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的两种读法

至少有两种方式来阅读余世存的“立人三部曲”。先说第一种,许多年前,他刚刚出版《非常道》,我业余时间在一份杂志帮闲,隔空采访他。

当时,诸多盖棺论定大而无当却“无比正确”的民国史复述充斥耳目之间,在有结论没血肉的叙说当中,《非常道》是一股清新之气,不给出处,只讲故事,少了学究气,多了亲切感,人是活的,事也是活的,如夏日里,乡村树下,听老人讲古,一壶茶,三五人,一段光阴。“非常道”当时引发了一股类似的写作潮流,我记得有个诗人也编过类似的一本书。

就写作方式而言,余世存是在“道非常”,述而不论,给你故事,读者自行判断,故事是传主的,判断是读者的,而作者看似点将台上的将官,一声喝令,故事听凭调遣,他让读者在故事中能够知道,清人赵之谦刻下闲章“我欲不伤悲不得已”是因为人在中年,妻女在一月之中相继去世,而非今人所认为的文人风雅和闲情。他还让读者知道了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冯友兰说他的高寿秘诀就三个字:“不、着、急”……

事实上,此类图书的编写看似无章法,信手拈来,娓娓动听,而实际上史料的占有、取舍、勾连都极其不易,而这份不易的背后,是余世存知人论世的人生坐标。

但他的新书“立人三部曲”,又别开一面,九层之上,更上一重,一改述而不论的开卷有益,开始评点人物,这不仅相对于资料的选择又有更高的难度,更在对这些人的“论断”。当然,这来自于他青年开始的“野心”,他要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盖棺论定”。

这也是他所自称要做民国写作的“突围“,而这种突围在于,如何“不做百度或者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者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在三部曲中,余世存点评的人物不下百位。清季以降,各色人物如云烟过眼,或左右时局,或乱世留名,或天意难违,从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到传说流布民间的大刀王五,从自有纯德的黎元洪到海上闻人杜月笙。这百位人物,占去了余世存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而这其间的诸多遭际也会影响到他对于人物的判断和拿捏,毕竟,个人的遭际的变化,也能影响对于传主的判断,他心我心,最后都随烟云而散。

当然,这是另外的一种读法。反观历史,无非是观古鉴今,在读者对传主们发出赞叹之声的同时,寻求或治世、治身或治心之道。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和个人坐标。个人与时局,如同时代对弈,虽说落棋无悔,实则步步惊心。每一个人,余世存在探究他们与时代的周旋之道。

比如曾国藩,他几乎成就了中国历代儒生所能成就的最大功业,道德文章也堪称完人,但是这位儒家文化所结的最后一位“硕果”,所如何超凡入圣的呢?余世存看到的不是曾国藩的功业,而是他在“时”与“位”之间的拿捏。他的面貌永远模糊,“高山流水心自知”的背后,是他霹雳手段的极端残忍,“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儒总是让人感到君子之风仪,谁又能想到这一代大儒,官封毅勇侯,而民封“曾剃头”呢?

而这也是民国人物的另一个写法——名人八卦之外的自我镜鉴,此谓之“立人”。《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开始推出“百年家族”系列,其中涉及人物,与余世存的“立人”系列传主亦有重合,但目的相比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寻求个人在时代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余世存称,他曾十余次看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和一部美国片,他“想到正常的社会人们都不失自醒,都有自信判断人间最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从这曾意义上而言,那百位民国人物,真是应了黄仲则的那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

三百年来伤国乱,与世沉浮中,如何明心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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