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在1941

在写作《传媒三十年》的时候,我并没有提到多少杂志。实际上,在我的心目中,时下并没有多少说得上成功的杂志,或许这些杂志们都曾经各领风骚三五年,但长久下去,就逐渐的泯然众人。究其原因,杂志更能与主编的趣味相生——就比如《读书》以及《万象》——虽然中国的报人们现在纷纷投向杂志的阵营。

上个周末,去我们书店。发现竟然有十年前刚创刊时期的新《万象》。匆忙挑选了一堆,大约三十多本的样子。晚上的时候翻了一下,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们说那个时期的新《万象》好来。这很切合《读书》刚创刊时候的样子,想想也是,与沈公有关。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有这么个人也算是个奇迹。还想起前些日子老婆做论文时候翻看的老《万象》,毕竟后来的都是沿袭了旧时传统而已。在我老婆的论文里这样记叙了当年的《万象》杂志:

1941年7月,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一年,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冈村宁次提出了三光政策。是时,全国上下,一片救亡之声。作为作家也纷纷以笔为枪,创作各种文艺作品,鼓舞人们的士气。

但正是这时,在即将沦陷的“孤岛”——上海,诞生了这本商业化运作的趣味性文化刊物——《万象》。在当时的抗战活动中,这本综合性的趣味刊物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现在当距离拉开的同时,我们发现正是这样的一本杂志,它的编辑、写作与出版,不仅仅是上海沦陷区有良知的文化人的一次反控制、争自由的文化实践,而且在当时取得了运营上的成功,在扶植新人的同时,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作家成为《万象》的作者,成为一本知识分子和市民喜爱的杂志,在当时竟然取得了每期上万的销量,成了“(沦陷区)非常时期的非常(文化)现象。”就是在以后的诸多评论中,这本杂志也越来越为人看重。《万象》当时所形成的编辑风格,在知名出版人沈昌文离开《读书》杂志,另起炉灶创办《万象》后依旧沿用,并且老店新张后的《万象》杂志在今天的各种文化刊物难以为继的今天依旧保持了较好的势头。

从后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轮廓:《万象》1941年7月起创办,截至1945年6月,历时四年,出刊43期,号外一期。其中陈蝶衣主编了20期,柯灵主编了19期,平襟亚主编1期,其余均为编辑委员会编辑。前期《万象》主要任务是冲破占领者的封锁,打开言说空间,偏重于市民言说,后期《万象》,偏重于知识分子的言说。但是,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这本杂志的综合新旧、市场运作以及海派文化等特征都没有改变。

……1942年底,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官方为控制新闻出版,将将纸商囤积的纸张充公,纸商遂将剩余的纸张,一再狂抬,高达每令一千元以上,而《万象》这样的“商业刊物,可以说绝对没有什么背景,绝对不为他人宣传什么主义,故自始至终,非但不受公家分文津贴,即纸张也未受当局的丝毫配给,完全以读者为主人”。
“以读者为主人”,这似乎是当今传媒业的运作模式,但在当时的上海,这种市场化的媒体早就出现了,《万象》即为其中的一个成功代表。商品经济对上海都市文学的影响,最具体的还是体现在上海的都市文学的成长有一整套体制上的保证。这套体制主要是通过报刊杂志等传媒介入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来平衡文学发展的生存环境。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作家这一行业一直被视为是自由职业,他们不像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作家,靠教书为生,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的爱好。上海的作家大多是靠写作为生的职业文人,他们借以为生的生存空间,主要是上海的报刊杂志及各大出版机构。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丁玲、郭沫若等,在上海时,都是靠给出版机构写稿谋生。所以,上海的都市文学与当时主要传媒——报刊杂志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

现在读起来这些文字。这让我觉得,探究那时的传媒以及文人以及家国,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甚至比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来更加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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