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何志毅事件的三篇文章

北大无小事。此话不假,何志毅事件被《南方周末》整整做了2个版面。但是语焉不详,其实一切都由那本叫做《北大商业评论》的杂志而来。文人都由办刊的倾向,我还曾想做本《科大商业评论》呢,这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单说这次何志毅其实就是刊号之争。下面是三篇文章,有当事人的,也有旁观者的,基本能看清楚来龙去脉,我就不再饶舌。

其一。笑蜀的《刊号奇货可居折射精神生产困境》。基本分析到位。全文如下:
有一份刊物叫做 《哈佛商业评论》,这份被一些人誉为“管理圣经”的知名刊物近年来大举挺进中国,所向披靡,而中国竟无一份像样的本土刊物能够与之抗衡。中国市场只能让外来和尚唱独角戏,显然有伤中国业者的自尊。部分出于这个原因,2003年,一份叫做《北大商业评论》的刊物应运而生。

但是四年过去,《北大商业评论》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就,反而荆棘满途,连区区一个正式刊号都申请不下来。万般无奈,《北大商业评论》不得不与别人合作,借用别人的刊号,最终因合作思路的差异而引爆激烈内战,刊物领军人物的精力大半耗于内战之中,刊物的质量和命运也就不难想见了。

北大举办《北大商业评论》的学术力量和经济力量显然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市场对于这份刊物的需求也是不成问题的。但受制于刊号因素,一份本来可能前途无量的刊物,至今连能不能成活都成了问题。以北大之尊,举办一份纯财经类刊物尚且门槛如此之高,遑论其余?当下刊号管理体制对精神生产的巨大制约作用,实在到了需要系统反思的时候了。

刊号是一种无形资源,这种资源本来可以无限再生。正因为可以无限再生,所以按照国际惯例,刊号都是无限供给,按需分配,无须耗费什么成本。其实,从根子上说,出版权本来是作为基本人权的表达权的派生。但我们的传统体制,却把这种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利转化成了行政权力。对刊号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即严格的准生证制度,实际上是变可无限再生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变无限供给为有限供给,变平衡供给为紧缺供给,使得刊号奇货可居,从而最大限度地抬升了刊号的成本。所谓刊号,本来不过是一组数字而已,备案即可;但一经行政审批的魔手,身价马上扶摇直上,以至在出版界,以刊号折抵数额不菲的实有资金,在合作出版中占取相应比例的股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变无价为有价,无本而能万利,刊号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这种管理体制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且不论它的巨大的寻租空间所滋生的腐败,它对精神生产、对学术创新和思想创新的制约作用,已经够触目惊心了。精神生产不同于人的再生产,由于资源所限,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对人的再生产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生育情有可原;但精神生产则不存在挤占资源的问题,恰恰相反,精神生产越丰富,人类的智慧越能够大量涌现,越能够让资源配置最优化并越能够发现新的资源。这个规律在诸多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所以,对精神生产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体制是没有道理的,是妨碍社会进步和人类福利的。

对刊号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即属于精神生产中的计划生育体制的一个方面。正是这样的传统体制,先天地使得我们在精神生产上与外来和尚处于绝对不对等的地位。《哈佛商业评论》显然不存在准生证这个瓶颈,不存在合法性这个瓶颈。而这些瓶颈,《北大商业评论》却至今难以逾越,在出生关头就被死死拦住,《北大商业评论》这个婴儿又怎么可能长大,怎么可能与人家赛跑呢?

当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硬力量的竞争,而是软力量的竞争,即精神生产的竞争。一个精神生产力越是强大的民族,就越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就越是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附加值最高的顶端,就越是立于不败之地。而如果精神生产乏力,思想上、文化上、科技上、管理上没有创新能力,那么就只能对人家亦步亦趋,就无法靠大脑而只能靠苦力生存,就只能永远为人家打工。

就此来说,改革精神生产的计划生育体制,让我们在精神生产上能够与外来的和尚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已是至关重要,而不容稍缓。这一切,能不能从改革传统的刊号管理体制起步呢?

其二。吴晓波写的《被剥夺的何志毅》,但发表一分钟后,被作者自己删除,好在我找到了全文:
 何志毅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理想如果依托于某个庞大的体制,往往会成为被挟持的对象,并最终受到难以言辨的羞辱。

我没有想到何志毅风波会闹得那么大,南方周末会用头版及二版两个版面的篇幅来报道此事。看到报纸后,我给还在成都讲学的何老师去电话,我说,你其实是一个弱者,可惜你还没有学会扮演弱者。

我认识何志毅有两年了,我们走得很近,是因为我们都在干同一件事情,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案例留一点东西。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论坛上,他十分激动地讲他想要建立中国企业案例库的宏伟理想,他的参照对象是哈佛大学商学院那个著名的公司案例库。他已经有一个宏大的规划,并且已经用将近10年的时间完成了2500个以上的案例工作。这是一个讲起理想来眼睛会放光的人,他似乎已经有一个五年的建设方案。在此前,我了解他是因为他发起主办的一些著名的活动,如“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我曾经听很多企业家告诉我,这是它们最重视的评选之一,还如“中国管理学院奖”,还有一个社会责任的同盟。在很多人印象中,何志毅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何志毅的经历不是学院派的,也不是海龟派,他毕业于复旦,然后在福建当过国营企业的总经理,那是一家有数千人的大工厂,他让它从亏损变成了盈利,然后才进入北京读厉以宁的博士。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是他一手拉大来的,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基金项目,只有几十万元的启动资金,现在已经在案例开发和项目运营中投入了上千万元,那都是何志毅从各个企业“讨”来的资金。我知道,在他的规划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项目,它们如果实现,将让中国公司的案例研究真正的形成一个规模。可惜,他可能没有机会了。

何志毅是那种综合才能很突出的学者–这在我看过的经济学者中算是罕见,他不是那种学斋里的夫子,也不是每天奔波各地靠讲课赚钱的人–他原本可以很轻松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做的事情好象跟自己的财富无关,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案例中心是一个没有正常现金流收入的“成本中心”,我曾经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开办一些案例研究的总裁班课程,那一定会很受欢迎,他说,根据某些规定,案例中心不能从事这样的业务。所以,中心的收入其实就靠他去四处“化缘募集”了,在无比现实的中国企业家里干这种事情,难度之大是可以相见的。有几次开会,说到“化缘”,他总是第一个领“任务”的人。说实话,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何志毅这次惹祸是因为《北大商业评论》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争论都把这个事情绕过去了。据我了解的情况,之前的《北大商业评论》一直是“以书代刊”,稍稍了解中国出版法规的人都明白,“以书代刊”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因为,它不能经营广告。所以,只有找到一个杂志刊号,它才算是真正的杂志。何志毅通过跟河南方面的合作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现在解除这个合作,再回到“以书代刊”,《北大商业评论》就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了,甚至可以说难以为继。这么简单而明白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好好的说一下呢。

有一次,何志毅跟我开玩笑说,你不容易,一个人就敢搞企业史。我说,我是那种永远不会进入任何“体制”的人,商业写作是我的爱好,写出来了有人买,我继续干,如果没有人要,我最多摸摸鼻子,到千岛湖上晒太阳去。而你与我不同,你背负着一个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的大招牌,干不好了,是北大的事,是中国管理学界的事。其实,命苦的是你。说到这里,他就笑。现在,他笑不出来了。

我一向敬重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天下的事情,好就好在有那些人,不过,可悲也可悲在这里。老舍在《茶馆》里写道,我爱这个国家,可是谁爱我。这样的悲哀,每代都有,无非这次轮到了何志毅。
我们这个社会一直缺乏对创造价值的人的尊重。任何大学、“单位”或机构,都可以轻易地动用制度资源,对其下属进行制裁,这当然是它们的权力,只是没有人对这种制裁的后果负责。

被剥夺的何志毅,现在是一个受伤的人。其实“放下是实地”,这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种解脱。而真正受伤的可能是中国管理案例的建设工作,它可能会推迟五年、十年、甚至更久。还会有何志毅这样的傻子吗?

其三,当事人自己的。《写在感恩节的感谢信》。如下:

写在感恩节的感谢信
—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关于何志毅问题的说明”的回复 11月14日,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召开院长办公会,宣布免除我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以及对《北大商业评论》杂志做出了不顾历史事实、不顾相关合作者权益、不顾国家相关部门对期刊管理规定的无理决定。对于这种事实,我只能对北大案例中心及《北大商业评论》的员工如实传达,引起了员工的不解和激愤。于是,出现了以全体员工及我个人名义的二篇文章,发给光华教职员工后被转发到外部网站上,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此我有难言的苦衷。这两天各界人士对此事件议论纷纷,我谢绝了十几家媒体的采访要求,我对大家给予我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但我个人并不希望这个事态继续扩大,给北大带来负面影响。

北京大学100年以来一直以“兼容并包、自由民主”著称。与这种气息一脉相承,自由平等的沟通一直是北大人所崇尚的。我承认以我名义出现的公开信某些言辞可能过激,但也实属被逼无奈。北大案例中心和《北大商业评论》的历史和对北大和光华的贡献自有公论。然而,我们十年的工作成果就仅以一纸宣告而被否定,我实难掩心中之痛,直至今日仍不能平静。我和所有的同事坚信我们的工作成果经得起上级的考核与时间的检验。
今天张维迎通过光华的网站发表了一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关于何志毅问题的说明”。针对里面对我的指责,有些涉及到学校管理程序和学校宽松管理的文化与惯例,有些涉及光华管理学院内部的历史矛盾,还涉及与兄弟单位北大出版社的关系以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杂志的管理规定,我暂时不便公开辩解。我只想说,我们的行为完全合规合法,也经过了学校内部审批的程序,我已经就这些问题向学校领导部门提请申述,我想学校会给我以公道。

但我不得不公开辩解的有三点:一是北大案例中心并不是隶属于光华管理学院的下级机构,二是针对出卖光华管理学院对杂志的主办权的指责,三是关于发行公司员工持股问题。

北大案例中心是北京大学批准成立的案例研究中心,是挂靠光华管理学院,而不是隶属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中心——我们有学校文件可以证明,因此其人事任免权并不在光华管理学院。在“声明”中,张维迎免去我案例中心主任的理由更是奇怪的“为了防止何志毅继续利用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的名义从事有损光华管理学院利益的活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这种免职决定既不符合校内管理程序,也没有足够的法理支撑。

在说明杂志主办权的问题之前,我将不得不向张维迎普及基本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常识。从法律主体上讲,光华与案例中心是北大校内的非法人机构,不能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不具备成为刊物主办单位的资格。细分《北大商业评论》的无形资产,即就知识产权而言,一是商标权,二是著作权。就商标权而言,“北大”作为专属商标,北京大学是商标持有人,北京大学是集教学、科研、出版等功能为一体的独立法人机构,所以“北大”商标具有代表这些职能的含义,具体从商标分类上来讲,北大的出版职能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来实施,因此北大出版社作为北京大学全资下属单位及独立法人,在出版物上持有“北大”商标合理合法,当然能够以其独立法人资格代北京大学行使其在出版物上的商标权利,也就有权拥有《北大商业评论》的刊名权。就著作权而言,单篇文章的版权属于作者个人,合集文章作为一个编辑作品其版权属于北大出版社,主编及编辑除署名权外不拥有该刊物的知识产权。

基于以上法律常识,光华管理学院作为非法人机构,不具有成为杂志主办方的法律资格,也不具有主张《北大商业评论》的知识产权的法律基础。而真正能够代表北京大学,主张《北大商业评论》主办权与知识产权的应该是北京大学全资下属单位及独立法人的北大出版社。事实上,由于申请下来的刊号是由河南省原有杂志刊号改过来的,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件,主管单位是河南方面,出于监管责任,主管单位要求杂志主编或社长有一人由河南方面出任,经双方协商,决定社长由河南方面出任,主编由北大方面出任。而且明确一旦结束合作,北大方将收回刊名,河南方收回刊号。这是一种在目前国家严格控制刊号条件下合作办刊的变通方案,此方案经过反复商讨,经过编委会同意后报请学校主管校长批准,然后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北大商业评论》能够得到正式刊号,无论如何都是大好事,光华管理学院的权益完全可以由签订内部协议的方式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体现。

第三,发行公司员工持股问题。张维迎曾自称是提出过著名“冰棍理论”的“中国产权经济学第一人”,因此深谙“国有资产流失”、“经济问题”大帽子的政治技巧与杀伤力。张维迎调查并且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影射我办杂志有经济目的或者有经济问题。但我不得不说的是,《北大商业评论》自2003年创刊以来,由于张维迎的阻挠,光华管理学院没有投入过一分钱,没有提供过任何场地与人员编制,没有支持买过杂志,甚至我们愿意赠送他都不提供有关学生名单。他本人没有为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而为竞争性同类刊物《XX商业评论》写文章。我们多次请求,他也不同意将《北大商业评论》列入院内教师计算成果的期刊LIST,但把同类竞争性刊物《XX商业评论》列入LIST。而我们至今免费为光华教授们和光华各种会议赠送的杂志超过10000本,免费为学院刊登了很多广告,在学界和业界为光华管理学院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北大商业评论》的英文版也即将发行。略懂媒体的人都知道,一本高端商业期刊,其投入是巨大的,发行是缓慢的,前期是亏损的,影射我有经济问题有悖于基本常识。我们长于做内容,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将发行外包,由于种种原因2006年发行外包公司退出,我们不得已自行组建公司接手发行。由于杂志初期是以书代刊,难以获得外部投资,公司只能由两位员工作为股东注册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过渡性安排。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经过编委会同意,获得刊号后,两个主办方与发行公司签署了法律文件,为了杂志的健康发展正在安排筹资和重组事宜。

十年前我放弃各种机会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尽心尽力为光华服务了十年,中间有很多离开光华的机会都没有动摇。除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外,我贴钱出力、用心费神、与老领导和同事们一起从无到有创办了北大案例中心和《北大商业评论》,出版了30多本案例书籍,组织了100多场讲座,拍摄了100多集视频案例,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网络还协助老领导为光华提供过培训、基建、院办企业等服务,也为教育部、全国MBA指导委员会、中组部、国资委、地方政府、总参训练部、国防大学和众多的企业提供过案例教学和案例研究服务,主持了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与众多知名企业家一起创办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却落得了“滥用职权”、“严重地侵害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利益”之罪名,“为了防止何志毅继续利用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的名义从事有损于光华管理学院利益的活动”,一天之内就遭受免职处理,并被公告于天下。张维迎践踏了我做人的基本尊严,超越了我忍辱负重的底线,如果我还不公开说几句话,则愧对父母,愧对妻女,愧对师长,愧对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母校和同学,愧对学生,愧对接受低工资而长期跟随我的同事,愧对支持北大案例中心和《北大商业评论》的朋友,愧对《北大商业评论》的作者和读者,愧对《北大商业评论》的集团客户与广告客户,愧对众多的合作媒体朋友,愧对北大案例中心、《北大商业评论》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国际友人。

这几天我收到很多同事、朋友、学生和师长的邮件、电话、短信,心中感到温暖。在今天这个感恩节的日子里,我想对每一位关心过支持过我的人表示感谢,我想对北大、对光华管理学院说,我爱北大,我爱光华。也正是因为你们,我才有面对黑暗的勇气与决心。我正在向学校有关部门及领导进行申述,我想北大会还我以公正。我对光华的唯一要求是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就院领导对我的免职决定让我进行申述。此时是2007年的中国,此地是2007年的北大!

北大赋予我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北大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与责任感,北大给了我广阔的舞台,我深爱北大。
我相信北大的领导,我相信北大有良知,北大有公理,我相信!

何志毅
2007年11月22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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