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购书日志

    在文化市场的收获是今年的一些自己手里还没有的《中国新闻周刊》以及《三联生活周刊》,以前少看三联的,但现在看来,三联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新闻,新闻周刊做的有些硬,而三联就比较有感觉。
    据说新生活最近又要改版,创刊来已经改了三次了,这次据说是要成小开本。本来不想说这个杂志了,还是忍不住说那么两句。现在杂志是个四不象,如果北京上海人喜欢,那么就把刊号拿到北京上海去做好了,现在又不是不允许,可是……
    在闽江路吃完饭,走到学苑书店,吼吼,还开着门呢,于是进去找了两本书,一本是《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博士学位。那个82岁娶28岁姑娘的名人说这本书,“《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具体如何,洒家看后再说。
    另一本是《大学人文》的第三辑,晚上回来翻翻还可以,没有仔细看,以前觉得怎么书的题字那么难看,现在知道了,原来是出自清园王元化老人手笔。
    想买祝勇主编《阅读》第三辑,可是没有,我在济南很久之前就发现了。伊沙最新的《无知者无耻》竟然也没有,绝望之,想读读伊沙畅快的文字了最近。
    本来想写评论的,现在看今晚太累,睡之。]]>

那些记忆中的乡村教师

    这期南方周末让我发现了他们以前的影子,我不知道这张报纸的这种风格是不是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坚持多久,但是我知道这份报纸曾经让我的大学生活感到温暖。
    这期的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乡村教师。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文章对于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来说比知道哪位富贵人家的故事要强的多,我们太关注那些有钱人了,而遗忘了其他的东西。就像这些年的我,不停的行走,但是不停的不知所措,需要的是什么,浮华还是声色?
    看这期报纸,我想起了那些我周围的乡村教师,甚至现在我的同学很多还是乡村教师,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好的孩子是考中专的,早点毕业,好赚钱养家,只有我这样的中流学生,才读高中,前途遥遥无期。
    然后我的初中同学毕业后就回到了我们当地的初中或者小学,开始每个月三四百元钱的乡村教师生活。
    但我现在想起的还不是他们,是南方周末所说的乡村代课教师。我成长的周围到处是他们啊,甚至可以说,我就是他们教大的,现在他们有的转正了,也就是成了公办教师,而有的还是民办教师,不过现在改名了,叫做代课教师,村子里还有他们的地,但是他们的工资少的可怜。
    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自然也在姥姥家上学,我上学的富官庄中心小学是当地最好的小学,当然初中也是。当时第一个老师姓张,现在还回家的时候还经常见面,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张老师的哥哥被炸断一条腿,于是正在高桥读高中的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老师写的毛笔字很漂亮,他专心的学过的,现在还是当地写书法最漂亮的人,当时就不停的教我们练字,从二年级开始,我就一直练书法的,只是后来不写了,否则我觉得写的还是应该不错。后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听说张老师考上了当地政府的公务员,到乡政府工作了。
    我们小学的教务处主任也是民办老师,姓高。当时记得有50多岁了,教地理,对我们极其严格,遇到什么不会的问题是要打手心的,后来我们小学没有毕业就去世了,听别的老师说,他得了癌症,当时一直没有和家里说,坚持给我们上课,那个时候他的工资低的可怜,也没有花钱去治,一直到去世。我记得当时我们下午放学的时候都是在那个有一个大土台子的操场前集合,土台子前面是两棵很粗的国槐,高老师要给我们讲话,让我们回家多做家务,但更多的是要做好作业。
    我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也是民办老师,因为我常年在外面上学,只见过几次,倒是常听家里人说起。我上初中的时候还和他的儿子在一个班,彼此关系也不错。后来据说是转正了,但是他的儿子没有考上高中,就回家下地干活了,今年秋天我回家上坟,见到了他儿子,都差点人不出来了,现在已经有了孩子,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了。我想找点话说,但总是找不到。
    家乡的民办教师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很有印象的没有多少了。南周说他们很清苦,可能现在是吧,但是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至少他们能干农活也不耽误教学,很多老师还让学生给他们家帮忙干活,我就曾经帮张老师家掰过玉米,我妹妹是在家上的学,给老师家帮忙干活就更多。但我还是很尊重那些在乡村教学的老师们,因为他们实在是清苦。
    现在已经很少回家了,乡村民办教师只成为了一种记忆。不知道他们过得还好不好。]]>

关于第十二届“山东省业余记者十佳”评选的事情

    呵呵,我哪里是在拆台啊,主要是上次的山东新闻奖评的实在太过分了,连校报网开通都成优秀新闻了,这不是胡扯吗?是校报界的新闻就这么恶心还是没有人,只能写出这样的稿子啊,所以我对评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但是眼观一路兄说了,去年的十佳记者评选还是公正的,那么但愿现在的也是吧。
    但山东业余记者的评选是不是带有和各宣传单位搞好关系的嫌疑,也很难说。但我希望不是这样。
   
    今年开始多年前的事情,先是考试,然后又给学生做班主任,所谓轮回不过如此吧。
    今年我带2个班,一个大三的化学院的,另外一个是化工学院的。要给他们开班会,化学院前段时间刚开了,今天下午给大一的学生开的班会。
    这次开了45分钟,比上次的时间长,给他们讲了外语学习、专业考试以及上网等,还给他们留了我的手机、电子信箱等。
    以前上学的时候徐老师给我们开会,看他讲那么多东西,觉得很简单,现在看来还真要下功夫了,以后还是多给他们开会吧,这年头除了做贪官容易,做什么也不容易啊。
    晚上王音老师请吃饭,明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在就业中心有个采访,本来报纸文化建设已经写了一半了,看来晚上加加班了。]]>

只要评职称就是一纸空文

    先说点其他的,出报纸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笑话,有一个稿子看见写《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说是郭敬明如何如何。但是2004年12 月 6 日的时候北京市一中院就判决认定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了庄羽《圈里圈外》,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判令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的出版发行,共同赔偿原告庄羽经济损失 20 万元,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向原告庄羽赔礼道歉,被告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停止销售《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
    再说想说的,今天的《人民日报》说是“教育部叫停高校滥出增刊、一号多刊等行为”,事是好事,但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问题,就象是报纸上的非法广告一样,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家在看待利润时,只要有100%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人世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于冒着上绞架的危险去冒险。当然了,我们不是资本家,但是这在利润面前能算什么呢?
    有人曾经跟我说,办本杂志吧,发论文的(当然是租用刊号),现在发论文收钱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花几百块钱发个论文,评上职称可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吧,于是一个愿打一个原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还有,有人在网上说优秀记者什么什么的评选的事情,有意思。]]>

观点错误,思想认识有问题被枪毙的稿子

    稿子的题目是《为老师们的QQ群叫好》,全文如下:
     据10月24日的《武汉晨报》说,现在武汉的不少高校教师为了让应届毕业生拿到第一手的人才招聘信息,纷纷建立班级QQ群,为学生及时提供就业信息,并在群里给学生的就业提供指导,以及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老师用上QQ群,听起来很新鲜,其实在笔者的采访中发现,我校的很多老师特别是辅导员老师也建立了自己班级的QQ群,班级里发生什么事情,以及需要讨论什么问题,都可以与老师进行交流,只是很少对外界公布而已。不公布的心态我想大致有两种,一是害怕别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二是不想让班级以外的人进入到里面去。其实,笔者导师认为只要对这种新型的交流方式和手段运用得当,大可不必对这种新型的师生交流方式持怀疑态度,相反老师们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很值得称道。
    随着网络的普及,恐怕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两种网络聊天工具,就连我在家从来没有上网的妹妹到了大学里第一件事就是申请了一个QQ号和我聊天。网络聊天的好处在于快捷、实用,同时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当面不好说或者是表达不明白的事情,可以通过书面语言很明确的表现出来,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但是有人说了,老师与学生网络交流很影响学生的学习,作为老师也不能为人师表,甚至影响到了教师的尊严等等。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但仔细分析一下是一点站不住脚的,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市长做客某某聊天室解答市民提问,某某明星与“粉丝”在聊天室交流,这些都得到了广大市民和“粉丝”们的欢迎,我们一直说高校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那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更应该走在社会的前沿啦。
    其实这也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而已,而这种交流手段有诸多交流的优势。首先这是一种联络方便的需要,也比其他联络方式更为经济实用。不只是就业这一点,其他方面比如教学,比如德育,比如青春期教育,等等都可以很方便的与学生交流。而这些事情的与学生交流正好适应网络的特性,试想现在学生有什么问题有几个好意思到老师的办公室里当着那么多其他老师的面说?而老师也不可能对学生一个个的交流,而在网络上就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跟老师单独说出来,让老师帮助解决自身的困惑,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育人方式吗?
     再者,现在我们经常提很多学生面对庞大的网络资源不去合理的利用,而是误入“邪途”,我们又常说“身教胜于言传”,老师们用实例对学生进行引导、示范,比讲一千次的道理,举一万个理由要强得多。
     其实无论是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BBS、还是博客等,都有着校园交流与现实交流所不具备的优势,用好这些手段,就是一笔又一笔巨大的教育财富。 作为教育本身是不能与现代化之间存在“隔膜感”的。教育也应该大步向前与时俱进寻找更时髦的手段。]]>

十年春鬓十年梦,一步樱花一步尘

    喜欢,没有办法,十年春鬓十年梦,一步樱花一步尘,和这张图片一样的喜欢。
    报纸出完了,当然是下一期,但依旧不是自己想要的,文字、版式以及内容都无比的粗糙,事情做事不如变化的快,这次悦读依旧没有能够出来,曲明的那个稿子没有上,虽然很久没有见他写怀旧的稿子了,怀旧是好事,这次版面弄的乌七八糟,很不如意,但是没有办法。
    人成长着就是梦想一个一个破灭的经历,一直想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份报纸或者杂志,但也一直没有实现,人可能都是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很悲哀,是吗?但很残酷。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抽了整整一盒烟了,5块钱没了。
    周末又要考试了,不想考,但还不是要复习?这几天的睡眠还是不好,不是晚上睡不着就是早上被吵醒。有的时候想拨个电话,但还都是关机。想写东西的时候却有点睡意,是不是很贱?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安静的看一本书了,甚至一个完整的时间都没有。就是在出报纸的时候还有学生给我电话,说是女生节什么的要我去给他们拍照,我没有答应,这是第一次拒绝学生,实在是没有心情了,天天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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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是一种趣味

    回来的时候想了个句子,叫“半世飘零一襟风月”但还没有下句,谁知道,请告诉我。
    闲话少说,明天报纸出《悦读》第一期了,写了个前言,放上来。叫做,悦读是一种趣味:
     因为版面等原因,很久没有做“悦读”了,期间有不少朋友询问,其实,作为“悦读”本身来说,并不是定期的专题,有则出,无则不出。
    其间,我参加过多次青岛文化圈子的聚会,谈及时下阅读状态,朋友们无不说,大学期间是培养阅读兴趣的最好时机,等毕业后尘世碌碌,想读书作文,恐怕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教思想政治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趁着大学多读书,否则,大学没有能力读完的书,恐怕这一辈子你也别想读完了。当时觉得,可能这只是老师故作惊人之语,没有想到毕业后的种种经历却为他言中,不由感慨良多。所以时下长于上网游戏及逛街的同学不妨拿些时间来读些书吧,免得到时后悔。
     有人说,理工科的学生不需要读多少书,其实大错。读书原非工具,并没有谁需要读,谁不需要读这一说,读书只是一种趣味而已。恰恰有时相反,许多理工科的学生读书远远的超过文科,文章写的也比文科学生好,所以,专业不是借口,找借口麻烦找点别的吧。
     时间和心情也不是借口,舒芜先生在《文革中读列宁》中回忆,他在文革之中,无事可做,“以待罪之身,只能小心翼翼地埋头读书”,如是说来,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文革还有其风雅的一面,还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以及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再笔》也是在此间完成。丰子恺更是在凌晨秘密写作,书中没有时代的疯狂喧嚣,反而崇尚自然、温和含蓄记录下内心真实的声音。
     阅读是最不受制约的活动,具象的头颅和隐形的思想,是其庇护之所,由于它的存在,头脑受到尊重,智慧也不再多余和卑微。
     于是,鉴于目前出版物的生硬和面目可憎,在主编先生的支持之下,每月用一个版面的时间,推出阅读专刊,因为力求文字的生动以及有所思考,故名之为“悦读”。诸君如有文章,尽可砸来,编者当一一回复,发表其次,交流第一。
     是为前言。]]>

写完巴金的稿子,附巴金年谱

    本来1000字的稿子到了1500字,用叙述的方式把自己的博客修改了。
    其实巴金先生去世后很多东西不好说,也没有办法说,比如巴金在文革比如巴金去世的具体时间,牵涉到的事情太多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在一种调子下进行的。我的也几乎是。冉云飞提出了很多说法,有他的道理,十年砍柴写了一首打油诗,“巴老已乘神舟去,神州空余家春秋。早岁高呼自由魂,晚年徒受长寿羞。文革馆舍成残梦,儒士首座为谁留?地下若逢毛太祖,临表谢罪愁愁愁!”
     我现在甚至想,其实作为一个人就是要有争论的,不能定一个调子,然后让你跳舞,事实就是如此,只不过有的声音大一点而已。不存在争议或者相反的观点那才是不正常的。鲁迅是、胡适是,当然,巴金也是。
    稿子是给《半岛新生活》的,下期刊出。
    《那个叫巴金的老人带走一个时代》
    其实那天晚上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在一个群里朋友最先这样说,接着他引来了大家的漫骂,接着他给出了新华社的网址,消息是快讯,只有一句话,但已经预告了人们一种心情的开始。
    这次巴金真的走了,此前就已经有了各种传言,但只是传言。
    接着在那个群里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是怀念。
    再后来就见到了各地媒体以及作家们的怀念,新浪搜狐等网站都制作了专题的网页,虽然大家还都沉浸在神六升天后的喜悦里,首页只有一个小小的链接,但怀念的人们还是把某个网站的的留言在几分钟之内刷到了30页。随后《新京报》、《南方周末》《晶报》、《南方都市报》这些传统的媒体都开始有了专刊,巴老出生地的成都,当地的晚报出了100版,这种纪念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了。
    于是我知道,虽然在今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名人的死亡,但这次的怀念最为真切。
    我至今还记得,大约是在7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一个人穿过那个县城寒冷的街道,从新华书店买回一套《家》、《春》、《秋》,我还记得,那个回学校的下午,路上是昏黄灯光里斑驳的树影,而我骑着一辆从同学走读同学那里借来的破旧的自行车,那天我飞快的穿过那个城市满是羊肉串味道的电影院回到学校,车筐里巴金的书让我觉得,我和那个城市的人有些不同。
    那个冬天,我19岁。而19岁的巴金正在从四川老家公馆里出走的路上,一直到了1927年,他来到巴黎寻求救赎之路,在拉丁区一个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带着寂寞与痛苦完成了《灭亡》,从此走上文学之路。第二年巴金回国,从此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其中“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于是巴金开始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看待,后来一直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各种头衔。
    在各种头衔之后,我们不知道巴金其实还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和一位热血青年,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实巴金最初是作为一个杂志出版人出现的,在他18岁的时候就参与编辑了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多种杂志,这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影响他成长的那些叫做《 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杂志,还有那些被叫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革命家,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作家。
    或者说,巴金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的作家,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已,或者是那句话最贴切,“他就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因为他敢于说真话。我甚至能想象的出,写《随想录》作这本书的时候,老人是多么的痛苦和沉静,在那个纷纷逃避过去的日子里,在一直到现在作家名流们在纷纷顾左右而言他,或将一切归到一个叫做“时代”的名词的时候。他却说,“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于是从1978年写下的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他用四十万字的白纸黑字记录这个民族的噩梦。这让我知道即使没有以前的《家》、《春》、《秋》以及《雾》、《雨》、《电》,仅凭一部《随想录》,巴金也是伟大的,这种伟大足以让我们永远怀念。
    于是,因为有了巴金的文字,让我们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我们不再羞愧难当。他说真话的力量让20世纪的精神史不是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虽然有些时候老人的努力被当作多余。
    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被称作是世纪良心的老人永远的去了,他再也不会用蘸满爱与良知的笔来为读者写文章了,他再也看不到众生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他真实、简单、始终表达着的良心也永远的去了。
    作为那个时代最后的一位老人,我知道在他101岁的时候,在一转身间,他带走了一个时代。]]>

原本我以为这期南周做的是巴金的专题

    看南周张英的博客,说是这个周四也就是今天,值得期待,于是今天早上采访回来就去买了一份,一看不是,还是做飞天更多一些,巴金只是3个版。
    擅长出特刊的南周都没有为敢说真话的巴金来出一个特刊的话,那么巴金是很难享受到特刊或者是号外的待遇了,最多的是《成都晚报》,他们出了100个版,这是因为巴金生在成都,因为这个这份报纸也值得尊敬了。
    目前我说知道的只有如下报纸为巴金出了专版《成都晚报》、《晶报》、《新京报》、《南方周末》……
    其实按照巴金的级别以及影响,南周一样的报纸,如果出一个完整的纪念特刊,就如同朱鎔基离任时候的特刊以及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所做的特刊一样,是十分有意义并且也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同时我想发行、广告等也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害怕有关部门为巴金的纪念定了调子,这是很头疼的事情。
    要是巴金的专题做的话怎么做呢?生平、当事人的回忆还有纪念文章以及作品评论?有些俗了。找些新的角度吧,比如新生活这一次做就打算做巴金和青岛的相关故事,其实这虽然有点牵强,但还算本地化一点,但要策划专期的话可以找我啊,我保证做的漂亮。可惜我们报纸不做,甚至连相关文字都没有,前几天领导说了,咱们又不是文化类报纸,是不是有些无奈?
    昨天晚上在宿舍看香港《文汇报》,内地很少见这样的报纸了,很有意思,同样是中文,无论是版式还是内容上出来竟然不是一个效果,甚至封面都是一个大的广告,可能内地报纸如果谁家的封面是如此大的广告的话,可能会被骂死的,穷疯了,而在香港的很多报纸都是这样。还有他们的图片拍的也很到位,没有特意的追求什么,很有冲击力。
    关于离开还是留守以及鸡肋还是肥肉一直是一个话题,现在以及在机会到来之前我不想思考,做好当下的,坦然一些,这很重要,同时我不说话,当然也很讨厌别人说话。

后来见到记者张英的原文,附下
陈丹晨谈巴金:一个真实的巴金
 
本报记者   张英
 
陈丹晨,曾任《中国文学》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总编辑,巴金研究专家,主要著作《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出版以后,在文坛引起极大反响。
在不同的时期内,陈丹晨曾经与巴金有过两次长时间的谈话。第一次是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巴金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陈丹晨和巴老女儿李小林朝夕相伴,相处18天。另一次是在1993年,病中的巴金赴杭州养病,陈丹晨陪在他身边达12天。
李小林称陈丹晨是“爸爸的小朋友”,认为他是近年与巴金相处时间、交谈时间最长的人。难能可贵的是,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和作为巴金研究专家,在与巴金进行谈话时,陈丹晨使用了录音机和笔记本,忠实记录了一个真实的巴金。
“当时我怕他身体不好,每天只聊一个小时左右,是很随便地谈天。这些内容我都整理出来了,有的已经写进我的书里,有的东西还不适宜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丹晨回忆说。
 
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意
 
记者:一个真实的巴金是什么样的?我们想了解巴老真实的一面,这对了解巴老是很有好处的,会使许多误解得不到澄清。
陈丹晨:对,现在对巴老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总的说来,还是很含糊的。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没有经历文革、49年以后不在大陆生活的人,他们没有这种经验和体会。八、九十年代我去海外,碰到一些海外华人,他们问:共产党在文革中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你们为什么没有怨言?或者说为什么那么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像一些元帅比如陈毅等,在国民党前不愧为英雄,但在毛泽东面前却为什么不反抗,总是不断检讨自己?
我们的知识分子,早期有像鲁迅那样在刺刀下写作的人,现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反抗?这些问题离开了具体的环境就无法解答。巴老的问题也是一样,也有历史环境的因素,一些不懂这个因素的人就不理解。
另外一个是巴老自己的原因,他晚年的思想很多已经体现在《随想录》中。很多人没有看或者没有仔细看这本书。一些人稀里糊涂地去参加研讨会,没有看原著,也能讲上半个小时。他不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写一部文革通史或者理论著作,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文学家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提出并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如反思文学、自我拷问等。如果一个作家能做好其中一件事已经不简单。
像自我拷问,比如余秋雨,如果他是个普通人,这个问题就不值得谈。很多人都曾指出,忏悔不是共产党要求写自我检讨,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忏悔出自自我内心的需要,是在道德层面上的。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以前写了不好的文章,内心也会感到需要忏悔,但是他不说出来也可以,没有人强迫他,活着说美人会注意;但是余秋雨不同,他名声太大,算是个历史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点一滴都会受到关注。
现在没有几个人在做真正的忏悔。我们说日本人赖账、不承认历史,但中国人自己有做过多少事?现在都不谈了。
记者:很多人对他的作品评价不高,解放以后,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聊过关于创作的问题吗?
陈丹晨:有。他在杭州谈到:解放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但是没写出来。巴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除了写作,不会做别的。他不写就心里不踏实,因为老开会,写不出东西来。有的作家开会开入迷了也有,他们就再也写不出来了。也有的本身就没有什么成就,混混而已。
巴金对写作是很痴情的。年轻时可以一个跑到一家偏僻的旅店就着煤油灯用毛笔写作,可以不要稿费,完全是旧式文人的痴情。他的14卷文集12卷写于49年以前。49年以后则进入创作的停滞期,只有一些散文和应景性文字,像纪念国庆节之类的,有几年甚至是空白的。其实他在解放前就有了构思,想写从家里出来后进入社会这一段,但是他后来被划为右派,更加无从下手,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构思。因此他说:50年代以来我一直想写,但是不敢写,不知道怎么写。
记者:是写出来发表不了呢?还是怕发表后受批判?
陈丹晨:两个都有。如果放开地写,就可能发表不了或者受批判。巴老在1949年以后一直受批评,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当时丁玲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北京文学青年的座谈会上就说:巴金的书看似革命,其实是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你们还是应该看新文艺。后来上面针对他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无政府主义。
1946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见到巴金时说:我知道,你曾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我年轻时也相信过。后来有人就说,毛主席曾关心过你这个问题,你现在要不要批判无政府主义?也是因为巴老的影响太大,他的作品在解放后还很受欢迎,于是人们就特别注意他。用过去的话说是给他的作品消毒,用正面的话说,是怎样引导青年正确地阅读他的作品,就这么一个问题。解放后他的书除了《家》《春》《秋》外基本上都没有出版。
丁玲和其他几个人安排他到农村改造。冯雪峰为完成任务写了一篇文章,对他既有肯定又有批判。这时情况还好。到了1958年姚文元等几个在《文学青年》等一些青年刊物上围攻他,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这还不是周扬等主流攻击他,而是姚文元等左派容不下他。周扬来因为他的影响大,还是希望能团结他的。1958年以后整个政府走上了极端的道路,直到1962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然后样板戏之类的出来了,一直到文革。在这种环境下,巴金没敢写什么东西。
记者:在文革结束后巴金、曹禺都想写小说,但为什么都没写?
陈丹晨:文革以后,很多老作家受了很多苦,但是没写出什么东西来。原因很多,一个是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如以前;另一个是老作家不像年轻时那么敢闯,很多禁区不敢进去。也有的写了,像艾芜写了一个长篇,沙汀有一些中篇,但影响不如年轻时候。
巴金曾想以萧姗为题材写一部小说,题目叫《一双美丽的眼睛》。但据他自己说,开头了几千字,不满意,撕了。80年代又想写,但他说:不着急,慢慢写,现在写了,又发表不了。他是想把自己的思想、认识全都写出来。60年代他到成都住了三年,成都市长提供很好的环境,他写了很多抗美援朝的小说。他在那时也一直想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他有这个想法,想跟他订合同。他说,等我写好了再给你,定了合同,我怕没办法兑现。后来这就成了一个没有实现的夙愿。
巴金虽然没有写出小说,但有《随想录》,也有点安慰。他对读者的冲击有两次,一次是三、四十年代的小说,一次是八十年代的《随想录》,都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很大影响。但一个问题是,《随想录》是在香港陆续把表的,真正造成影响是在86年全部写完以后。他的意义在于促使了全民族的反思。
在创作上巴金对自己不满意,说自己没什么成功的辉煌。在校对全集时说:我觉得可以砍掉一半,一半还可以,一半是不怎样的。1993年他曾对我说:我有感情要泻,有话要说,但是生活不能自理,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很苦恼。
在给一个小学生的回信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我今年87岁,今天我回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上成功,我就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走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
 
不想当官却当了官
 
记者:说说巴老复出参加那次文代会的情况吧。
陈丹晨:1978年文联恢复活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控诉四人帮,并决定恢复文联、作协和《文艺报》。1979年文学艺术界代表召开文代会,同时各界代表也召开会议。
1984年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巴老没参加,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是由我起草的。1978年那次会议没有引起很大影响,我也不太了解,不敢乱说。1979年的会议是在1978年的基础上召开的,谈了很多创作问题,巴老提出了“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在那次讲话中,关于宪法、创作等问题都谈到了,但是大家都很赞同巴老的意见,因此他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引起麻烦的是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文坛上第一次反自由化,批《苦恋》。但这个苗头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赵丹去世前在医院里讲了一段话,其中有两句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巴老就这句话进行发挥,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说:我埋在心里很久的话,赵丹把它说出来了,我很同意。当时很多报纸批判赵丹的话是反党言论。不久另一个著名演员金山去世,他在临死前表达了对党的忠诚。两人的追悼会规模由此又有很多差异。巴老对这次风波发表了一些言论。
记者:很多人对他当官有看法,他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陈丹晨:我个人认为,当官对他没什么好处。他不愿意也不需要这个政治身份。他健康状态不好,在100岁时还让他做主席,老百姓自然有议论,这是很正常的。
巴老在当作协主席时对我说:“我不想当主席,我当个会员就可以。”巴老不愿做官,一个原因是他对写作的那种旧式文人的痴迷,另一个是他年轻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对其有过研究,这在他心里是扎了根的,但他同时又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不至于让他的无政府主义超越道德法律。他的小说中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自我约束是很严格的。
巴老在上海文联时在给别人的信里也说,上海的事我完全不管了,又只有几个头头来坐坐,只有开会的时候叫他去一下。1983年他当了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他的腿摔伤了,就没去过北京。他当了政协主席就一直没有去北京开过会。
1984年春天去了东京,日本的井上靖来了三次请他。那年秋天在香港的时候,巴老对我说,明年去一次北京,去与叶圣陶等北京的老朋友告别。之后他就再也没去过北京。后来政协有一次开会,巴老不愿去,那次会议就在上海开了,他倒也不好说什么。
记者:为建“文革”博物馆,巴老上书胡耀邦的事您了解吗?
陈丹晨:不,那次巴老是为了文学馆的事 ,文学馆与文革博物馆不是同时提出的。1978年巴老在香港《大公报》上陆续发表《随想录》,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修建文学馆的事。他一方面有感于文革对作家的破害,许多珍贵的书籍、文稿、手迹都遗失了;另一方面是1979年他曾到法国、日本,看见两国对汉文化的保护非常得力,深为震撼;尤其是在日本,他看到一座非政府出资修建的近代文学馆,很是羡慕。
回国后巴老就觉得中国也应该有一座文学馆,当时他并不要求依赖政府,而由作家自己出资修建。这种思想后来就写到了文章里。这个建议由作协的孔罗深传达给茅盾等作家,受到海内外作家的热烈回应。但是修建文学馆需要有房子,而当时房子都是公家的,就这事1983年他跟胡乔木接触过。1981年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并请他吃饭,可能巴老也当面向胡耀邦反映过文学馆的事。但是说他为两馆上书胡耀邦,我没有印象。
记者:巴老建设“文革”博物馆是基于什么想法?在什么时候下提出来的?
陈丹晨:建设“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要比建设现代文学馆的建议晚得多,大概是在写《随想录》第四卷的时候。这也涉及到他对文革的态度。巴老一直坚持反思文革,抓住不放文革不放,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痛定思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步一步地认识文革的。最早他认识到四人帮对全国人民的迫害;随后他又认识到文革决不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比如他问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做什么?最后他由反思文革再到反思自己。解放初的时候,巴老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参观了奥茨威集中营纪念馆和别的一些地方,这次参观给他很大的震撼。德国人把集中营改为纪念馆以警戒后人,说明他们对历史采取一种正视的态度,那么他就问,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正视我们的历史,以免重蹈历史的悲剧?
同样的思想他后来写过几篇文章,一篇是1996年的《纪念》,提出为什么现在没人来记念文革?文革博物馆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忌讳,也没有很大反响。有人在文章中略微提一笔,表示赞同。专门的文章是没有的。官方也没有任何的回应。有人说,文革博物馆应该是文学馆的一部分,搞好文学馆就可以了。巴老自己也没有像筹建文学馆那样马上付诸行动,只是在文章中提到好几次。
但是有些人反对这么做。1980年代初有文件提到要少写文革,少写阴暗面,多写光明面,1949年以来歌德——也就是歌功颂德——与暴露的论争再一次热起来。
《新民晚报》的记者受巴老的启发,开了一个专栏,叫《文革轶事》,目的是为了教育一些文革盲。巴老应邀请写了一篇300字的短文《没有神》。文章发表后,这个专栏就被上面停办。这事也说明当时有些人不愿意讲文革。巴老自己也有亲身体会。1981年还是1982 年他的一篇关于鲁迅精神的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这份报纸是我们这边政治机构办的,把巴老文章中关于文革的话全部删掉。巴老很愤怒,质责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一个老作家。后来事情反映到上面,他们向巴老道了歉,说,你们要改巴老的文章,也应该先和他打个招呼。最后就这么和稀泥过去了。巴老坚持讲文革招到左派的不满。
1986年年底,在中央党校会议上,上海和北京的宣传部门领导先是不点名、是点名地批评巴老,这种事在整个80年代就没有停过。80年代是非常不平静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充满了斗争。有些人不理解巴老为什么老提到文革,也有些人觉得他讲得不深。巴老提出了讲真话的观点,他以此为题的文章就有7篇,有一个集子就叫《真话集》。在一封信里他说:我这几年浪费了很多时间,我感到很痛心,但值得安慰的是,我提出了讲真话。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南方有个林先生说巴老的这个命题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水平,但是巴老为这个命题却遭受了各种打击。直到1991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讲真话》,说,讲真话也要看是谁的真话,、哪个阶级的真话,我们要将的是真理,而不是真话。这篇文章完全是屁话。在造假成风的今天,讲真话不仅仅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修养,也是一个国民性问题。巴老不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解析了精神文化某一方面,一个普遍的国民心理问题。
记者:文艺界应该“无为而治”是胡耀邦的观点吗?
陈丹晨:是陈毅在1962年在广州提出的。1958年搞大跃进,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62年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经济和文化艺术都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作报告。陈毅的报告中提到要尊重知识分子,评判了一些干部什么都不懂还什么都要管,还不如让知识分子自己去搞,无为而治。
这个报告在1979年 的《文艺报》上首次全文发表,成为批判四人帮的武器。巴老很赞成这个文章,当时赵丹等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深感文学艺术被管得太严。胡乔木却提倡有为而治。
巴老和胡乔木关系很好,但是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例如这个无为而治,他们当面争执过,写信也讨论过。胡乔木甚至连评判带劝要他放弃这个观点,但巴老说,就让我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观点吧。胡乔木很不高兴,这个小插曲影响到政协的选举。因为是上面的事,具体的细节我也不了解。
过去作协的党总书记冯牧是当时的《文艺报》主编,不让我发表一篇关于巴老的文章,他也承认,我的文章只是介绍性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胡乔木刚找过他们谈话,说如果要推荐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们宁可推荐艾青、沈从文,也不推荐巴老。冯牧还说,有些话不能对我讲。
我觉得当时情况好像很严重,但胡乔木具体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冯牧还说,在选举政协副主席时,胡乔木也反对巴老,尤其反对他以文艺界人士当选,理由可能还是上面那些,也就是跟党的意见不一致。后来胡耀邦任总书记,比较支持巴老,在双方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他提出听听上海市委的意见。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还是在政治上肯定了巴老。这样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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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巴金的老人带走了一个时代

    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在一个群里朋友最先这样说,接着他引来了大家的漫骂,接着他给出了新华社的网址,接着大家知道了这个信息的准确,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是怀念。
     在今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名人的死亡,但这次的怀念最为真切。
     那个远走的老人叫做巴金。
    我至今还记得,大约是在7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一个人穿过那个县城寒冷的街道,从新华书店买回一套家春秋,我还记得,那个回学校的下午,路上是昏黄灯光里斑驳的树影,而我骑着一辆从同学走读同学那里借来的破旧的自行车,那天我飞快的穿过那个城市满是羊肉串味道的电影院回到学校,车筐里巴金的书让我觉得,我和那个城市的人不同。
     我的同学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买正版的书,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费每天只有4块钱,可是很多人都买了这套书。后来我读大学,从家里走的时候带到学校的书只有2本,另一本的作者是李敖。
     而现在,我知道那个被称为知识分子良心的老人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还知道,再也没有人会象他那样说真话,更不会写一本叫《随想录》的书,向读者解剖自己。我甚至能想象的出,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老人是多么的痛苦和沉静,在那个纷纷逃避过去的日子里,他却说,“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于是从1978年写下的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他用四十万字的白纸黑字记录这个民族的噩梦。这让我知道即使没有以前的家春秋以及雾雨电,巴金仅凭一部《随想录》,他也是伟大的,这种伟大足以让我们永远怀念。
     因为有了巴金的文字,让我们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我们不再羞愧难当。他说真话的力量让20世纪的精神史不是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虽然有些时候老人的努力被当作多余。
     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被称作是世纪良心的老人永远的去了,他再也不会用蘸满爱与良知的笔来为读者写文章了,他再也看不到众生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他真实、简单、始终表达着的良心也永远的去了。
    作为那个时代最后的一位老人,我知道在他101岁的时候,在一转身间,他带走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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