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还是其他?

    本来今天要写野狼兄叮嘱的文章,但关于新京报的事情一直不断。《新京报》事变。综合各界消息,事情大致是这样子的:
    1、总编杨斌被免职。
    2、副总编李多钰去向已定,她终于可以无顾虑地被腾讯挖走了。
    3、南方报业将把人事权、广告经营权、编制全部移交光明,只占有(负债的?)股份。
    4、新京报内部中层开始罢工,新京报外围读者开始罢订,有人说罢工昨天持续了一天,但今天还是见到了他们的报纸。
    5、关于新京报变局,又有要求不要报道,不要讨论。
    6、光明全面接管新京报,被外界视为“借官方态度摘桃子”。
    7、另一南方系副总编孙雪东尚无消息,但南方系高中层会出局是唇亡齿寒的事。
    今天的《新京报》正常出版,116版,新闻是理想但也是饭碗,我们谁都没有权利去职责昨天工作着的记者,因为记录也是他们的天职。今天报纸的A32版刊出了这样的城市表情图片,上书时间:昨日。地点:永安路106号。场景:头鸟带领着群鸟飞过高空,天空虽然不是很晴朗,但它们依然会载着心中的目标飞向远方。
    贴上2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一个是胡赳赳的,一个是十年砍柴的。算个资料。

杨斌口述史:理想不死,《新京报》就不会死

胡赳赳   
(新京报两周年庆典之前,新周刊做《封面是北京,封底是上海》那一期时,有个对杨斌1000字的采访,那基本上是半个小时能搞定的事,我在我看到的面积最狭小的总编辑办公室里,给他做了两个半小时的访问,现在看来,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纪录和杨斌心态的证据,可以看出,对于变局,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以下访谈囿于篇幅未能在新周刊上登出,在新京报事变这一骨节眼上,整理及摘录其当时的口述,放在博客上,也算是尽一个同行的道义的声援,若能加深众人对新京报同仁的印象,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呜呼,大国无媒。)

胡:在我看来可能还会有另一些方面的压力。比如上级领导对报道的干涉这些方面,那您比较一下北京和广州呢? 杨:总体来讲广州的这种舆论的宽松的环境,确实是比较好的,这跟这个城市的传统和它的精神气质有很大关系。在北京的话,考虑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可能就会更多一些,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就象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它会在全国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反过来它也会因此而受制约,它是一个双刃剑。

 胡:《新京报》的创刊词,就是“负责报道一切”,里面的含义是说“我们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们保证说就要说真话”,大意如此?
 杨:我们不能保证真话都能被说出来,但是被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这是我们“负责”的一个底线,而不是一个最高的要求,我们的七字方针就是“积极,稳健,有见地”,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是把“有见地”排在“积极稳健”之后的,这七个字是贯彻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办报方针和理念上的。另外就是作为一份日报,我们非常明确我们所关注的这个点,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法治,另一个方向就是人文。有很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位跟诉求。而法治和人文它们其实是有多方面的含义的,首先它标注的是内容,我们的报道是和法治人文有关的,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在采编的这个过程中,手段也是法治和人文的。所以说它是有双重的指导意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用法治和人文的手段来关注、解读和推动法治和人文。

胡:您的员工会不会觉得您很不好接近?
杨:对他们来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但是比起我在广州已经是亲和得多了。以前我在广州的时候,是一个很严密很拼命的人,很凶,这种凶让我觉得自己都面目可憎,但是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去指挥一个项目一个工作,可能像一个团长,就是打仗,那时侯对执行力的要求更高,所以笑得很少。现在考虑得更多的,我直接面对的不再是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而是一些中层干部或我的副总编辑,对他们相对来讲还是会客气很多,直接见到普通记者的机会要少得多。但是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一个心态的变化,跟人的年龄阅历也是有关系的,2003年经历很多事情,眼光比以前更长远一些,更懂得妥协。

胡:就是说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坚持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
杨:不会,我一直是相信办报应该是政治家办报,而不是政客办报,政客办报是完全投机的,没有原则的,墙头草的,密集主义的。政治家办报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家是有自己坚定的原则的,而不是匹夫之勇,他是有自己的策略的,以这个策略来坚持他的原则。从表面上看,他变得温和了,妥协了,但他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来完成他的目的,而不是逞匹夫之勇。

 胡:你希望自己在员工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形象?
 杨:这倒没仔细想过,但是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上级来看,更多地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兄长。

 胡:但是我感觉他们多少还是有点怕你。
 杨:比我以前还是好得多,比我在广州的时候。《新京报》还是有一点希望和别的报社不一样,就是人际关系简单化,单纯化,我们这边称呼也是不一样的,在报社里不要说中层干部,就是普通记者和编辑也是直接喊我的名字,杨斌。这个是以前在《都市南方报》的时候留下来的习惯。后来来的人太多,纠正不过来,就算了,特意去一一修正别人对你的称呼也显得矫情,称呼它毕竟只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

胡:如果我是一个主编的话,我会很害怕自己的知识体系比我的员工要差,会不会跟不上他们,你有这种担心吗? 杨:会啊,以前会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跟不上这个潮流,自己的员工在这些方面不能被自己压倒,但是现在我不怕这些了,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新的定位,我是一个总编辑,我只需要用我最大的能力把最优秀的人的能力,潜在的东西都调动出来,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总编辑的成功。我写了几个好文章,我自己很牛,我起了几个好标题,作了几个好策划,这并不能体现我作为一个总编辑的价值,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如果都是中国最牛X的人,我就觉得牛X。我的价值和成功体现在他们的价值和成功上,我的牛X体现在他们的牛X上,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想通这一点,我就不觉得焦虑了。我有时和他们讲,一个编辑的好,不在于你写得好,而是你把中国最好的写手的文章编在了你的版面上。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这是潜意识里在为自己的懒惰开脱,为自己的不学习、不思考开脱。

胡:你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人?
杨:我们报社有很多员工都是我非常欣赏的。

胡:你觉得现状还有那些让你不满意的?
杨:就是在面对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有时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地方。在《新京报》这样一份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超乎自己能力的事情。

 胡:为什么这么说?
 杨:我们的理想是宏大的,跟这样一个宏大的理想和目标来对比,我们都在做着超过自己岗位要求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这样可以让我们提高得更快,进步得更快。但是同时也必然会产生一些力不从心的时候。

 胡:你有没有把《新京报》当成自己的一个作品来看?
 杨:这样说就有点大了,《新京报》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它是集体的,再往大一点说,它是一个时代的作品。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新京报》还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我以前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新京报》和我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显然的,我看着它创办,为它工作,为它有过挫折和失败,它让我感受到工作的快乐,给我成就感和更多的东西,那个时候工作和生活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后来就会产生疑问,因为《新京报》的产权不是我的,我可能说被撤职就被撤职,那撤职的第二天我就和它没有关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和它是没有关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应该有更职业的思考方式,和它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那么投入。但是现在我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觉得它还是和我有关系的嘛,为什么呢?固然它不是我个人的,但是这个报纸我是为它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感情的。对于我的一生,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即使这个报社不承认我,但是它对我的这个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更改的。而我在《新京报》的历史当中也是作了一些事情的,就算在将来没有我留下的痕迹,但是在现在,它是带有我的烙印的,这样来说,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说,《新京报》在感情上就是我的。它和我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化的关系,它物质上不是我的,可是从精神上来说,它还是我的。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对它应该持有的职业的态度,和我个人对它的感情是可以统一的,是不矛盾的。想通之后,从主流的方面来说,它能让我现在全心全意地去做这份工作,将来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我的心态也会放得很正。一个人走了之后,有些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中国,那么多行业那么多人才,几千年来,真正留下姓名的有能有几个呢?如果抱着一个功利的目的去做,你可能做得更差。我最近喜欢一个词“性空缘起”,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认为大概就是说你只有把东西放下,才能有所收获,你先放弃,更多的东西才会来。

胡:我看过你们一个叫《光明顶》的内刊,我看过创刊号,印象蛮深的,在外面有时和《新京报》的同行接触,感觉他们对新京报的这种媒体语言的认同,那你认为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
杨:它的这种企业文化是有很多词的,比方说这个创新啊,高效啊,团结啊,宽容啊,勤奋啊,有趣啊,但最核心的我认为还是有理想,这个是最原始的最根本的动力,它是一个原始动力,也是一个终极目标。理想不死,《新京报》就不会死,它是一个魂魄,有了理想,才有其他的一切品质,其他一切好的品质最终都会消亡,但是理想不会。

胡:你打算在这个城市一直留下?
杨:这个应该不取决于我本人,就像我当年在广州工作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想到会来北京,我在广州哪会买房才买了8、9个月就来了北京,我当时要是想到会来就不买房子了。其实我当时以为我会在广州老死,那现在就不会这样想,当然没有什么意外我也会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但是生活是变化的,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即使我再有主见,有信心,有性格,我也还是要依附这个大的环境,包括格局,行业的发展,所以大事它的力量远远比我个人要强大得多,我要听命于他。

胡:其实我觉得你骨子里有我们湖北人的聪明、韧劲,勤奋,但是我们那边的恶习你一点也没有染上。
杨:没有啊,其实我韧性还是不足的,我还是个一折就断的人。

胡:但是我觉得你正在变得有韧性。
杨:比以前要好吧只能说,我经常在设想,如果我像很多人一样被抓进牢里了,我一定坚持不到最后。

胡:这个不发生谁也预料不到自己是不是有韧性,至少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你是有韧性的。
杨:而且我的勤奋也还是不够的,你看我在工作上可能还比较勤奋,但是我在生活上是非常懒散的。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很顺的,从我进入《南方都市报》到现在已经9年了,一直没有什么波折,很顺,这个是让我心里很不安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一帆风顺,他是一定会遭受挫折的,所以我觉得我将来也一定会遭受挫折,但是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坏事。最重要我要保持清醒,《新京报》也是这样,我开会的时候就会和大家说,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新京报》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一定会有。等这个困难过去之后,回头来看,其实也是不算什么了。像《南方都市报》2003年出了那么大的事,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现在就已经可以一笑置之了。
 
胡:所以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保证它正常运转的这种机制。
杨:中国的报纸这种体制和机制都是欠缺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靠什么让一个企业良性发展下去,我觉得光靠这种不完善的体制是不行的,这就要靠一种传承下来的文化,一种精神来弥补。

作者十年砍柴

《新京报》的总编杨斌被免职了,所谓为了报纸“政治安全”的说法,稍稍对国情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这仅仅是个借口。尽管这家媒体新锐曾打了许多擦边球,惹恼了上头一些人,但近期非常低调,一些评论和报道够“主旋律”的,几乎赶上《人民日报》。我一向认为杨斌比起他的前任程益中,是个更懂得妥协更善于生存的人,但即使这样也免不了如此下场。
我分析真正的原因是权力和利益的黑手在作用,新京报做大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好起来了,有些人便向伸手摘桃,全面控盘。而“政治”是这个时代是杀人于无形的利器,权力的争夺,私利的谋取,一旦和政治捆绑在一起似乎就冠冕堂皇无往而不胜。周叶中事件也是如此,媒体不许报道的理由是指控他剽窃的人身份敏感。政治这个中性词到了今天怎么成了藏污纳垢的渊薮!
尽管这个结果我曾经做过大胆的预测,但真的发生了还是莫名的愤怒:悲壮的程益中、杨斌,可耻的某报业集团高层。
还记得2003年10月份,《新京报》创刊前,承蒙杨斌看得起,希望将我纳入帐中,一起来做像点样子的新闻。我和几位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拓荒者”在一起喝酒聊天时说过我的担忧,我认为凭南都的经营理念、新闻理念在京城立足不成问题,但最大的风险是能否适应这里的“政治土壤”,尤其是和某报的合作问题。某报已非当年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报道遇罗克案件的报纸,而是一家培养职业官僚的媒体,它往往以牺牲普通记者的经济效益、职业前景来换取一两个人的仕途腾达,和南方报业集团多么格格不入呀,怎能捏合在一起。对我的担忧,当时几位南都的兄弟说,某报只贡献原来某子报的刊号,再派一个社长。其他新闻、经营和人员选配完全由南方都市报的人说了算。
我说它现在这份子报办得不死不活,是块鸡肋,当然愿意给你们试一试,他们又不掏一分钱,可一旦这份报纸火了,自然就有伸手人,那时就由不得你们了。——不是我的先知先觉,实在是因为我了解传统权谋术的规律。
因为这,我谢绝了好意,仍然呆在原来的媒体中,但是以十二分的热情关注这份报纸的成长。他们开张时还给杨斌发了一首顺口溜表示祝贺和歉意:
旌旗如云辞五羊,
众马已厌饮珠江。
自古北伐多坎坷,
从此南望莫彷徨。
渡江须仗舟楫利,
图远应尝风雪狂。
千年帝都无常主,
人心安处即故乡。

这两年的坎坷和风雪确实不小,诚如程益中在创刊时所说的,这份报纸还没有出生,就有人想把他杀死。等到终于出来了,慢慢有点影响,程益中又因为得罪权贵身陷囵圄,后来经多方声援无罪释放,但凄凉地离开他钟爱的新闻岗位。杨斌接盘基本上萧规曹随,报纸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不需要再举例了,大家都看在眼里。
“负责报道一切”的宣传语被取消,这是一个信号,就算置身事外的我,也感觉到隐隐的不安,当时我给新京报一位负责人发了一条短信:“动静已大,根基未稳;上有凶恶婆婆,旁有嫉妒娥眉。多加珍重。”这里所说的“根基”,自然与新闻本身无关。
从宣传语取消,到上峰有关部门巡视批评,再到杨的去职,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剧本,即使杨斌再夹着尾巴做人,结局已有人为他设定,这世道找个理由就如狼要吃羊,还不容易么?
杨斌去职对他本人没什么太了不起的,毕竟他年轻,他在新闻界的影响还在那里,只是可惜了一张很有前途的报纸,可惜了好几百兄弟姐妹火热的新闻理想。因为由某报业集团全面接盘,这张报纸的衰亡是可以预想的事。这总算遂了那些凭新闻和经营的竞争而不能打倒《新京报》的某些媒体之心愿,他们应该联合起来给某报集团的高层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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