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添香今年营收近亿元 拟重金布局移动领域

腾讯科技讯(利康)12月21日,红袖添香CEO孙鹏今日对外透露,今年网站的营收已近亿元。针对移动互联网的浪潮,红袖添香已展开大规模投入和布局,计划在未来一年半内不考虑任何盈利,希望能用3年时间将红袖打造成一家基于版权运营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今年网站的收入已近亿元

凭借着连续12年在女性小说市场上的深耕细作,红袖添香目前已积累了庞大的高端用户。该公司透露,目前女性用户已达88.4%,具有大学学历的用户占比为64%。与此同时,今年已过12周岁的红袖添香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车道,今年再次迎来了高速增长,据孙鹏介绍,红袖添香今年的营收规模近亿元。

目前,红袖添香网站主要是以“版权为核心,一次生产多次使用”的商业模式,收入渠道可分为VIP付费阅读、无线业务、广告、出版合作和游戏收入五大类。其中,VIP付费阅读占据了该网站多半的营收来源,得益于与中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的良好合作,无线业务收入已排至第二。

在多元化运营过程中,红袖添香也在大胆的将原创内容进行输出。今年的热播连续剧《《裸婚时代》便是以红袖添香签约作者的小说进行改编。尽管版权内容输出这块对公司业绩比重还比较低,但该公司已开始尝到甜头,根据计划,在2012年将主推以时尚青春剧题材类型的影视内容。

移动互联网领域多方布局

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其巨大的市场潜能也在改变着移动阅读市场。据艾媒咨询今年年中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移动(微博)互联网阅读市场状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手机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70 .1亿元,年增长率将达52 .1%,明年将增加32.2%达92 .7亿元;除了高速增长的市场规模外,庞大的用户群体也让不少业内人士对移动阅读的未来充满信心。

对此,孙鹏坦言,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公司也将展开积极的布局和准备。除了持续改善已有的WAP网站外,今后还将重点做好移动阅读基地合作,同时发展电信、联通等运营商的阅读服务合作。在自身布局中,红袖添香已基于iOs、Android系统、 App store等开发各种阅读应用。值得一提的是,Android版本自11月16日正式推广,每日以4500~5000用户数增加,累计用户达8万;App Store上红袖iNovel下载总量超过60万,日均启动8万次。

初步见效的结果,显然不能满足孙鹏的胃口,“目前在手机阅读端,已提供了上万本的完整小说供用户免费阅读,在未来一年半的时间内,公司在这方面不会考虑盈利的问题,只为培养用户,甚至会拿公司全年的利润去补贴该部分业务上的投入。” 按照他的目标,计划用3年时间将红袖打造成一家基于版权运营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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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球逾百名记者殉职

新华社专电 媒体监测机构“新闻标志运动”19日说,2011年全球至少106名记者殉职。

  对媒体工作者而言,墨西哥和巴基斯坦连续两年成为“最危险国家”。106名殉职记者中,12人在墨西哥遇害,可能是涉毒暴力的受害者;11名记者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遇害;7名记者报道利比亚国内冲突期间遇害;其他确认发生记者遇害的国家包括伊拉克和菲律宾。

  这一机构统计,三分之二殉职记者遭蓄意杀害;三分之一是报道新闻时意外身亡,致死原因包括冲突、自杀式爆炸袭击、煤矿爆炸。

  除殉职记者,超过100名记者在一些国家报道新闻期间遇袭、受威胁、遭拘留或受伤。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

  “新闻标志运动”秘书长布莱斯·朗庞说,全球范围内,多起记者遇害事件原因不清楚。他认为,国际社会未能建立有效机制,惩治杀害记者的罪犯。

  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105名记者遇害;2009年,122名记者遇害;2008年,91名记者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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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羊城体育的名誉官司

郑渊洁的微博发了这样的一条信息,1998年,足球裁判陆俊将《羊城体育》告上法庭,因为后者说其受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已无需言说。

2010年10月,《新京报》曾有报道,称《媒体98年曝陆俊受贿反输官司 报人报业前途尽毁》全文如下:

  公安机关通报有关于陆俊案情时这样描述:涉嫌在多场比赛中收受贿赂,操纵比赛,目前案件已侦查终结,被移送起诉。

  至于涉嫌的“多场比赛”特指哪些,公安机关至今没有披露。不过,1998年甲A联赛首轮广州松日主场0比2输给大连万达的比赛,再次成为焦点。

  涉及20万的疑似假球

  1998年3月22日,广州松日主场迎战大连万达。双方踢了85分钟,比分依然是0比0。

  就当所有人以为这场比赛会以0比0收场时,主裁判陆俊的一次判罚改变了结果。广州队队员当时在禁区内一个并不明显的犯规被陆俊判罚点球,小王涛一蹴而就。大连队终场结束前又进一球,在羊城拿走3分。

  输掉这场比赛后,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分别打电话给《羊城体育》、《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新民晚报》记者,声称陆俊赛前收了大连万达俱乐部20万元的贿赂。

  “我后来听说广州队在那场比赛之前也给了陆俊钱,应该是5万。”范柏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说,他当时是《羊城体育》(现已停刊)总编辑,“但是大连给的更多,所以陆俊就偏向他们,这也让利彪很生气,少送钱的一方没有得到照顾。”其实,陆俊执法一场比赛收两家钱的传言在圈内一直广为流传,前上海中远老总王国林还曾因此事在赛后球场边让陆俊吃巴掌,并大骂“陆俊就是个骗子”。

  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刊登了署名“肖晓”的文章《“首尾”之战场外音》,称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揭露陆俊收万达俱乐部20万。“这个文章是谁写的,我现在不方便说。”范柏祥在电话里说,他们当时只是客观报道这件事,“利彪说了什么,我们就登什么,完全都是原话。”

  该报道一出,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陆俊与《羊城体育》一下子成了焦点。1998年4月6日,陆俊委托律师向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起诉《羊城晚报》,索赔100万。与此同时,大连万达俱乐部也认为《羊城晚报》侵犯了名誉,要求赔偿1000万。

  得知被起诉后,范柏祥联系其他几家媒体,要求他们提供录音和书面材料,并得到支持。只不过,那几家也没有利彪的直接录音,提供的材料是接到电话记者的证词录音,这也给《羊城体育》因证据不足输掉官司,埋下伏笔。

  “其他几家媒体都承认利彪说过这样的话,但利彪却不承认了。”范柏祥说,当时足协的势力太大了,作为圈内人的利彪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也情有可原,“我不恨他,因为直到现在,他都不肯说当时的内幕。”

  10月8日晚,记者曾拨通了利彪电话,但在得知采访目的后,他立刻挂断了电话。此后,他的手机也再无人接听。发短信过去,也没有回复。陆俊今年3月被带走调查时,利彪曾主动联系过范柏祥,“利彪也很感慨,他觉得中国足球太黑了,自己也深受其害。”

  当事人:足协杀《羊》立威

  陆俊最早是在广州东山区法院起诉《羊城体育》的,但法院以其理由不充分,不予受理。随后,陆俊又转投北京海淀区法院,并且最终胜诉。

  审判长宣布的判决书中称:“《场外音》一文违反了新闻要求真实的原则;被告方提供的证明有第三者给他们打电话的证据,不能作为法庭的直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的索赔精神损失费100万元,明显过高。”最后判决《羊城体育》报社刊登声明向陆俊致歉,赔偿陆俊精神损失费8.5万元,实际经济损失17832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打官司也有主客场,这确实挺讽刺的。在客场(广州东山区法院),陆俊没有赢,回到主场(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后反倒赢了。”范柏祥说。

  据范柏祥介绍,《羊城体育》在法院判决之前曾和陆俊有过沟通,希望能够庭外和解,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何慧娴、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都曾先后劝其“见好就收”,陆俊一度犹豫后选择坚挺。“万达俱乐部本来向我们索赔1000万,并在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的直接关注下,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爽快地接受了本报的道歉,撤销了起诉。”范柏祥称,陆俊能够坚挺的原因是中国足协的大力支持,“陆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在一个团队的支持下对付我们。中国足协借陆俊这个案子,打压全国媒体。这样看来,陆俊也是足协打压媒体的牺牲品。”

  至于中国足协打压媒体的原因,范柏祥认为跟之前的“渝沈假球案”全国媒体将矛头指向中国足协有关,“中国足协保守势力对媒体恨之入骨,《羊城体育》的失误对他们来讲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打赢官司后,陆俊将所获赔款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北京体育大学,他在国内足坛的名声和威望因这场“胜利的官司”变得更加显赫,裁判之路也越走越顺,他当选为甲A联赛10年最佳裁判,两度荣获亚足联年度最佳裁判,并成为中国足坛首位在世界杯和奥运会决赛阶段执法的裁判。

  “我觉得这是一种(打官司)最好的方法,能够不光是给我一个交代,给关心我的新闻界还有球迷都有一个交代,我觉得庭下调解总有再让人说出一些话(的可能),反正我觉得还是让法律公公正正的,让大家能够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交给大家就完了。”陆俊当年接受央视采访,谈到同《羊城体育》打官司时曾这样说。

  提起悬案 徐根宝暴怒

  和陆俊此后的飞黄腾达相比,《羊城体育》总编辑范柏祥则走向了另外一条路。他先找到健力宝集团,在朋友的帮助下支付了打官司输掉的10万块钱。据范柏祥介绍,他当时正值事业的上升期,他当时既是《羊城晚报》体育部主任,又是《羊城体育》的总编辑,整个集团中层干部中一人兼两职的,只有他一人,“很明显,马上就可以进社委了。”

  可是输掉这场官司后,范柏祥的报业前途也就此毁掉了,“因为这件事,我当时在《羊城晚报》工作已经很压抑了。再加上健力宝集团邀请了我三次,让我去他们那里担任副总经理,帮着出谋划策,所以我就去了。”

  2005年,健力宝集团垮掉,《羊城体育》也早就停刊,范柏祥到《羊城晚报》担任体育部副主任。这个职位没多大权力,也没有太多具体事务。去年,范柏祥正式退休。

  就在范柏祥退居二线后,他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陆俊等人今年三月被公安机关正式带走调查,并于今年10月移送起诉,“现在公安机关还没有正式对外披露案情,我也不知道是否关系到1998年那场比赛,希望不要因为这场比赛影响太大,而且已经被宣判,就置之不理了。”范柏祥对记者说,“我现在最期望的就是真相大白于天下,也不枉我蒙冤12载。”

  记者问范柏祥,如果公安机关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显示,陆俊那场比赛确实收了20万,你们会有什么动作吗?范柏祥的回答是:“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谁也不愿意蒙冤12载。我曾问过检察院方面的人,说如果一旦确定陆俊那场比赛确实收了20万块钱,那么我们也不能起诉陆俊,而是要起诉法院。这样,就麻烦大了。”

  目前,最大的疑点就是大连万达俱乐部当时是否真的送钱给陆俊。当时的万达俱乐部老总王建林已退出足坛多年,无法取得联系。踢过那场比赛的一位球员也表示,自己不愿多谈此事。记者电话采访大连队当时主教练徐根宝时,对方的回答是:“你别说了,这事跟我说干吗?好了,这件事我是不会讲的!我不讲这个事,我也不知道!”

  记者提醒徐根宝:“别忘了,你当时是大连队主教练,指挥了那场比赛。”他说:“我是主教练怎么了?好了,别讲了,别讲了!”按照常理,公安机关如果要调查1998年那场比赛,徐根宝也要像足坛很多人那样暂时结束自己手头的工作,前往沈阳协助警方调查,因为他是比赛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至于爆料者利彪,始终不肯接听记者电话。他在今年3月曾主动找到过《羊城晚报》,并称自己离开足球圈时,双手和身子是干净的,没有同流合污,“这12年来,整个事件我一直不说,是因为说出来会牵涉很多方面,分分钟就可能引起法律诉讼,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两三年。如果真的有一天,法院找上门来,我会讲。这场官司对你们来说没有了结,对我来说也没有了结。我现在期待最理想的结局是,有一天如果沈阳那边有好消息传来,到时候你们站在台上接受鲜花,我会在台下默默为你们送上掌声,然后悄然离开。”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赵宇

  陆俊其人

  2009年7月本报曾推出“龚建平去世五周年”专题,当时,记者采访了很多圈内人士,很多受访者都说:“你还是去调查一下陆俊吧,他收的钱最多。”但是这些坊间传言无法代替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因此陆俊的圈内“口碑”并不妨碍他开着宝马轿车,不时担任某门户网站和某电视台的专家,对国内外裁判判罚评头论足,直到他被卷入“打黑”风暴。

  靠扩招上了大学

  1959年3月,陆俊出生在一个位于清华大学附近的教师家庭里。19年后,陆俊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他进入北京体育大学读书的梦想(当时还叫北京体院),他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北京体院当时只在北京招两个人,没有陆俊,他是因为家住得离体院近,被扩招进来的。”一位陆俊当年的同班同学这样描述陆俊的求学过程,他说体院那届只招了20多个足球专业的学生,北京只有两个名额,这两人一个家住在海淀,另外一个家住在东城,“根本没陆俊。后来体院扩招一批走读生,要求必须离学校近,结果陆俊就被招进来了。”

  体院当时由于要出早操,这些走读生无法早晨来、晚上走,所以学校后来又给他们解决了住宿问题,“就这样,陆俊他们这些人也就成了正式学生。如果不扩招,陆俊连大学都上不了。”

  踢球时难进主力阵容

  据这位陆俊同班同学介绍,正常考进足球专业的学生一般都来自体校或足球专业队,需要一定的高考分数,陆俊属于降分录取,“他没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所以踢得也非常差,就是个业余水平。”

  由于技术不行,陆俊在场上也没有合适的位置。“后来老师看他比较能跑,速度也还可以,就让他踢边后卫,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能踢。”这位陆俊同学说,后卫位置基本上是没人愿意踢的,“他只能踢这个位置,否则连位置都没有。”

  这位同学称,陆俊文化课的成绩也很差,“不算是最后一名,也应该是最后三四名。英语就更差了。”

  “他如果文化素质高、外语水平强的话,绝对不是现在这样。”陆俊这位同学称,陆俊从业务方面来讲可以担任国际足联裁判讲师,但就是因为文化和外语不水平,最终只能在国内混混,“这人除了足球裁判方面有些造诣外,其他方面都比较差。足球裁判这条路救了他,否则他什么也不是。”

  对于陆俊当年在学校的故事,他的老师、号称“中国裁判鼻祖”的曹镜鉴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已不愿多谈,只说了一句:“陆俊当年学习还算努力”。

  成名后连恩师都不尊重

  1981年,陆俊正式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当时班上有三个人成为国内一级裁判,其中就有陆俊。这三人中两人毕业后不再从事裁判工作,坚持下来的,也只有陆俊。

  “他成功除了自己坚持外,跟张健强等人的提携有着直接关系。”此前有消息称,曾在足协负责裁判工作的张健强是陆俊的同学。对此,陆俊这位同班同学给予否定,“陆俊1981年就毕业离校了,张健强是1980年才进入体院的,两人在学校时没什么接触,主要是工作以后。”

  陆俊这位同学说,陆俊在上大学时很不合群,真正跟他关系好的人,没有几个,即便是张健强那时跟他是同学,也不会走得太近,“这人比较傲气、各色,他比我们小,所以平时也基本上都不带他玩,毕业后也没见什么人跟他来往。”

  陆俊这位同学称,陆俊能够成为国际级裁判,除了自身努力外,跟三个人的帮助和提携密不可分,一个是他的恩师曹镜鉴,另外一个是前北京市足协官员周广达,第三个就是张健强,“陆俊这人平时就很牛,当了国际裁判以后,连曹老师都看不起。他在公开场合批评他的老师,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这也让曹老师很生气。”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曹镜鉴说:“这个时候再谈不尊重我的事,就没什么意义了。”

  脾气火爆曾大骂保安

  坊间曾留传一个段子,在足协组织业务学习时,陆俊与孙葆洁在一个判例上出现相反意见,孙葆洁在教室内据理力争,陆俊很是不爽,国骂随口冒了出来。“你凭什么骂人?”孙葆洁质问。“骂你?我还抽你呢!”暴怒的陆俊冲出座位直奔孙葆洁而来。其他裁判及时制止才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冲突。

  “这事我不了解,但依陆俊的性格来看,完全有可能。”这位陆俊同学说,陆俊脾气确实很暴躁,“这人就是这种素质,没办法。当了国际裁判后,什么都是他对,他只要说是对的,谁都不能说不对。”

  这位同学还说,陆俊和孙葆洁向来不和,“他看不起孙葆洁,孙葆洁也看不起他。”

  对于陆俊的暴躁脾气,记者也曾有过亲眼目睹。国安夺冠那场比赛开赛前,记者正好在摄影记者通道大门见到陆俊,他由于没有证件,保安不允许他进入场地,结果陆俊大为光火,“你丫SB吧!你知道我是谁吗?还敢拦我?你要是不知道你去问问他们我是谁!”

  被骂的保安说:“我不认识你,没有证件确实不能进入。”后来,陆俊指着那位保安说:“你TMD等着,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让他立刻撤职了你!”后来,陆俊在一位领导的带领下才终于走进了球场。

  “陆俊的个性对他裁判起到很大作用,对他以后犯错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是曹镜鉴对陆俊个性的评价。

  刚学裁判时不是这样子

  2005年,陆俊正式挂哨,并于2007年辞去了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职务。陆俊辞职的理由是“因为个人工作比较繁忙,不能更好履行裁委会委员职务,因而请辞”。有消息称,陆俊在北京同朋友合伙经营一家贸易公司。

  不再担任裁判,辞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职务,陆俊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他为某门户网站担任裁判专家,为某电视台担任嘉宾,评论国内外裁判的执法是否公允。

  此前记者曾多次打电话采访他,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上网看我的博客吧,那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了!”无论是在门户网站写博客,还是在电视台担任嘉宾,陆俊的出场费均不低。即便是不当裁判了,陆俊也不缺少生财之道。

  “上学的时候就没钱。也看不出他对钱是什么态度。”陆俊这位同学说,“可能是他进入工作岗位后,对自己要求不严,再加上他是著名国际裁判,没人能管得住他,所以就出问题了。”

  “他当初学裁判的时候,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曹镜鉴说,“谁也不会想到最终是这样,关键还是那个年代的大环境太差了,再加上他在那个位置,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自己。”

  “我觉得,整个大环境要通过这次扫赌反黑彻底改变一下,大家接受教训。如果大环境改变不了,也很难说今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曹镜鉴说。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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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周报原社长瞿优远受贿挪用公款获刑11年半

》第六条之规定,认定瞿优远为国家工作人员。   控辩双方的焦点也显示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瞿优远的身份及其中的法律关系问题。   资料显示,1988年创刊之初,《体坛周报》发行量只有几千份,且都是系统内部强制订阅,刊发的也都是体育行业动态。瞿优远从编辑部副主任干起,直至社长兼总编辑,《体坛周报》也在他的带领下发展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体育报纸,曾创下发行量262万份的纪录。其间,在他的主导下,“体坛系”发展为拥有多份杂志及大型体育网站的多媒体集团。   瞿优远不仅被视为报刊采、编、摄、美各个环节的全才,也被认为是媒体经营奇才。有评论认为,瞿优远把体育类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做到了这个时代的极致。   周金虎律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正因为瞿优远的贡献,这一案件才具有典型意义。   他说,在传媒机构的机制改革和关联实体设立过程中,很多管理者往往身兼数职,“如果不注重各实体之间的资产界限,不注意自己各身份的区别,只依靠经验行事,传媒管理者可能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实施了侵犯国有资产和利益的行为,并因此涉嫌犯罪”。   知情人士透露,瞿优远的法律常识确实非常欠缺,他甚至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0万元就得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都不了解。   周金虎说,对于传媒机构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国家任命的事业单位干部,另一方面又是传媒市场运作的管理者。“作为传媒机构管理者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即便在关联公司任职,也往往因为公司具有传媒机构的出资或代表传媒机构的职务性质,而使管理者被认定具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准国家工作人员,都构成《刑法》中相关职务犯罪的主体。”   周金虎说,与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相似,传媒机构管理者涉案最多的罪名都与资产的国有属性和职务的公务性质相关,如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私分国有资产罪等。   从瞿优远一案来看,瞿优远既是《体坛周报》社长,又是湖南体坛公司和北京体坛公司董事长。周金虎说,一个人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也是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在追求企事业分离的传媒行业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但同一种行为,以一种身份进行可能是完全合法的,或者是责任极小的;而以另一种身份进行可能就是非法的,或者责任巨大的。“不同的身份背景下进行的相同活动,其法律性质和风险是截然不同的”。   周金虎表示,很多传媒机构在市场化过程中,在机构以外以公司的形式设立关联实体,以便开展广告营销等业务。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明确划清传媒机构本身和关联公司之间的资产界限,往往在出资、人员等方面就容易出现混同,而关联公司运行中就极易出现损害传媒机构本身资产的情况,进而相关负责人员也就容易牵涉犯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瞿优远案的典型性就在于,它对所有传媒管理者都是个警示。”周金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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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新闻学院举行应用传播学成果发布会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俊飞微博: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于本月17日举行“应用传播学成果发布会(第1期)”,
发布主题:“媒介影响力指数及其检验”及《2010中国新闻传媒影响力研究报告》。
未被邀请的媒体及网站可申请旁听或于16日索取背景资料,
联系人:徐同学。
联系信箱:4700410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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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天津日报社社长张建星任黑龙江副省长

黑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12月8日下午结束。会议决定任命张建星为黑龙江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建星此前曾担任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天津日报社社长等职务。

东北网12月8日讯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8日下午结束。会议决定任命张建星为黑龙江人民政府副省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东辉主持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王东华、申立国、刘海生、陈述涛、符凤春,秘书长胡世英出席会议。

省政府副省长于莎燕,省法院院长张述元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黑龙江省防震减灾条例》及《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1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文斌作的关于《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黑龙江省消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佟东升作的关于《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黑龙江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李黎明作的关于《关于2010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2011年度省本级地方财政收入预计超收及安排意见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哈尔滨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哈尔滨市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条例》、《哈尔滨市水生态监测条例》、《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哈尔滨市林木管理条例〉等7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齐齐哈尔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决定》、《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齐齐哈尔市供热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徐广国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刘野辞去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黑龙江省人大人事委员会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请任免部分法职人员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颁发了任命证书。

  会议还印发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黑龙江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立法后评估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情况的汇报。

  简历:

  张建星,男,汉族,山西忻州人,1958年3月天津出生,1987年6月入党,1977年11月参加工作,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记者。

  1975年9月—1977年11月 天津无线电机械技工学校学生

  1977年11月—1979年5月 天津铁路信号厂工人

  1979年5月—1979年10月 天津无线电机械技工学校工人

  1979年10月—1983年9月 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3年9月—1985年6月 天津日报社记者

  1985年6月—1989年4月 天津日报社财贸部主任(正处级)

  1989年4月—1996年1月 天津日报社编委会委员兼财贸部主任

  1996年1月—1999年3月 天津日报社副总编辑(其间:1997年9月至1998年7月在中央党校 中青年干部班学习)

  1999年3月—2000年8月 天津日报社总编辑

  (1996年9月至1999年7月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习)

  2000年8月—2002年8月 天津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2002年8月—2003年9月 天津日报社(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

  2003年9月—2008年3月 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天津日报社(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其间: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在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班学习)

  2008年3月—2011年11月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

  2011年11月—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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