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不变 所以要改变

 宋按:再转。这是长平写的当年《外滩画报》的改版词。可现在又成了一个轮回。外滩画报不复当年旧风仪。立此存照。最后一句写的真好,“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如你所见,我们改版了。
  编辑让我在这里写几句话,交待改版的理由。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适逢邓小平百年诞辰,本期做了一个专题,主题自然是谈改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改变之一,即中国的改革开放。
  其中最值得一读的是周瑞金专访。
话说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前途迷茫,老报人周瑞金组织同仁以“皇甫平”为名大声疾呼思想解放,力主市场经济。
  抚今追昔,他说,中国今天面临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那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早就说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想到哈耶克。
  这位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自由主义学者,他用观念拓宽了人类自由的边界。
  而他的思想历程发生过有趣的改变。
  当他因为经济学的成就而摘取诺贝尔桂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从纯粹的经济学家转变为政治哲学家。
  他认为经济活动发生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其解决之道在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信仰体系。
  他说,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而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影响,改变,是我们,每一个新闻人的梦想。我们的每一次改版,都希望离这个梦想更近一步。
  方向更准确,方法更正确。
  因为有不变,所以要改变,是我们的方法论。
  下面两句是对这个方法论的阐释:
  不变的是我们的头脑:如若没有批评,赞美则无意义;
  改变的是我们的目光:如果没有赞美,批评则无根基。
  这句话抄袭自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那里每天印着一个法国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朋友把它翻译给我,那就是——
  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翻译朋友提醒我说,《费加罗报》是一份右派报纸。
  我引用了这句话,而且改变了说法,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论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大众传媒,我们要在中国的现实土壤里成长,在时代的现实空间寻求改变。
  西方的左右之分,在我们这里没有可比之处。
  他们保守的右派,往往是我们激进分子的榜样。
  他们自由的左派,往往是我们因循守旧的借口。
  甘阳先生“将错就错”,很中国地引用了《诗经》来谈论左右:“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并总结说,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可无不可。

  我们未必是君子,但我们是新闻人。
  我们未必分左右,但我们看事实。
  观察,然后报道。
  批评,而且赞美。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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