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报刊与新国民:帝国的舆论政治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3月28日)李礼兄其实挺复杂,他是法学博士,前些年在史学领域横插一刀,做了《东方历史评论》的执行主编,现在又在新闻的领域再做努力,将目光扫到了现代新闻业的出发点——晚清,写了《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

古今交汇、上下交错、天地变局。其实,这更像是新闻业的驳杂,在学界、业界关于媒介“融合”“转型”以及“向左走向右走”的各种活动热热闹闹之中,这本书应时应景,却又显得不合时宜,任何事情都容不得细思量。

重回历史现场,特别是在当下闲坐说玄宗的“民国”书写热潮中,又有互联网的加持,对某个历史场景进行细部还原,似乎并非难事。但艰难之处在于,如何在这一反景深林,复照青苔的过程中,重回语境、再建场域,进行从古典民意到现代舆论场的变化中考察、发掘,探究新报人群体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们的生成以及他们给社会所带来的变化。

麦克卢汉称,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陶湘称,“清之亡,实亡于报馆”。孙中山亦言,“盖我国此次革命,全赖报界鼓吹之功”。

清季,所谓千年变局。秋风宝剑、落日旌旗,孤臣泪与新少年,新思潮与旧思想,对旧学的缱绻与新时代的撕裂,矛盾纠葛于一身的知识群体,在社会变革中,被寄身其中的“仕途”抛于体制之外,此时,现代报刊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李礼在书中称,“近代媒体精英的出现,可视为传统士人在家国危机和自身转型中对新兴媒介的借用”。在此种借用中,传统士人对自身力量进行加持,而不再依托于古典的沟通权力,进而在此过程中,开始构建和形成帝国新的公共场域。那么,如果说古代社会一直纠葛着皇权与相权的斗争,那么在现代社会,传统士人找到现代报刊这一工具后,以德行休养进行对抗的政治传统开始发生变化,知识阶层新的舆论场和权力场开始形成,他们开始寻求通过自身的舆论影响来改变社会,形成影响力,“以辅成国家政事”“开官智”。此时,时局沧桑的抛离之感让他们“不再有昔日强烈的一体感和恩主之情”,于是,在身份的转换之中,报刊的旧瓶里装了西方的新酒。

虽然,最初,寄身报馆似乎并不光彩,“精英”二字更无从谈起。也虽然,相对于此后史量才们发达的商业媒体,无论是媒介素养还是采编规范甚至是经营能力,还远未合格。但群体多元、形象多义、身份驳杂的晚清报人们还是踉踉跄跄的走进了历史,由此开始,从体制内的“清议”转向报刊这一表达权力的新通道,并且这些新报人们发现,这一渠道为他们迎来更大的权力空间。

按李普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变的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去了解。“新闻”对于事件的解读以及报纸所形成的迥异于“经籍”的话语体系,以及新市民阶层的形成,拉开了新时代的大幕。

这一时期,伴随着太平军席卷江南,当然有王韬们的投机与流离。但在王韬们哀叹“北来庾信已无家”的同时,江南士绅们也开始涌入城市,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市民”。而这一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被动过程之中,无论是王韬还是江南士绅们,都没有“饥寒阅岁华”,而是在现代媒体的发展中,开始通过新语汇的形成,逐渐改变了社会土壤。关于第四种权力的说法,由来已久。媒体的权力来源于对社会和周围意义的理解、传达与解释,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世界,引导公众,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意识形态对于公众的引导。晚清,这一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方图籍的译介,使人知世界而不仅知华夏。其二,则是报刊对“新语义空间”的建构。比如,对于“国民”及“公民”等新词汇的使用,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心理,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臣民”社会的瓦解。以至于张之洞晚年,见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于地。虽如此,但这些已经进入高层话语的语汇在逐步改变社会土壤,《申报》纸上,出现的再也不仅仅是“竹枝词”。

戊戌之后,梁启超委身寺庙,但是,当他1912年11月13日,自日本回国,十五年的流亡生涯之后,他应该惊讶于,“阵容豪华的欢迎队伍里,不仅包括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还包括革命领袖黄兴。当月28日入京后,拜会舆论巨子梁任公成为各界时髦之举。梁启超赴会19次之多,成为京城一大奇观。持续的热情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直到此时梁启超才能如此直观的感受到,流亡期间《清议报》每期数千册、《新民丛报》每期多达万余册的影响究竟何在。那些散发着启蒙思想和不同政见的报纸经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经由知识人群广为扩散,纸上之人已成为举国敬仰的对象”。(李礼302-303)

而时下,新报刊登陆中夏的百年之后,又一轮的媒体变革跌宕其间,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阶层正在形成,一方面,传统媒体从业者们正从凛冬将至的担忧之中感受到彻骨之寒,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拥有者分明感到了从旧体系中权力分流的早春气象,今日头条们仅用数年之力,就在消融传统媒体们积百年之功建立的权力帝国。一边是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是网络之下,新的表达场域正在形成,大数据等算法推送,让一部分的媒体消声,而另一种来自于网络的权力分明在形成。

在《转向大众》的背后,我仿佛看到百年之前的言论巨子,迎风而立,叩响一个时代的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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