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公报》

现代报业重经营。不仅仅是建国后的事情。这实际是早有的传统。至于这三十年后的经营只是一种恢复而已。读高林先生《天教心愿身后违》,得这些论断。

徐铸成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胡政之还认为,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经济上的充分独立,才能在政治上自由的表达诉求。也正是由于此,《大公报》成了文人论政的典范,成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家园,一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器。也正是这样的氛围,成就了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报人。

胡政之死后的两个月零三天,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执笔的最后一篇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庄严地宣布《大公报》从此“属于人民”。随后,先北迁,再改名,再国有,最终停办,仅留下香港一支,作为“窗口”。近几年,王芸生先生的后人不断在报刊上写文章说,当时的《大公报》既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不过,此后的《大公报》和胡政之等“三驾马车”时代之新记《大公报》的相同之处也就仅是名号而已,却是不争的事实。谢泳说,在一定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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