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

在旅途中看《中国纪事》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一边是车窗外不断变换的山川河流以及树木和庄稼,一边是许知远在文字中所论及的当下中国,虽然不知道他的笔下是不是一种真实。

许知远前些年的文字被人诟病“脱离中国现实,笔下满眼的西方”。当年这位北大毕业的经济观察报主笔写了太多虚张声势的文字,动辄西方某人如何如何,就唯一没有的是中国本土。连他自己在反思的时候,也说这种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可惜的是这些没有黄河青山的文字多少让别人敬鬼神而远之。

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许知远们的热情,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热情,能够聚在一起,创办一份报纸,关注中国的进程,虽然他们的这种关注可能并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实际。他们关注的是那些知名公司的成长以及那些数的过来的,少的可怜的功成名就的人士,他们满口的王石、潘石屹、马云们,但他们的目光并没有投入到现实中国,他们甚至不知道一个城市很多时候有着两套截然不同的CIP,在城市的正常生活之外,城中村里甚至有着一套独立的生活甚至是经济体系。这些我们都忽略了,我们的目光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在这层意义上,很多时候,我更加喜欢读迟宇宙的那本《别看我,看路》,迟宇宙代表了一种很好的姿态,生于山东莱州乡下,然后在北大读书,再后来在南方周末经历青春。这个过程中要游历很多的城市,见很多的人和事,自然有着当下中国的切身感受。

其实,这不仅仅是许知远们的问题,这几乎是中国整个知识界的通病。他们的那套学理在书斋里还可以摆弄一下,一旦走到室外,就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了。对于现在的青年学者,这种现象似乎更为严重,他们大多出生于文革之后,长于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这个中国势力大增长的时期,他们却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在这期间,他们在教室里长大。许知远便是如此,他长在北京,然后读中国最好的大学,享受天子脚下的诸种便利。然后便在媒介中从事一种名动天下的职业。但在这种虚空过后,焦虑也随之而来,有人就开始重新寻找落脚点,比如许知远,他“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作为许知远本人,他在最终选择用自己的双脚和双眼去感受中国,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在他三十岁的那年,他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他走了很多地方,于是就有了很多文字,无论这些文字是否还带有多少许氏的文风,但毕竟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于是,相对于这种普遍的虚空,我更加的喜欢叶檀的写作,最新的一期《南方人物周刊》说,这位复旦的历史系博士,她一度走了最正统的学术之路。那是被她形容为“没有自由、充满规制、无趣”的两年书斋生活。每个人为写论文而汲汲营营,至于写作的兴趣和意义,完全放在其次;一群人为评职称争得头破血流,“毫无尊严”。那些论文全国范围内看的人不超过十个,然后就束之高阁了。怀着一点不甘心和掌控生活的想法,她从逼促的学术体制内逃离。“一切都不重要,而我想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2001年,财经类媒体开始兴起。一群南方媒体人在上海创办一份新报纸,叶檀被他们身上的活力和自由精神所感染,于是加盟,开始为报纸撰写财经评论。 现在,她用自己每天两篇的财经评论,发挥了一个博士的价值,这个价值可能要比在书斋中要大的多。所谓才情、所谓家国,他们往往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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