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 – XIAOCUN.NET

综观2009年，各种传媒事件悄然而去，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不过，我们可以引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句话，“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一
6月16日，当日“新华社电视”进驻“开心网”，几天后其“粉丝”突破10万人。在一年纷繁复杂的传媒事件中，实在没多少记者关心这事。但它至少透出三层意思：1.经营对于媒体越来越重要，读者、观众是媒体的生命线，即便是国家第一媒体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去争取更多的“眼球”。在一个报社，发行员日益比记者更重要。2.新锐媒体尤其是网媒、掌媒，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传统媒体不断向其献媚，中国传统媒体在层层夹缝中，也许正像美国一样处在大规模倒闭的前夜。3.传统媒体走下传教和卫道的圣坛，它自身的命运与其影响力联系在一起，开心网、腾讯QQ、迅雷等因其影响力卓越，就是超级传播媒介，传统媒体及其个体记者的使命和职责越来越模糊不清。我们将看到，今后任何一个传媒人物，其命运都跟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将成为常态。
11月，《财经》杂志继总经理吴传晖辞职后，创始人、主编胡舒立亦辞职，一大批经营骨干、主力记者跟随而去，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传媒事件。新团队表示要办一本《财新》杂志，但随后胡舒立宣布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和教授。12月，胡舒立团队活跃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其作品都发布在他们新办的“我们网”上。据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称，原《财经》团队早已“精心设计好了离开的步骤，在离职前已经组建或者参股到竞争性媒体之中”；原《财经》管理团队则认为，是联办想要控制编辑权从而控制《财经》，处心积虑逼走团队。
从大背景看，主管单位干预采编是个不争的事实。年初，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报刊主管主办单位必须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若报刊出现重大问题，将追究主管单位领导人责任。2007年可谓假新闻年，2008年可谓抓记者年，2009年，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可谓改革整顿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年初指出，2008年，媒体违规案件780件，集中在三个方面：记者和记者站违规问题突出，占40%以上；违规出版行为严重扰乱出版秩序；虚假新闻突出，对敏感问题、突发及群体性事件报道存在炒作倾向等。因此，2009年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改革发展管理的攻坚年”。上述背景看，《财经》杂志既高度关注敏感、突发事件，又十分排斥主管单位干预，胡舒立与资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
同样知名的《南方周末》在做完奥巴马的独家专访后，总编向熹被降职为执行主编，新任主编为南方日报社委、要闻部主任黄灿。同时，《南方周末》关于全总第一书记的接替人选报道，中组部新闻发言人斥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南方周末》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些消息也都未产生震动。

　　二
“假新闻”在往年只是民事侵权问题，但今年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严厉措施打击虚假新闻，上升为重大政治问题，近十家报刊先后被总署通报批评，报社负责人受处罚，记者吊销记者证。笔者曾撰文指出，批评报道不宜轻定“假新闻”，但总署认定的虚假报道有相当数量都是批评报道，如《京华时报》的《招行投资永隆浮亏百亿港元》，《民营经济报》的《哈药停牌风波未平，又被踢爆曾大量生产假药》等。
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和“处女卖淫案”，在上半年震动朝野，曾是新华社记者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参与，更是推波助澜。前者，伍皓组织了史无前例的“网民调查团”，但无功而返。后者，伍皓以追求真相的目的在网上发文，认为媒体报道虚假新闻。据他了解，所谓处女膜检查，并不是政法机关要求的，而是报社建议去做的，当事人遂采用让小女儿冒名顶替大女儿的办法去做了检查，并将“处女膜完整”的证明交给报社。但仅此，并不能证明警察执法的合法性，伍皓在此事件中遭到普遍的攻伐。
网络民意汹涌而来，除了屈从，记者们别无他途。也许伍皓掌握的才是事实真相。笔者曾经为“新闻真相”下了一个定义：“绝大多数读者认可的事实。”这个真相同“法律真相”（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事实真相（客观发生的事实）无疑是有区别的。
“处女卖淫案”最终由云南纪委、监察厅联手处罚4家媒体和省委宣传部告终。伍皓被有关官员指责“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但这并没影响他推动宣传工作改革的决心，主动向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要求媒体禁用“不明真相”，设媒体义务监督员，他的步伐十分坚定。

　　三
成德林写了很多新闻稿却“无证”，这是他最大的尴尬。贯穿媒体全年的一个主题是换发新版记者证。
新版记者证上写着保障记者采访权利的若干条款，但被骂、被打、被抓的记者在2009年一点不见减少。影响较大的有：3月，《小康》杂志记者陈勇在湖南遭城管抢夺相机并被打。5月，《新京报》记者孔璞、《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采访邓玉娇案被推搡、器材被砸毁。6月，齐鲁电视台记者王羲在采访时被一村干部打耳光。7月，《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在东莞大岭山镇采访一跳楼事件，遭数人殴打，两台相机被抢走。同月，东莞谢岗镇一仓库发生大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及《广州日报》记者遭到保安围殴，两记者被打伤入院。10月，《洛阳广播电视报》记者张金星在采访车祸现场时，被拉到派出所拷在椅子上非法拘禁，身上多处受伤，后来调查称他酒后失态致此。11月，河北青年报女副总编乐倩在自家楼下遭到歹徒殴打。
11月8日，律师周泽发布了一份“记者权益观察报告”，他几乎担任了所有“抓记者”案件的代理律师，在记者权益保护上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列举的2009年记者被打事件即已超过30宗。2009年进入公众视线的仅有一起“抓记者”事件，即《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遭检察院刑事传唤。他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罪事件的调查，触犯了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遭该院多次传唤威胁。后来检察院道歉，但姚海鹰也因之去职。姚海鹰在《长江商报》是首席记者和深度报道部主任，从业经历有20年，若非上网求助引起震动，若非中央高层直接发话批评江岸区检察院，此事不知会如何终了。

　　四
再强大的媒体，面对国家权力机关，都脆弱如一根芦苇。2009年5月，各BBS上都出现了“太原《生活晨报》被邮局直接卖到废品站”的帖子，指出其2000万份报纸被当废纸恶意卖掉。帖子是报社组织在网上发的，报社总编辑罗广德说：“触目惊心，我很伤心。”一个邮政局，仅仅是不履行协议的行为，就让一个报社只能采取弱者维权的方式上网呼吁。还有无锡城管局强拆1241个报刊亭，众多受影响的报社除了网上喊两声冤，也只能随之任之。
媒体毕竟只是一个事业单位，今后大多还要转变为企业，其行为自然有众多的监管与干预。2009年有几个报社老总受刑事追究。《体坛周报》原社长瞿优远被检察院逮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问题。《深圳法制报》原总编苏宏宇涉嫌贪污、受贿80余万元，被判刑10年6个月。《宁波日报》原社长张秉礼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北广传媒原副总经理赵文彦涉贪143万元被公诉。
12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分社记者傅桦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5年5月，傅桦收了原长春龙家堡机场副总指挥张广涛属下给的3万元后，采写了《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凸现龙家堡机场延误交付背后》和《质量安全不能打折扣》两篇稿件。傅桦认为自己“有错没有罪”，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但没触犯法律。法庭认为，新闻媒体行使的是国家赋予的对全社会进行舆论监督的公共权力，他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五
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一系列的媒体改革、整顿举措，无疑都出自“团派”出身的署长柳斌杰之手。
显然，柳斌杰的雄心壮志是推动中国媒体做大做强，走向全球。这是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根本动因。但在另一件事上，他却成了争议一方当事人。针对网易运营海外引进的大型游戏“魔兽争霸”，总署停止审批，柳斌杰对媒体说，“未获审批进口游戏可处巨额罚款”。而文化部则高调声称，审批网游是文化部的权力，跟新闻出版总署无关。“神仙打架”，令网易公司无所适从。
今年知名网站的人事异动有：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辞职。原新浪财经总监王炜正式出任凤凰网总编辑。原和讯总编辑杨斌离职，跳槽到网易任副总裁。和讯网副总编辑孟波离职，加盟新浪网出任副总编。原搜狐焦点网主编卞京则加盟和讯，任房产频道负责人。这些来来去去，跟普通企业经理人跳槽没多大分别，不像《财经》那样一个主编离职即引起一场风暴。

六
2009年9月，央视继《社会记录》停播后，《实话实说》也停播了。主持人和晶在她的博客上说：“《实话实说》整整14年，我的队友们依然乘地铁上班，买房还要靠家属帮忙，他们傻啊？”而笔者看来，央视停播这个节目的基本原因是它不盈利，没有多少商业价值。
央视很多时候是娱乐新闻制造者。“央视新主播”成为一个娱乐名词，尤其是美女主播胡蝶、章艳、李雨霏、欧阳夏丹，一再走进娱乐新闻里。《马斌读报》是央视一个受欢迎的新闻栏目，在传出“马斌裸照”后，他不再“读报”了，去向成谜。央视“名嘴”、前主持人方宏进因欠款纠纷，被警方以涉嫌诈骗抓捕，这个法治新闻照例被安排在娱乐新闻类。赵忠祥在今年退休，随后成为娱乐圈红人，说了不少“雷人”的话，经典的如：“我求你们，骂我吧！”
（作者为民主与法制时报广东记者站站长，腾讯“记者观察”首席版主）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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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传媒人物风云（田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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