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媒体检查的专桌时代

 上世纪20年代,租界还未收回,上海即先进入新闻检查的“专桌时代”,检查人员由市政府、市D部与警备司令部各派一人组成,各报馆大都为新闻检查人员设一专桌供其使用。金雄白回忆,当年《时报》检察人员“每晚任何要发表的新闻与言论,都在拼版以前打成小样,细巨靡遗的交检查员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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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纸媒消亡了,让人家笑话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每年开春的第一炮总在媒体圈打响。
  2012年媒体圈的热闹,首先围绕一家叫达芬奇的公司和央视的纷扰展开。到了2013年,新春将到未到之际,因南周新春贺词被删改、替换而成为网络热点,并或将成为一标志性事件。
  这两起“报春”的事件似乎毫无关联。但却让人想到一件事,就是“纸媒消亡”。
  这两起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其惹眼之处,就在于当下中国的媒介特殊性。中国媒体面临两大压力,其一是经济,其二是管控。而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
  在当下,报馆无一私产,虽然有些在公司化经营,但就其本质来说,依旧是“国字号”,无论其如何经营,都是国有企业,是权力色彩极其强烈的特殊国企。私人资本无法或者难以介入其中的关键领域——采编业务——虽然目前可以介入到广告经营之中,也虽然有些组织通过介入经营的方式实质在介入采编,但这在法理上来说,严格来说,是不合法的。
  所以,目前中国媒体无竞争可言,即使有竞争也是类似于几家通信企业类似的“竞争”,而无实质的竞争。如南周事件,甚至连发一个新年贺词的自由性都没有,何谈如企业经营那样的充分竞争?
  至于管控就更容易理解,连准生证都不可能拿到,就很难谈的上其他了。
  而现在国内所热衷讨论的新媒体到来,纸媒消亡的论调,指的是在国外传媒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下,由市场的作用达到优胜劣汰。
  可目前,连一个自由的市场都没有,何谈竞争?没有竞争,何谈生死?连一张市场化经营的报纸发个新年贺词都要被改来改去,你谈自由市场竞争,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大约2009年的时候,有位总编辑曾断言,纸媒的黄金期至少还有十年。而从现在来看,纸媒的黄金期岂止还有十年,那简直是可以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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