梦想的时候,我是不是在有些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虽然我所写的小人物可能也是这个时代应有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会去写那种阅读量是个位数的所谓论文。想想也会悲哀。在今年要结束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文字没有写完。有些文字甚至都为稻粱谋。整个冬天都在准备资料,我想在冬天的时候,应该还有新的书写完。

在今年里,一直去小咸的那个酒馆。跟小咸、刀嫂、老柴、老张、依米、听风、学义、大熊、眠去、娃、海音……诸位喝酒聊天。虽然我并不能喝多少酒,但是在一个城市的夜晚,能让人有些温暖。更有意思的是,在年末的时候,又遇到一帮以前做杂志的人,这让我很是感慨,这个世界真的很小。

元旦了,所谓新年最后的一天。窗外传来疏落的鞭炮声。在农村读初中的时候,都是一个班的人举行元旦晚会,那个时候没有KTV,但是很快乐。而现在连夜总会也有了,依红偎翠,也没有什么快乐。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见了中学的同学很多都认不出来了,甚至有些大学同学都忘了名字。而现在他们,应该也有人能有些力量了吧。据说,某处最大的夜总会就是我中学同学开的,只是还没有考证。我甚至听说有同学现在里面呆着,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新年了,就祝愿各位新年快乐吧,在新的一年里,岁月安好,了无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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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版新世纪周刊目录

胡舒立团队打造的《新世纪周刊》,现将目录公布于下:
封面文章:“通胀如虎”
新观察:“收入调整应着力‘一次分配’”
特别报道:”操纵司法鉴定:内蒙窝案”
时事:“美国医改阶段性胜利”
论衡:“双向风险掣肘宏观政策”
“兼顾结构调整”
金融:“大行高层轮岗”
“存款保险分步走”
“国有股划断划不转”
“券商‘走出去’:第一站香港”
“京津沪PE‘抢亲’”
“税延险潜航”
“创新之本”
经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中国外贸目标嬗变”
“美联储需要保持独立性”
“宏观经济观察:盛宴散场为期不远”
商业:“铁矿石:上涨!上涨!”
“李书福的三个问题”
“中石油豪赌伊拉克”
“他们来到巴格达”
“新政来袭楼市”
“深圳式干预”
“煤电博弈轮回”
“专栏:做主人”;
社会:“迁徙的蜗居”
“尘肺病:维权无尽头”
法治:“‘猪霸王天伦:我是一个悲剧’”
法眼:仁慈的平等”
环境:
“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角色”
科技:“暗物质迷踪”
“可燃冰出路”;
列传:“争议铁矿石大王安德鲁”
资产:“通胀时代的投资之道”
“岁末年初的股价模式”;
开卷:“前瞻:19亿人FTA出世”
“预析”
“数语”
“国风 :‘我是周杰伦’
‘素食主义的坚持’
‘澳洲频遇中国钢铁人’”
“漫画:钉子户”“剪影”
“丛议”;
专栏:“勿忘企业家”
“酿制群星”
“文学课”
“逝者:萨缪尔森”;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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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

11月份以来,大概有这些报刊改头换面。新年新气象:

《市民》更名为《新桂商》
同意撤销《淄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出版许可证并利用其刊号资源创办《爱格》杂志
《家庭教育时报》更名为《东方教育时报》
《中国足球报》更名为《中国体彩报》
《悦容》更名为《文物鉴定与鉴赏》
《河西晨报》更名为《读友报》
同意创办《住区》杂志
中国将创办一张新报纸《中国政府采购报》
《新闻三昧》更名为《当代劳模》
同意撤销《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学报》期刊出版许可证并利用其刊号资源创办《高校辅导员》杂志
《当代财富报》更名为《合肥日报》并变更主管主办单位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更名为《创新与创业教育》
《大众消费报》更名为《精品消费报》
《北方经济时报》更名为《滨海时报》
《安徽画报》更名为《时代发现》并变更主办单位
《警界科海》刊号资源调整后创办《公务员文萃》
《中国医学文摘•口腔医学》更名为《口腔生物医学》及变更主办单位
同意《新华书目报》(读者新书目版)更名为《新华书目报》(图书馆版)
《岭南皮肤性病科杂志》更名为《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
《国外丝绸》更名为《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并变更主办单位
《消费者》更名为《才智生活》
《民间文化》更名为《民间文化论坛》
《新疆金融》更名为《金融发展评论》并变更主办单位
《建设市场报》更名为《企业党建参考报》
《廊坊陆军导弹学院学报》更名为《学习导刊》并变更主管主办单位
《数字石油和化工》更名为《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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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

在四川新闻出版局的网站上,发现去年,四川的一本叫做《四川丝绸》的杂志被改刊为《锦绣》。这本杂志的刊号是CN51-1214/TS ,改刊的批准文号是川新出报刊(2008)100号。如果不是,仲伟志的杂志岂不是重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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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传媒观察(三)

大众网年终独家特稿。请不要私自转载。谢谢

在这年的最后,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胡舒立及其他的财经类杂志。
12月21日,《东方企业家》执行主编魏寒枫在新浪微博上说,“舒立牛逼的地方在于,平面媒体出身,首讲就是新媒体。更牛逼的地方在于,她新媒体做得很好,并且有新媒体、平面媒体、财经通讯社的雄心和步骤。如果不是离开《财经》,《财经网》做得好很专业很庞大。她走的路,是时代集团等美国平面媒体集团努力的方向,可能第一家构筑成新媒体的内容规范”。
他所指的是12月18日胡舒立在中山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讲。从这天开始,胡舒立正式成为中大传设学院院长,成为“完完全全的中大人”,据悉,中大已正式签发聘书,与胡舒立签约时间为四年。
此前一直发力打造财经网的胡舒立在演讲中特别强调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她认为,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挑战是历史性的,也是颠覆性的,任何传统媒体都必须真正融入到新媒体中,新媒体对于学院、对于学生来说都是机遇所在。她还强调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挑战是历史性的,也是颠覆性的,任何传统媒体都必须真正融入到新媒体当中。
而此前,关于胡舒立以及《财经》杂志的变数一直成为整个下半年中传媒界所关注的焦点。

9月28日,就有网站披露:“《财经》杂志高层近日集体出走,经致电《财经》杂志相关人士得到确认,据称出走原因为与资方矛盾。”
但是,《财经》很快否定了这一消息。并于当日下午迅速发表公告:“目前市场传出关于 《财经》管理层变动等谣言,此事毫无事实根据。《财经》杂志和《财经网》运作良好。如果继续有人散布未经证实的消息,《财经》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根据后来联办自己发布的消息,此前的传闻并非虚假,早在9月25日,《财经》杂志总经理吴传晖就已经正式辞职。此后不久,9月29日,包括副总经理及8位部门总监在内的经营部门60多位员工,也递交辞呈。
到了11月9日,多个消息来源证实,以胡舒立为首的《财经》杂志的采编团队今天已经正式离职,矛盾爆发以来,双方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之后终于耐心耗尽最后摊牌。据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透露,胡舒立和联办总干事王波明进行了会谈,会谈的结果是胡舒立随即提出了辞呈。此次集体提交辞呈的范围包括除了美编组的采编团队的绝大部分,而一些新进的记者将自行选择去留。
而《财经》的发言人张立晖也表示,胡舒立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联办经过研究,已经同意了她的请求,并对于她在担任《财经》主编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联办同时也接受了副总编辑戴小京的辞职报告,同时任命杨浪为副总编辑。张立晖还表示,胡舒立辞去《财经》主编之职后,有意接受中山大学的邀请,担任传播及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1月15日晚,七点多的时候。当事人胡舒立在财经网发布最后一篇博客,称“我已经于11月9日正式辞去《财经》主编一职,并获接受。在《财经》这个平台上,我为读者服务十一年,曾经有许多遗憾,许多欣慰和兴奋,自认无愧于心。但想做的事本来还有许多许多。愿望不会消失,会化为我和我们的努力,继续下去。
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图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谓着希望,也意谓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6日,《财经》杂志网站正式公布《财经》杂志新任编辑管理团队。杂志总编辑为王波明、副总编辑杨浪、执行主编何刚、副主编法蛮(笔名法满)。20日下午,《财经》杂志在官网上宣布,正式任命赵力为副总编辑。11月26日下午,原《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今日向新浪财经证实,刚刚被任命为《财经》杂志主编,原《财经》杂志主管编辑罗昌平将留任并升职为副主编。

11月22日,新团队出版的《财经》正式出街。总编辑王明波写了刊首语《理念支撑下的坚持》,其中提到,“当了近12年的总编辑,从来没写过社评,现在人去楼空,只好提起沉重的笔”,并对与胡舒立团队的合作完结表示“深深的遗憾”。
而原《财经》杂志部分记者编辑组成的财新传媒,则在12月14日在北京西大望路温特莱中心举行了小型的揭幕仪式,胡舒立亦在成立会上亮相。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型仪式,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以及《比较》执行主编肖梦等《财经》杂志的撰稿人都赶来捧场,而原《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原《财经》杂志副总编杨大明以及原《财经》杂志北京、上海多名记者也参加了此次仪式。

接下来的3天,一个叫做“我们网”的网站正式上线,这一网站挂靠在中山大学的域名之下。一个“来自舒立及其团队”的《直击哥本哈根》的专题报道挂在网站的显要位置。从专题内的数篇报道可以看出,“舒立及其团队”派出了记者团队前往哥本哈根对正在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进行报道。
事实上,胡舒立自己组建团队进行新闻报道这不是第一次。根据刘勇在他的《媒体中国》中透露,11年前的1998年,胡舒立由于和丁望一起在上海搞的《现代市场经济周刊》难以为继而被迫停刊在家赋闲。
“她把自己在复兴门外的那个二居室小屋整个搞成了办公场所,并且给自己配备了一个工作班子,三几个人,仍然每天很充实的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联系着。正是这个时候,胡舒立开始把自己的触角伸进了资本领域,开始采访金融家系列”。

单就胡舒立来说,离开自己所创办11年的《财经》杂志,应该是一次不得不的选择,让她做出这种选择的是作为一份刊物的实际领导者和灵魂人物,却不能左右这份刊物在以后的发展去向。应该说,在目前的媒体模式里,《财经》杂志的的模式一向被人称道,它可以不去过问经营,也不用去因为经营问题而去左右杂志的内容,这样可以保证杂志内容的独立性和维护记者的尊严。这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符合了胡舒立对于一个成功媒体的判断,也就是要“充分的投入,有质量的内容,有效率的经营和可预期的稳定发展”。但是,这份杂志目前有了它足够的影响力,比如在过去的2008年,“《财经》创造的收入超过了一亿元,商业世界里的人们学会了对它的惧怕和尊重,它成为中国最有盈利能力的财经媒体之一”。随着这种局面的到来,胡舒立的媒体视野已经不满足于目前的状态,她要为自己的媒体谋划更为长远的未来。
但是,胡舒立在《财经》杂志的最大自由度却不能满足她的想法。现在的胡舒立早就不是当年王明波请她办《财经》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她由于和丁望一起在上海搞的《现代市场经济周刊》难以为继而被迫停刊在家赋闲。“她把自己在复兴门外的那个二居室小屋整个搞成了办公场所,并且给自己配备了一个工作班子,三几个人,仍然每天很充实的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联系着。如果说当时她只是能发挥自己影响力的话。那么现在,她需要的是对杂志发展的完全影响力。但是,根据此前的办刊模式设计,她没有这种权力。于是,在传媒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经济媒体领域,她可以选择另起炉灶,来获取这种力量。
根据今年7月份《纽约客》关于胡舒立的报道,“禁区”里称有一个并未公开的计划:胡舒立将以道琼斯和彭博社为目标,与李泽楷合作成立一个英文通讯社。显然,这是联办很难给予她的。

与胡舒立一起被关注的还有要创办《锦绣》的仲伟志。10月12日,仲离开《经济观察报》,创办北京远见文化传播公司。同时《经济观察报》社论委员会召集人、首席评论员、《观察家》主编孟雷也一同辞职。
新成立的北京远见文化传播公司拿到了2000万元的天使投资,将要创办的是一本商业地理读本,这对于中国传媒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所呈现的态势也在陈海看来连广告客户都觉得,“此词磅礴,气象万千,瑰丽神奇”。
仲伟志和孟雷他们当年都在山东一本《齐鲁周刊》的杂志。并且当时仲伟志还是副总编辑。北上创业,四顾苍茫。在《齐鲁周刊》老同事的描述中,仲伟志是一个诗人。在那本杂志里并不缺少诗人,或者是诗意的人。以梦为马,就是江湖。现在南周的丁补之也是那里出来的。
仲伟志从一个诗人到山东《齐鲁周刊》的副总编辑,一路逶迤至今,其实寻找的也是自己的职业理想,而这种职业理想与他们所每日接触的企业家一样,连李开复都离开了谷歌,所以没有人想一辈子去做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于这些传媒界的职业经理人来说,现代传播的邵忠已经给他们树立了榜样,他们要做的是果断离开曾经给他们带来荣耀的旧东家,另起炉灶。
而孟雷则在告别昨日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快乐出发》。他还写了两首叫做《长安行》的诗,他要做到的是“骏足蹄方动,挥手不牵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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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传媒观察(二)

大众网年度独家发布  这一年里,记者出事大多与经济有关。
3月27日,《网络报》记者关键被河北省康保县检察院起诉至康保县法院。康保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关键利用自己掌握的‘7•14矿难’资料作筹码,以向社会报道‘7•14矿难’真相为要挟,以精神强制为手段给蔚县方面施加压力,迫使蔚县方面拿出25万元‘封口费’进行了非法交易”,“应当以强迫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一消息在4月23日经《财经》网报道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知名记者石扉客在其博客《报界军统站的末路》中称,“把起诉罪名从之前的企业公司人员受贿罪改成了现如今这个所谓强迫交易罪,无外为居中斡旋介绍贿赂的宣传部长脱罪而已”。
关键失踪案最初因《新京报》2008年12月15日所刊发的稿件《一记者太原采访时失踪 监控显示被5人带走》而得到世人的关注。报道称,2008年12月1日,《网络报》记者关键在山西太原调查一家房地产企业涉嫌土地违规问题时失踪。监控录像显示,当晚18时,关键在酒店大厅被5名男子带走。当地警方称将进行调查。
消息披露次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对外公布,关键已因涉嫌受贿被刑拘。一时间,舆论哗然。
《新京报》稿件刊发当日,正值由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的召开。当时,全国深度报道记者云集北京,这也扩大了这一事件的传播。大家感同身受,议论纷纷。但谁也没有想到,关键的被捕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关键事件是拿负面新闻要挟被采访单位。而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兴起,网上的负面新闻也成了各单位“严防死守”的重要阵地。与之伴随的是一些网络公关公司的出现,此类公司以帮助一些企业和个人删除负面为信息目的,并且从事此项业务的公司数量在逐渐壮大。
12月8日下午,大众网互动评论部工作人员接到一份要求删帖的传真,这封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市委宣传部”的信函要求大众论坛立即删除一条“关于临沂郯城法院的不实报道”,认为“这条不实信息和恶意诋毁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合法声誉”,要求大众论坛立即删除。传真最后仅留了一个北京的手机号,没有留办公电话。
经过网站工作人员的审核,这是一封来自一家名为“北京雅歌时代品牌维护机构”的伪造删帖函。这家公司一般代人删除一个帖子的费用在2000元左右,删一个百度快照500元。
第二天,也就是12月9日,一份由大众网、半岛网牵头的《网络媒体反公关联盟倡议书》出现在各大网站,短短两天时间,就有商都网、奥一网、每日甘肃网、亚心网、东北网、华商网、星辰在线、长江网、红网、四川新闻网等53家网站签名响应。

而记者的权益仍旧是一个为大家所关注的话题。6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在采访时,可能遇到的是自己记者生涯中最牛的反问,“你在为谁说话”?
根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河南省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该电台记者在采访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时,逯军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该新闻播出后在网上快速被传播,该言论也引来网友一片声讨。
事后,《大河报》报道,郑州市政府新闻办介绍,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已被停止工作,深刻反思、接受调查。
但一反问成了年度网络“语录”。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记者因为“为谁说话”的问题而受到影响。比如《长江商报》的姚海鹰。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这年的9月15日《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在外溜达了一晚,最终还是没敢回家。这天是他此生以来最为心惊肉跳、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下午,他的家人去他就职的长江商报社,从等候在那里的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玮、潘春生手中,带回了一份编号中带有“纪贪”字样的询问通知书,限他3天内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询问。
事情是由于9月4日姚海鹰在《长江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起侵犯商业秘密罪事件的调查》的报道。该报道质疑了江岸区检察院积极介入报道所涉的那起案件的诉讼程序,并质疑了江岸区检察院起诉书中提到的关键证据的一系列事实。而江岸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检察长张振国看到报道后,怒不可遏。
一番折腾,10月20日,姚海鹰恢复工作。但三天后,他在全体采编大会上被有关领导批评了一个小时,他的工作在实际上又被暂停了。
姚海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检察院提交书面道歉当晚,检察长张振国说:“如果你们把今晚的事情讲出去,别有用心的话,就是犯了煽动闹事罪。”

8月4日上午,另一备受关注案件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央视女记者李敏因受贿3.7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李敏当庭认罪并表示不上诉。
庭审结束后,有记者曾致电李敏的辩护律师魏大忠。魏大忠说,检方指控李敏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3.7万元,而非之前盛传的检方指控李敏“在采访中借职务之便收受20多万元贵重财物”。
最高检2008年12月9日披露,2008年10月,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在侦查一起贪污犯罪案件中,发现记者李敏收受犯罪嫌疑人吴某弟弟的贿赂,利用其记者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犯罪。
据了解,吴某弟弟吴晓华与李敏是情人关系,曾送给李敏一辆价值20余万的丰田锐志轿车,李敏被杏花岭检察院拘传时,这辆轿车也曾被检方认为是受贿所得。李敏的另一名辩护律师许兰亭说,吴晓华为李敏买的丰田锐志轿车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未被检方认定为“受贿所得”。
而这20万元的轿车曾经是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在2008年12月4日晚,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的4名检察官以地板漏水为名,敲开了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李敏在东三环一小区内的房门。
在出示拘传证和在李敏及朋友要求下出示检察官证,并到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查验了山西检方的相关手续后李敏被带走。而在此一月前,李敏与《法制日报》、《新京报》的两名记者,在接到了“杏花岭区检察院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举报材料后,一同前往山西太原采访。
李敏最初的代理律师周泽曾向《京华时报》发去一份此案的“情况说明”,文中除质疑杏花岭检察院应该回避之外,还对李敏“涉嫌受贿”的指控予以驳斥。
周泽在文中称,举报人吴某的弟弟在向记者反映问题时与李敏认识后追求李敏,独身的李敏接受吴某弟弟的追求,与吴某的弟弟发生过关系,并接受了其出资22万元为自己购买的一辆轿车。“显然,吴某的弟弟出资为李敏购买轿车,完全是基于个人与李敏之间的私人感情,而不是贿赂。”
根据媒体报道,李敏被抓后,其家属一度委托周泽为李敏的辩护律师。但是在2008年12月23日,周泽和李敏家属前往看守所试图会见李敏时,却被告知李敏此律师即为此后李敏的辩护律师、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魏大忠律师。
这8月4日的判决作出后,《时代周报》就刊发了其记者任波的报道,称这是一场“诡异的央视女记者案”。

12月17日是这年应该关注的一天。
在这天里银川市西夏区法院审理了《中国社会调查》“记者”敲诈勒索案,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韩全同系主犯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徐淑文被判两年半。
这年5月8日,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涉嫌诈骗的《中国社会调查》杂志“副总编”徐淑文和宁夏通联处“主任”、“记者”韩全同,这是宁夏查处的第一起假记者诈骗案。
他们的经历与关键有惊人的相似。先是在3月16日,自称是《中国社会调查》杂志宁夏通联处的一名记者到西夏区环保局采访,称西夏区泉发保温材料厂和嘉农有机肥厂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并撰写了调查报告《谁在践踏创模城市》。希望西夏区环保局给个答复。接着是3月18日,该通联处主任韩全同再次打来电话,称这种批评稿件可以“转换成正面宣传”,只是要收费,做两个版或订200份杂志,并开出了价码:两个版9.6万元,200份杂志一年4.4万元。
在《中国社会调查》的招聘广告中如此介绍这本杂志,《中国社会调查》杂志国内统一刊号: CN11-4593/F ISSN 1009-9646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世界华商联合会与中国社会调查编辑委员会主管主办,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刊物,由中国社会调查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发行。事实上,CN11-4593/F的刊号所对应的杂志是《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与《中国社会调查》案宣判的同一天,也是12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社会广为关注的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被控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此前一直取保候审的傅桦,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于当天予以逮捕收押。
2005年5月,《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分社记者傅桦接到校友、时任长春龙家堡机场副总指挥张广涛的报料后,前往龙家堡机场采访,并撰写了一篇反映该机场建设质量的批评报道。  两年后,举报人张广涛涉黑被拘捕,傅桦因涉嫌受贿4万被吉林警方带走。法庭上,他只承认收取5000元采访接待费,违反新闻职业纪律,有错但是没有罪。
而在最后的宣判中,检方宣读的起诉书中称,好处费的数字是“4万元”。
还是这一天,原《大众电影》杂志社社长蔡师勇和会计贾文华被控私分国有资产案也被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蔡师勇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与蔡师勇同案的贾文华也被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这两个案件的辩护人都是周泽。在这年的11月8日,记者节。周泽还以个人名义召集了部分媒体记者举办了记者权益维护座谈会,并发布了自己的《2008—2009年度记者权益观察报告》。
这天,周泽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12月17日,一个极度寒冷的日子,一个让我感到极度郁闷的日子”。
不过此时,在新年快要到来的时候,似乎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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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传媒观察(一)

大众网年终独家特稿     慷慨辞故垒,施然度玉门。平沙千寻厚,于阗酒已温。秦汉旧文物,了然我胸陈。未必侯伯封,即遂男儿心。戈壁有葡萄,胡姬方侍枕。何为怿怿者,笙笳已渐闻。骏足蹄方动,挥手不牵襟。
——孟雷《出长安》

这年,新中国迎来了第60个年头。在这年,中国传媒终于开始了企业化变革。而这带个中国传媒的改变是全方位的。

1月25日,《现代快报》的读者惊奇的发现,这期的报纸不再是一块钱,而是降到了11个月前的5毛。
南京向来是报战的高发地带,南京的战局往往能看到全国报纸的冷暖。在2009年,与传媒有关的消息还是从南京开始。
这天,《现代快报》在报纸头版刊登了告读者书,称由于新闻纸价的回落,“报社本着让利于百万读者、回报社会的初衷,在新春来临之际,以实际行动向全省读者‘拜年’!”从当日起,该报在南京地区的零售价格下调至每份0.5元。与此同时,同城的《南京晨报》、《扬子晚报》也在同一天将零售价格分别调整为每份0.4元、0.5元,而同城的《金陵晚报》则在前一天率先将零售价格调整为每份0.5元。
而一年前的3月10日,也是在南京,《现代快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集体将零售价格由每份0.5元调整至每份0.7元,此后又从每份0.7元涨至每份1元。不仅是南京,全国报业在2008年里普遍提价。
作为报社来说,涨价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他们并非不知道涨价会造成读者的流失。吴海民就曾经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透露了一组数字。《京华时报》在2008年10月15日涨价之后,在早报市场的零售份额下降到70%左右。相对于此前晚于其他4家报纸涨价形成的近1个月空挡期间创造的最高78.1%的早报市场零售份额,《京华时报》在当时3个月的零售量下滑了约10%。
关于报纸涨价的原因,多是由于纸价的大幅上涨,甚至出现了报纸价格与成本的严重倒挂,以至于有时报纸不能顺利到达读者手中,影响了读者的读报需求。而《金陵晚报》总编辑项晓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曾经透露,“涨价是为了防止报纸资源浪费,有意地收缩发行量。去年,因为废报纸价格提升出现了报摊捂报不销售直接卖废报的现象,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也损伤了报社和读者的利益。”
事实上,在整个2008年到2009年,对于传媒的普遍声音都是寒冬终于来了。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广告的市场一度被认为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报道,在今年,“《珠海特区报》上半年广告下滑10%-20%,虽然7月份开始有回暖迹象,但预计全年广告会削减1000万元左右。”

然而,对于主要刊登大众消费品的都市报来说,今年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利好。在整个金融危机中,国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且出台了四万亿扩大内需的计划。这将极大的拉大国内的消费,其中就包括都市报广告中的大头——房地产、汽车、金融以及其他中高档消费品。经济的劣势让优质都市报的优势显得更加的明显。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在接受《新闻与写作》杂志的采访时曾提到,“在环境不好的时候,企业选择广告投放对象就会精挑细选,他们会选择最好的媒体,也就是对其广告内容传播最好的媒体,这个时候对于位置靠前的媒体来说,反而成了好事情。比如,房地产广告在我们的广告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房子不好卖了,他们就不会随便乱投广告,而北青在这方面一直是最好的载体之一,所以房地产广告的集中度非常高,2007年平面媒体中只选择北青投放的房地产楼盘仅占30%多,但2008年却达到了70%以上”。
在2009年的下半年,媒体广告开始全面回暖。央视一广告招标会一直被看做是“预测经济的晴雨表”。在2009年,央视2010年广告招标达109亿元,这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经济危机中企业家的信心指数。对央视如此,对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都市报更是如此。

与国外媒体的寒冬相比,事实上,国内媒体由于是国家资源,民间资本很难在广告发行之外更为广泛的领域进入,这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些媒体增添了一层保护膜。所以,在2009年,都市报更大的动作在于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和2008年《辽沈晚报》整合《铁岭晚报》资源出版《辽沈晚报•铁岭版》一样,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2009年3月,湖北《楚天都市报》出版了首个地方版《楚天都市报•襄樊版》,如《辽沈晚报•铁岭版》一样,新的《楚天都市报•襄樊版》拥有独立刊号,刊号为兼并《科技导报》所得到的。
而12月17日,黑龙江生活报传媒集团在哈尔滨成立,这意味这从2010年开始,齐齐哈尔的鹤城晚报、佳木斯的三江晚报、伊春的林城晚报、鸡西晚报、绥化晚报将成为生活报地方版,分别为生活报西部版、三江版、伊春版、鸡西版、绥化版,黑河日报、七台河日报将与生活报共同创办新的生活报地方版。
这符合柳斌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透露出的信息,今后将在国内媒体实行等级评估制度逐步进行等级管理,对于缺乏竞争力和影响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好的将来可以逐步退市。对于退市的报刊,将采取联合、重组、兼并,小的弱势的进入大的媒体集团。

与都市报结构相对应的产业升级是都市报发展模式的日益多元化。虽然在2005年,中国都市报的总编辑们就发表了南京宣言,宣称要应对互联网的进攻,要保护自身的版权。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都市报来说,他们依旧喜欢互联网使用自己的产品,因为这样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
而互联网使用都市报所采写的稿件,一个原因是他们本身没有采访权,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对于都市报的本地性来说,互联网无法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这似乎看起来是双赢的事情。但是,在2008到2009年间,纸媒起诉网媒的现象开始增多,虽然这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是“赢了官司输了钱”,但是这些纸媒开始意识到内容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比如在2008年,《财经》杂志就已经不再向商业门户网站提供稿件,并不时发出维权公告,对商业门户的侵权进行法律行动。同时自身开通了财经网,向读者提供大量的原创新闻与分析文章。财经网站在胡舒立辞职之前一直被视为《财经》杂志进行突破的一个重要步骤。
而对于都市报来说,这个时候,他们也已经不是象以前那样求助于门户网站去扩大自身的影响,这一方面在于互联网在使用他们的产品的时候往往改动了他们的标题,甚至隐去了自身媒体的名称,如此以来都市报们借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的愿望开始落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纸媒特别是都市报已经开始朝着新媒体的方向进行扩张,并且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2009年的4月19日,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就与北京某公司就开发数字报业技术平台签订了合同书和意向书。长沙晚报报业集团的目的在于,通过数字化报业技术平台,将报纸、杂志、网站、手机报、电子纸报、电子屏报等新老媒体集于一体。
于此同时,新民晚报所创办的新民网不但开始了全新的网络运作,甚至启用了卫星直播车。这是很多地方电视台都难以做到的。同时,这也是中国报业媒体第一辆卫星直播车,新民网通过直播车利用最先进的宽带卫星技术和数字微波技术,确保新民报系媒体在重大新闻发生时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部署全媒体作业环境、快速采集发布新闻,让广大市民和网友“直通现场”。这无疑是都市报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个实例。
而新京报则在8月26日同时正式推出了三个网站,分别是新京报网、京探网和手机报,新京报通过这三个新产品,正式加入到了新媒体的行列中来。其中,京探网和新京报手机报则是内容增值服务和网络服务产品。于此同时,新京报社还宣布,与中文搜索引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联手运营百度地方贴吧中的龙头——北京吧。这也是百度首次与城市主流媒体联手运营地方贴吧。
不仅是新京报,在2009年,都市报与电信运营商进行合作的尝试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比如,在11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就与广东移动公司达成了关于新媒体的长期战略合作,他们共同开启了中国报纸媒体的第一个“飞信报料热线”(87776887)。通过“飞信报料热线”平台,读者可以通过短信、彩信、视频等多种方式随时随地与报社进行个性化的实时互动。
于此同时,一些诸如浙江《都市快报》与广播联姻的新尝试也在2009年里层出不穷。这一方面抵御了互联网对于纸质媒体的进攻,更重要的是,这让都市报们开始了自身的产业升级。都市报作为纸媒,开始尝试更为先进的媒介手段,利用自身优势,构建传媒帝国。
2009年,在网民中出现了新的流行词汇,“今天你织围脖了吗”已在微博上用三言两语记录生活琐事,描述事件现场,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成为时下流行的网络社交方式。
2009年下半年以来,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也纷纷开启或测试微博功能,加上专门的微博网站老牌的如“饭否”“叽歪”、新兴的如“雷猴”等,微博在中国形成了一股潮流,甚至成为一个抵御经济寒冬的重要手段。

在2009年,整个传媒界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赢利性报刊的转企改制。
虽然我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已经实行了报刊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模式,但是在政策上我国的报刊管理实行的一直是准入制度,也就是说,在中国不能够随便办报、办刊。当然,也不是一份报刊可以随意的停办。
但是,在2009年,新闻出版业进入优胜劣汰期。这年上半年,新闻出版总署就报刊市场退出机制问题,在辽宁、河北两地进行试点,这从制度上开始明确了报刊的退出机制。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这套机制,试图建立与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以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报刊退出机制,以有利于实现报刊出版市场有进有退,盘活报刊出版存量资源,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有利于动态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而200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12月18日、19日,作为新闻出版署的当家人李东东到河北调研新闻出版单位改革工作时透露了一个信息,报刊业改革已有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李东东透露,即将全面开始的报刊业改革将把全国报刊分为时政性、非时政性两类,要在坚持审批准入、主管主办、属地管理的原则下,通过明后两年全行业的努力,实现做强做大一批、整合重组一批、停办退出一批的改革目标。而退出后的报刊出版资源将留在本地,由有关部门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给确实需要、能够做大的出版单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此前提下,报刊特别是经营性报刊转企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市场开始称为都市报结构优化的杠杆,而过去是行政力量。
于是,可以预见的是,市场从这年开始,将在媒体的生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这一年,在媒体人那里,资本、盈利、运营成为他们的关键词。作为市场运营的产物,价格自然是最为敏感的。

在这场叫做转企改制的大潮中,与那些媒体的攻城略地相比,另一些媒体则真正让人感觉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意味。
媒体市场化已经响了很多年,但往往是只闻雷声不见雨下。如果犯的不是政治原因,很少有媒体被停刊,要么就是主动的停刊后改头换面创办新刊。
而让媒体真正产生危机感的来自这年的8月。这月21日,《中华新闻报》出版了最后一期。
8月28日,一则“关于《中华新闻报》社清算公告”出现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此前一天,这则公告张贴在中华新闻报社的一面玻璃墙上。
这张报纸最终没有撑到建国60年的这一天,虽然这张报纸还曾想借国庆发点广告。即使这种广告不会太多,但有总比没有强。再者,有些单位还看中他背后的身份——一张中央级的报纸。而此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而现在,这个身份已经养不活自己。
这份创办了16年之久,发行量曾达到10多万份的《中华新闻报》就此走到终点。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的消息,《中华新闻报》停办的原因是由于没有通过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年检,按规定尚有一段运行时间,但其主办单位没有等到限期,提前主动申请停办清算,停办的原因是:“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
事实上,这张“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央级的报纸早就难以为继,甚至有些员工数月甚至一年都没有领导工资,连采访的费用都要自行垫付。甚至有一段时间采取的是专刊专版经营的形式,最多的时候甚至办过12个专刊。专刊的采编人员由于都带有经营任务,这就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在报社发布停刊公告的前几天,《山西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引起社会的关注:8月16日,两名假记者涉嫌敲诈被山西省繁峙县警方刑事拘留。经查,这两名自称中华新闻报社记者当中,一人叫张文辉,持中华新闻报社的工作证,自称为报社行风编辑部副主任;另一人叫张海峰,无任何新闻媒体证件,自称为报社行风编辑部编辑。
《中华新闻报》的倒掉开始让一些人在思考,行业报究竟该如何走出一条新路。改革在一步步深入。11月,《北京晨报》由大报改为四开小报,在此之后,两报共用一个编委会,在一起办公,后期美编、校对等人员还将进行整合,这将为北京日报集团节约一笔不小的资金和人力成本。
同时,北京第一张都市午报《劳动午报》也不抵亏损,宣布退出都市报市场,重回北京市总工会机关报。事实上,早在5月份,《竞报》就已经开始出现变动,并由日报改为周报,员工也只是原来的四分之一,从220人缩减到了50人。刘顺发被调到《北京晨报》兼任社长,谢星文兼任《北京晨报》总编辑。
还是11月,12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揭牌。文化部直属的《中国文化报》已整体转企改制,并组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至此,《中国文化报》将成为我国首家整体改制的部委主管报社。
截至2009年11月,全国已有188种报刊以兼并、重组、停办等方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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