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一场大变局

重新看这些文字,我依旧有些不知所措。
在一场大变局之中,每一个人,无论你此前是何等的尊贵、荣耀、无论你有何等的家世,都一样的流离。所有的人,在一场时代的风暴里,都一样的命若蝼蚁。
我曾允诺给自己一个梦想,把最好的年华结为琥珀,泽水而居,万事可忘,在流转与沉迷之间,沉醉书香。
2009年,我于三月下江南,彼时,玉兰花开如幻影。我的博士生活,好像就在玉兰花沉默的欢愉里开始的。我迁居沪上,随张新颖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可以在葱茏的岁月里,随先生读书,我幸;可以素心负暄,回归旧园故国,我念。
2009年秋天,我开始这些文字的写作。
有一段时间,每日里,我在图书馆,看民国学人和作家们的私人记录。我所关注的是这些文人们的一手写作,或者相关当事人的回忆。
我力求通过这些当事人自身的文字,来还原他们自身的生活。但我不想对此作出结论,我只记录,不说话,一如我对于生活一贯的态度。
于是,我陷入了遍地烽火的公元1937年。
在那一年,天下动了刀兵。
那一年,散原老人含恨离世,以一己之死,做了乱世书生最为决绝的反抗,而陈寅恪也踏上了流离之途。在一个冬日寒冷的清晨,他携一家老小登上了去天津的车,朝湖南长沙而去。而这一路,命运所留给他的是饥寒交迫,双目失明,藏书散尽。
那一年,林徽因在《文学杂志》连载《梅真同他们》,但只写了三幕。林徽因就如梅真那样“去抗战去了”。薄命把多病之身的林徽因的热情打入冷宫。她甚至一度被误传,客死他乡。虽未客死,但病痛一直在折磨着她与梁思成。命运如此冷酷,在战时,她还收到了三弟的阵亡通知书。
那一年,张爱玲仅17岁,她最大的梦想是去英国读书。而此时的胡兰成,因了才情,他摊上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这期间,张爱玲走红,两人相遇,只是岁月未曾静好,现世也从未安稳,两人就此离散,此时,张爱玲不过25岁。如花岁月,便遭逢一场沧桑。
那一年,沈从文35岁。决意与“此城共存亡”的他奉命离京,此时沈虎雏出生不足百日。一路迁徙,他在西南联大做了教授,这是他此生最长的一段教师生涯,但还是遭遇到了刘文典那场最为“著名”的嘲讽。
那一年,胡风与妻儿离开上海,就此飘荡,武汉、重庆、香港,一场流离,此间遭际自是不必多言。这期间出生的女儿晓风被留在上海的一家托儿所,长达四年之久,而胡风要养活一家老小二十几口人的生活。他的父亲也在逃难的途中离世。
1945年8月10日夜,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胡风正在与朋友下棋。他兴奋的跑到观音岩上去看了一会,“只见市民非常激动,很多人在放鞭炮,街上挤满了人,美军的吉普车流水似地向城里闹市开去。全市在狂欢中。”我想此时,胡风一定是心静如水。回到上海,他与梅志去接晓风,“见到的是怯生生的神色和瘦弱的孩子,心里真难受,M终于哭出声来了”。此时,晓风已经七岁了。
……
八年,一抹烽烟,一场家国,一段流离。而这私人的记忆却少人提及。或许,放在一场大历史中,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书写总是习惯于抹杀个体,但这却是一个人的全部。
相逢终别离,无事常相忆。
复旦的静好,是我缠绵悱恻的牵挂。来年桂花香满园的时候,我已与燕曦作别,而你可否再为我压一枚小小的书签。
明日斗酒别,惆怅清路尘。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
 

]]>

学术期刊转企凶多吉少

8月初,新一轮的报刊转企改制有了新规定,《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出台。
报刊转企,总的思路就是,除时政报刊之外,所有的报刊,都将由事业单位改变为企业。按照这个思路,第一批改革已经基本进行完,这些改革的先头兵是那些本身就已经进行着实际经营行为的报刊,他们创办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儿子养老子”,虽然他们还有一个事业单位的身份,但大多数人员都已经实行了聘任制。所以,第一批报刊转企,只不过是对这些已经在事实上有着经营行为的“事业单位”进行的正名。所以,这批报刊的转企改制,并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
但是,第二批来了。这批要改革的是那些不是独立法人的“编辑部”,并且这些编辑部以学术期刊、高校学报、高校校报等为主体。这些报刊改革的主要原则,依旧是成立企业,或者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再或者如一些高校校报虽然拥有刊号,但长期在行使着内部资料属性的报刊,干脆直接改为内部资料。
报刊的本职属性应该属于企业,这一点无需再进行讨论。但是对于一些学术期刊来说,其经营能力有多少,这一点是需要思考的。大多数学术期刊,包括高校的学报,基本属于拨款性质,即使在有拨款的情况下,依旧半死不活,很多走开始走上了卖版面的路子。现在忽然对其断奶,要改革,彻底转为企业,他们的盈利能力有多强,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个问题。而如果养不活自己,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只能将学术期刊卖版面发论文的恶风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原来一个版面五百的,现在需要支付人员工资,卖一千……
第二,这些学术期刊转企改制了,或者并入其他的传媒企业,靠学术期刊是无法实现盈利的。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报刊发行都是赔本的,而学术期刊本身又几乎没有广告,发行量也少的可怜,那么是生存不了多久的。结果只有一个,这个刊号保留,改刊名,走江湖,彻底没了这本学术杂志。
第三,那就是干脆取消,刊号由各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收回,在各关系单位中进行重新分配……
当然,也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学术期刊痛定思痛,改变办刊思路,成了一本一本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杂志,如此,善莫大焉。

]]>

《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全文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精神,依照《出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报刊编辑部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所有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事报刊出版活动、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

一、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

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断巩固和发展主流舆论阵地,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行政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以资本为纽带,推进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提高报刊业集中度;坚持以改革促发展,把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改革方向,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落实改革任务,明确管理责任,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必须按照中央有关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与调整报刊业结构、转变报刊业发展方式相结合,与实现报刊业集约化经营、培育大型报刊传媒集团相结合,与推动传统报刊业向数字化、网络化现代传媒业转型相结合,与建立健全报刊准入和退出机制、科学配置报刊资源相结合。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报刊生产力,破解报刊业“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报刊业转型和升级,推动报刊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报刊出版传播能力。

二、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对现有报刊编辑部,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不同改革办法。

应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所属的报刊编辑部,一律随隶属单位进行转企改制。

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其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有3个(含3个)以上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合并建立1家报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报刊编辑部不够3个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

对于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行的报刊,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仅限于在本部门本系统内部交流,不得征订发行,不得刊登广告,不得拉赞助和开展经营性活动。

对于不适用上述改革办法的报刊编辑部予以停办,对违法违规出版情节严重的报刊编辑部予以撤销。对停办和撤销的报刊编辑部,由新闻出版总署注销其报刊出版许可证。

此外,对于极少数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主管主办单位、有符合国家规定资格条件的专职采编人员、有固定办公场所、有法定资金来源,全国发行量较大,经营状况良好,能够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具备转为报刊出版企业条件的报刊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报刊出版企业。

鼓励和支持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对报刊编辑部进行整合,鼓励和支持以党报党刊的子报子刊、实力雄厚的行业性报刊出版企业为龙头对报刊编辑部进行整合,形成大型综合性或专业性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三、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是报刊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要根据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的实际和特点,本着突出重点、打造品牌、整合资源、加强保障的原则实施改革。

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现有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均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对其中具备建立报刊出版企业条件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期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多种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对所主管的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实行整体转企改制,组建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对于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学报编辑部,并入本校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对于本校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但具备建立期刊出版企业条件的学报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期刊出版企业;对于本校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且不能转为期刊出版企业的学报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相同相近的专业和学科为基础,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对于科研部门主要承担专业学术领域工作指导、情况交流任务的期刊和高等学校校报,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对于在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中具有领先水平、能代表国家学术水准,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条件不成熟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可暂时保留,但要建立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依托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搭建学术出版经营平台。

四、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政策保障

国家有关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适用于所有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鼓励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支持和扶持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各项配套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各种基金对学术期刊的支持,将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纳入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基金资助范围;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等渠道,对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予以扶持;积极争取支持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通过建立国家级学术水平及学术标准的评价体系、构建国家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品牌工程等措施,加大对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支持力度。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规范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加强和完善报刊编辑部转为报刊出版企业后的主管主办制度,探索建立主管主办管理体制和出资人管理体制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严格主管主办单位职责,要求主管主办单位切实担负起管导向、管干部、管资产的任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报刊编辑部停办和撤销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主管主办单位负责做好人员安置、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处理工作。制定专门的人员分流安置办法,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安置,并优先考虑在本部门本单位内部进行安置;经协商一致自谋职业的,由主管主办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兑现经济合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

五、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

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要切实加强对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抓好落实,依照本通知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组织协调下进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新闻出版局的组织协调下进行。报刊编辑部的主管主办单位具体负责所属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实施。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切实解决好各种具体问题。要始终掌握对主要干部的任免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报刊内容的终审权,确保正确导向和持续发展。要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职工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禁在体制改革中转移和私分财物。

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方案,通过其主管单位向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所报方案予以审核和批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方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局分别向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报送,经新闻出版总署审核并征求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后,由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分别予以批复。

中央各部门各单位主管主办在各地区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方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或地方按照上述程序报送。

(本文为新闻出版总署7月30日印发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全文。)

]]>

抗战中陈寅恪的藏书

 

陈寅恪一生藏书甚丰。但一场战乱,让他的书七零八落。
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无处可逃秦,更何况一张安静的书桌。
1938年4月15日下午,陈寅恪与其他教授同行,走海道,转赴越南海防,奔赴蒙自。一周之后的4月23日入夜时分到达蒙自。第二天住进了联大教授宿舍。
时逢战乱,陈寅恪由昆明入河口的时候,仅凭护照无效,还必须有身份证明文件。为此,陈寅恪不得不求助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名义为他开了证明,航空寄到香港,如此方能过关。
但此次旅途,陈寅恪损失惨重,“二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 安南者,即今日之越南。
原本,陈寅恪将“批注最多最为重要的书籍,用最好的箱子装载,没想到这样更容易引起窃贼觊觎,以致两箱书在转运途中被掉包,易以砖块”。
陈寅恪读书,有在书上直接做批注的习惯,比如蒋天枢曾经描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马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皆枢所不识,不敢赞一辞也。”
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曾经提到,“十年所做,一字无存”。其打击可以想想。陈寅恪本身就身体不佳,远行之前就已经染上眼疾,情况更加的不佳。
其女儿回忆,“父亲痛失自己二十余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打击,何况到蒙自后不久及染上疟疾,又素来消化功能不良,体质瘦弱,加上高原反应,几次卧病在床”。
而1937年,陈寅恪从北京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他们离开长沙后,才到达,这些书被寄存到亲友家里,但在“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中,统统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就是史书上所称的文夕大火,自11月12日深夜开始,这是一次人为纵火,“长沙全城陷入火海当中,大火焚烧了整整5天,数千人葬身火海,30万居民无家可归。”。
人犹如此,更何况是陈寅恪存留此处的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